鄭揚宜（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我們是工匠，我們都很美麗，我們很特別。」

「我們生活在這個瘋狂世界，你們不了解我，沒關係，我也不了解你們。」

「有些人說法語，有些人說英語，有些人不說話，但沒關係，我們彼此了解。」

《匠心》（The Artisans），是一部由加拿大導演丹尼爾萊傑（Daniel Léger），於2018年所出品的紀錄片。

https://www.nfb.ca/film/artisans/

這些令人心疼又莞爾的話語，則是讓（Jean）在影片中所自述的心情。而對於他所從事的工作，主要是資源回收分類，他則這麼認為：

「人們製造垃圾，我們回收，有我們真好。」

「我們在拯救地球，保護環境。」

讓，是一位在加拿大新布倫瑞克省（New Brunswick, NB）門勒姆庫克（Memramcook）工匠工作室（The Artisan Workshop）工作的男性智能障礙者，年紀大約50多歲，個性開朗健談，也是影片的主要敘事者。而充滿歡笑的工匠工作室，則是《匠心》拍攝的主要場景。

隨著讓第一人稱的眼光和描述，我們走進了工作室，看見了許多專注於工作的「工匠們」（智能障礙者）。某些工匠認真撕掉瓶罐的標籤，有的工匠則是忙著分類紙張，一位工匠總是舞動身體拖地，更多工匠則是有默契的合作分工。

然而，和一般工作場合不同的是，工作室的氣氛不只融洽，也經常呈現出歡樂的時刻。不只讓常用輕快的語氣「現場直播」，一對時刻攜手同伴的女朋友，常開心的說她們是B-F-F（Best Friend Forever），還有老是捉弄工作夥伴的調皮鬼，以及被捉弄後總是不生氣的老實人。

當然，工作室少不了彼此的支持與關心。情感單純又充沛的工匠們，總是可以高度同理身體不適的同事；某些靦腆的男性工匠，也能自然而然流露對女性工匠的喜愛。工匠們有著和我們一樣的情緒，卻能夠更為直接的表達。

透過這些日常畫面，《匠心》傳達出工作室之於工匠的意義。我們不僅生活在講求速度與效率的時代，也生活在充滿符號象徵的時代。也就是說，工作的重要性，不只是為了維持生存必須而付出的勞動，更是一個人生活價值的呈現。

所以，失業不僅代表失去經濟收入，彷彿人的一切價值瞬間歸零。從這個角度而言，也可以了解為什麼在過去幾個世紀當中，流浪漢（某個意義上的失業者）、障礙者與罪犯，不是被社會流放就是被機構隔離。

因此，工作室所提供的工作，無論是手作木工、創作裝飾品，或是資源回收，即便只有小部分產值，卻足以為工匠們創造價值。重要的是，工匠們並不是被動的接受這份工作，而是樂於從事這份工作，並且專注的投身於這份工作。在勞動、需求與被需求中所產生的自信，使得讓不自覺地這樣表示：

「四季更換，時間過得很快，但我沒要退休。」

是阿，誰想從能夠展現自我價值的地方離開呢？特別是對這群能夠藉此獲得寶貴友誼的工匠們來說。

《匠心》的觀影經驗無疑是愉快、溫馨與感動的，一切的美好都是那麼美好。就算工匠們也因為思念親人，以及送別陪伴的機構員工而傷感，但若是有個稱之為烏托邦的地方存在，那麼工作室將毫無懸念的膺此美譽。

然而，如果我們暫時把目光從影片中的場所移開，對照工作室（也就是庇護工場sheltered workshop）的演變歷程，將會得到不同的觀影角度。

《匠心》所拍攝的地方，是由1978年成立的「新布倫瑞克支持與服務就業協會」（N.B. Association for Supported Services and Employment, NBASSE）所整合的單位，為智能障礙人士提供日間服務與就業支持。同時所有相關的NGO機構，都是在該省社會發展部的適應標準下提供服務。

從這樣的組織結構裡，可以分成幾個層面來理解庇護工廠在加拿大的訊息。特別是在工業社會當中，人們對於無所事事會感到莫名恐懼，除了因為沒有產值以至於失去價值之外，沒有辦法在分類明確的現代社會獲得清晰的「位置」，以致於破壞了人們對於穩定與安全的想像。

人不能沒有工作。

但這樣一來，身心障礙者能夠就業嗎？除了因為強調工作對於障礙者的復健，也就是把工作當成治療效果之外，怎樣讓障礙者能夠投入勞動市場，就成了設置庇護工場的原因。

在加拿大，1960和1970年代初期所形成的庇護工場，主要服務後天傷害造成的肢體障礙者，為未來回到就業市場提供過渡性質的職業訓練。然而1970年代的去機構化運動興起之後，庇護工場成為大量智能障礙者回到社區時的過渡手段。從此以後，智障者就成為庇護工場的主要服務對象。

雖然庇護工場發揮了重要的安置與轉銜功能，然而卻也衍生了至今仍有爭議的問題。許多智能障礙者在這些工作室一待就是數十年，這個現象被相關權利推動組織批評，「這些被稱之為職業培訓的方案或機構，如果你在那裏已有10年，那就不是訓練。」巧合的是，《匠心》其中一幕似乎也印證了這樣的說法。

影片中不時出現工作室員工的身影，他們陪伴工匠、協助工匠，也教導工匠。由於員工都對工匠們都很好，「所以我們接納他們。」讓一派輕鬆又一本正經地這樣說，但這似乎是個足堪玩味的說法。

一方面，這可以解讀成工匠們的自信，俏皮的擾動或重塑機構裏的權力關係；但另一方面，更可能是讓和其他工匠，真的相當長期待在工作室，看著來來去去、入職又離職的工作人員時，他們儼然才是工作室的「主人」。

於是原本為了協助智能障礙者融入社區的機構，竟又成為另一種隔離的機構。

主因除了主流社會的就業要求不斷提高之外，庇護工場產業化也是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加拿大的庇護工場在1980年代之後逐漸成熟，但隨即因為大量出現的相關機構，而出現一波將其從成本昂貴、非生產性的社會福利機制，轉變為足夠強大、能夠自我維持的非營利企業。

在這樣的轉變當中，許多庇護工場與政府合作，設法簽訂某些合約並引進資源回收項目，作為維持運作的重要手段。以加拿大庇護工場最多的安大略省（Ontario）而言，其庇護工場不受《就業標準法》的約束，不必支付最低工資以及加班等費用，因此每天在生產線上工作的智能障礙者，只能領取遠低於最低工資的津貼。

但是獲得與其他工作相近的待遇，也會是智能障礙者的期望。

「我真的很喜歡錢。」影片中一位女性工匠這樣說。

有鑑於此，安大略省於2018年刪除了這條豁免項目，其庇護工場從2019年起，都必須提供與其他職業相同的每小時15美元。然而這項想要公平對待智能障礙者，使其真正融入社會的修改，卻產生了意想不到後果（或者也是意料之中）—多數庇護工場不敷成本而關閉營運，智能障礙者進不了主流職場，又回不去庇護工廠，於是他們真正的失業了。

從加拿大庇護工場近年來的爭議，回顧《匠心》所呈現的理想境界，就會發現無論是工作之於智能障礙者，或是庇護工場之於市場制度，都不會只有理所當然的感動，而是工作價值、勞動權益與學習發展能力等因素的折衝與競合。

安大略修法的風波至今仍在延續，感動於《匠心》之餘，也許理解更多關於支撐障礙者權益的條件變化，才更能夠使讓的這句話有機會得以實現吧：

「有人批評我們，我不怪他們，他們不懂，我們是上帝的禮物。」

圖說：

Irene Rice Pereira. (1941) “White Lines.” ∕擁有者：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公開版權。CC0 1.0 Universal (CC0 1.0) Public Domain Dedication。

圖片來源：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88142

圖說：以鳥瞰的方式紀錄庇護工場的工匠們。

匠心預告片：https://vimeo.com/294413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