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滯留島舞蹈劇場二個演前觸覺導聆為例

文：許家峰(視障藝術家、高師大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研究生)

關鍵字：滯留島舞蹈劇場、演前觸覺導聆、口述舞蹈、文化平權

文化平權在南方

這幾年因文化平權意識抬頭，口述服務的提供讓視障觀眾有了一項觀賞舞作的管道，然而，我個人認為，僅透過語言的描述仍不足支撐動態的身體表現，它需要從舞蹈作品中提拉觸覺元素，透過一些體感活動，強化語言中的身體感官知覺，於是近年些許有提供口述服務的場館或團隊，部分場次會安排演前觸覺導聆規畫。

然而，過去有十餘年的時間，我在北部從事藝文相關工作，也因為中途障礙身份參與了不少文化平權的活動。幾年前再回到自己的故鄉高雄後才發現除了台北兩廳院、台中歌劇院、高雄衛武營等三處國家級的表演藝術中心，在階段性規畫與有限經費的支持下，三處場館在推動共融服務也各有不同的進度。再回到團隊推動相關支持性的共融服務方面，目前也僅台北數個表演藝術團隊持續或斷續的推動口述表演場次。

筆者於2019年的國家兩廳院的文化年會中，認識了「滯留島舞蹈劇場」的編舞家張忠安、舞團經理蕭淑琳，在這次的交流下，得知團隊有心想投入口述服務領域，只是礙於資源與經費的不足，尚在尋找可能的合作機會。當下我也向團隊提出自主培力口述人才的可能性，再後來團隊也有與地方社服單位在共製節目中邀請經驗豐富的口述講者加入，以及這二年進駐台江文化中心時期推動精彩的共融藝術活動，培力身障創作與口述表演等各式工作坊課程，每一步的堅持，在在証明滯留島這些年來投入共融議題的專注與異身體共創能力，個人覺得團隊所展現的創作與共融精神，讓文化平權的實踐得以在南部開花結果。

所以本篇以滯留島舞蹈劇場的《浮游體》、《冰河時期》兩齣舞作為書寫的重點，透過這幾年對該團隊的觀察與參與其他舞蹈節目之口述服務、觸覺導聆的經驗整合，提出一個好的演前觸覺導聆，不僅可以提供視障觀眾一項可被觸動的感官路徑，同時延展聽覺中的觸感，這份被開啟的身體經驗無疑強化視障觀眾的想像畫面的構成，在配合口述服務的提供，使觀賞的當下更快擷取到台上台下的共感連覺。

語言、觸覺到動態畫面的構成

在失去視力後我發現好像又可以看見一切，那種藉由非視覺外的感官知覺所重構而成的世間百態。然而每當我細細推究時又會發現與我所想／看的結果總有些許差異或者有難以言明的感覺，以視覺導向的展演空間裡，整個觀看經驗關乎著「視域」（horizon），也就是說，的確我無法藉由肉眼觀看眼前的作品，但經由口述、現場身體感官引導、生命經驗與知識性補充等，這些綜合的感知經驗、關係連結，促成腦海裡一幕幕的視覺畫面。

當我們面對動態的舞蹈作品時，明眼觀眾可透過眼睛快速的切換觀看的範圍，可以一目了然的全景視野，也可以隨表演過程，依自己對動作畫面的喜好，恣意的縮放觀看的視角；而視障觀眾僅仍藉由單一的聆聽口述語言，在有限的時間與文字的堆砌下顯影，在這樣單一侷限的聽覺接收過程，容易因對文字語言或舞蹈術語的不了解而造成誤讀，也因這份誤讀，讓視障觀眾產生視覺生成的誤判，進而在觀賞作品時，腦海的畫面生成容易有斷裂感或不確定性。

的確，口述服務的提供，讓視障觀眾藉由聆聽的過程中，在腦海產生一連串的動態畫面，然而文字既能建構明確的動作表現，同時也容易被誤讀這份結構，而演前觸覺導聆的安排，它提供聽覺外的觸覺延伸，藉由適宜的觸覺體驗，

引導與創造「身體感經驗」（bodily sensory experience），提拉感覺的形象，這些身體經驗的累積，將隨著口述的過程強化語言中的感官聚合。

然而什麼是「演前觸覺導聆」？就是依作品所延伸出的面向，透過「講述內容」、「觸摸物件」、「肢體操演」等各種感官知覺所發展出的體驗輔俱或活動，讓視障者或有需要的觀眾有機會進一步理解該作品的製作，提供觀者與作品間不同層次的感官連結。

在《眼與心：身體現像學大師梅洛龐蒂的最後書寫》一書中提到:

「當能看與所見之間，在能觸與所觸之間，在一眼與另一眼之間，在手與手之間，某種交融發生，人的身體就出現了；當感覺者一被感覺者之間的火星點燃，人的身體就出現了；當這把不會停止燃燒的火，讓身體鬆脫出任何偶然都無法達成的偶然之舉，人的身體就出現了……」。就個人經驗而言，在失去視力的狀態下，視障者可藉由非視覺的感官之引導與組成，形成觀看舞蹈的二種連結，一是口述舞蹈文本的撰寫與講述，創造出一個個畫面的生成，提供視障觀眾一條內在顯影的觀看路徑；二是演前觸覺導聆的施行，透過觸摸舞台裝置、服裝道具等，確立其存在性，也藉由舞者部分或局部的動作，強化後續聆聽舞蹈時的身體感的建構，觸摸具有反身性，觸摸的同時也是被觸摸，它延展動與身體的連覺，輔助與強化聽舞時的身體感受。所以，個人認為視障者並非完全透過聽覺理解舞蹈作品，而是用整個身體的感官知覺來經驗舞台上的演出。

從觸覺到聽覺的舞蹈生成

在《浮游體》演前觸覺導聆的過程中，編舞家張忠安先描述劇場空間與舞台配置等基本資訊後，接棒的是此次舞作的口述文稿撰寫暨講述者鄭羽涵主持，每一位視障觀眾都有一位舞者引導，到舞台上，隨著羽涵的指示下各自觸摸舞台的機關結構，甚至局部潑水，讓我們經由手腳的滑動去感受那份濕滑的地板，對應舞作中舞者在水池裡動的體感感覺。

文本中提及的動作描述，也在陪同舞者的協助下，觸碰另一名示範動作的舞者，藉由感受舞者的手指搓揉、張合、蠕動、彈跳去呼應口述文本中「水母」的意境，而「水母」意象也從手的部位延展到整個身體的動態表現，好比我一手搭著舞者的右肩，另一手貼覆著舞者的左膝，感受舞者透過腳底去推動地板時的反作用力，這個動力再流竄到身體的各個末稍部位，再從最頂端反推回來…。

在《浮游體》舞作中有一座動力舞台，舞者們會站在這座左右搖晃的舞台上，隨著裝置的擺動而舞動，藉由觸摸動力舞台甚至乘坐在舞台上經驗其晃動的威力，讓這份動的連覺從外在的體驗搭配口述語言的描繪，進一步在腦海建構一連串搖晃的身體經驗。

另一齣《冰河時期》舞作，依舊由編舞家張忠安介紹舞台與作品，接續鄭羽涵主持觸覺導聆，因有兩位輪椅舞者的加入，在觸摸舞者前，英國舞者Maylis，提醒要介紹她的輪椅Josephine：對她來說輪椅不僅是一件輔具，更是她身體的一部分。於是在觸摸Maylis與鄭祐承時，會一併連著輪椅摸下去，那種身體緊貼著輪椅的異質觸覺是很特別的。

「浮動的身體」一詞是怎樣的概念，畢竟文字難以完整描繪舞動時的身體，而在此次舞作中四位舞者均有「浮動的身體」表現，於是參與者將手稍稍提高，讓身體呈現出微拱型的姿式，四名舞者依序在參與者的下方竄動發展著，也因直立舞者與輪椅舞者的身體狀態的不同，浮動的位置有著明顯的差別感受。

最後一個部分是乘坐輪椅，參與者坐在輪椅上藉由與舞者的協作，完成了轉圈、快緩、推阻等動作體驗，讓難以描述的速度感、身體感，直接經由體驗去感受舞蹈畫面的構成。

這二次的演前觸覺導聆均由舞者與該製作的工作人員擔任協助者，在其過程中會適時地補充動作或舞台與表演的關係，看似繁瑣的過程，在得宜的人力安排下，其體驗節奏明確又俐落，而這份扎實的體驗也成為後續聆聽舞作時，最有力的觸覺感官的支持。

觀看的解放

國際知名舞蹈家、編舞家強納森‧布洛斯 Jonathan Burrows在他著作的《編舞筆記》一書提及，編舞的另一個定義是：「編舞是用剛剛好的力道抓著，引導所發生的事，而不把它捏死。」同理我們可以透過各種型式的引導，經驗編舞家的舞蹈結構的發展，進而延展舞蹈意義的可及性。所以口述的描繪對視障觀眾的重要性除了陳述作品的結構外，若演前藉由身體或物件的體驗，進一步去提拉或強化另一種感官的連結，這些強弱的數條身體感受，才能有機會在聽者的腦海裡建構一齣更加具體的舞蹈輪廓。

在視障編舞家張忠安所帶領的滯留島舞蹈劇場，除了持續發表舞蹈創作與國際交流外，身為南部團隊，也積極媒合不同的可能性，如這幾年進駐台江文化中心，讓共融服務有落實的機會，打造異身體共創協作經驗，推動俱多元性質的舞蹈作品與相關活動。

而自口述服務進入表演藝術場域以來，不管是評論書寫又或講座分享，個人深深地覺得口述表演服務除了提供視障觀眾一條觀賞的工具外，它當然也可以成為明眼觀眾認識表演的另一項選擇；那麼當觀賞的方式變多了，不管是團隊或觀眾是否也該思考這份觀看的轉變，如何去展延觀賞的身體知覺，如本文強調的「演前觸覺導聆」的成形，它的受眾須被打破，我們須再思考如何藉由接觸性或觸覺性的體驗方式，讓聽者的腦海裡建構一齣更加具體的舞蹈輪廓，提供有需求的觀眾去經驗眼前的創作，開啟更多元的觀看視角。

按：本文在2023年4月30日透過口說錄影型式，參與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主辦之2023碎片港論壇，於台南絕對空間發表。

圖片：本文全部照片都是由滯留島舞蹈劇場提供的。本文作者已經跟該劇場知會過，該劇場也看過本文作者的文章。

作者：許家峰 │《礙有為》podcast製作/主持人、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碩士生、台新藝術特約評論人，致力於開啟非視覺的創作路徑，推廣障礙戲劇教學與非視覺導覽。Email: patrick.feng7968@gmail.com

謝謝台灣障礙研究學會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陳伯偉 副教授的邀請，有機會出席2022年5月28日的「在易受傷害和參與支持之間：障礙研究倫理論壇」，原實體活動因疫情影響下調整為線上活動，也因配合主辦方即時錄影、錄音技術需求的調整，自己也試著從習慣的Google Meet轉戰到操作程序上稍複雜的Cisco Webex，在此也要謝謝學會秘書處伙伴細心的整理操作教學步驟與線上測試的安排，至少讓獨居的我面對不熟的軟體時，有足夠的時間去認識與操作。

此次的「在易受傷害和參與支持之間：障礙研究倫理論壇」，共分四場進行，個人主要參與第二場的「沒有我們的參與、不要對我們做研究」，以障礙者的身份與另四組不同類別的障礙伙伴分享過去參與研究的經驗整理與提出可調整的建議回饋。

這邊有個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記得2022年3月初接受伯偉老師的邀請後，他也先mail此次論譠的介紹與訪綱，我先就訪綱內容回應自己對訪題的理解與想法，在過程中也發現我對「障礙研究倫理」這專有名詞是一知半解，回應的內容部分太過於發散，有些文不對題，伯偉老師也立即調整敍述的方式並另約時間線上初訪，自己也在這過程中學習到不少新知。

回到「沒有我們的參與、不要對我們做研究」，由於分享的時間有限，原本計畫要講述的內容，可能因時間又或自己過於簡化的關係，無法完整的表述清楚，於是在活動後想針對自己發言的部分做一些整理補充，所以此篇內容的陳述順序和實際發言內容\字數會有著明顯的差異，另外個人雖以視障者身份參與論壇與發言，但個人經驗絕對不代表視障族群經驗，未來每一位投入障礙研究的研究者們還是得視研究\協作對象做滾動式調整才是。

關於自身參與障礙研究經驗的整理與建議，我這邊會用前、中、後三個時期作為時間上的畫分，並就三個時期中所遇到狀況、可能的問題與解決方式，以個人視角回應自身的想法，做進一步的描述與統整。

1、前期:

這裡泛指雙方進入正式計畫執行前又或未正式簽下相關同意書前的一些訊息的採集以及與障礙者們建立關係等前置作業。

1-1問卷調查:

這大概是受訪者們最常接觸到的調查方式，這裡我主要聚焦在常用的Google問卷。
的確，Google表單的操作，對於視障者而言是最為友善的，但有時面對問卷時的厭倦感並非操作程序，而是曖昧不明的選項以及題目多到不知在回答什麼的無名火。
乍看之下，視障者與明眼人所閱讀的文字內容並没有什麼不同，但明眼人可透過眼睛快速的切換觀看的範圍，可以一目了然、也可逐句前後比對等，而視障者僅仍藉由聲音\語音單一的接收源，逐字慢慢的堆砌成句、成段落、成文章。
好比，若我没記錯的話2020年的(COVID-19)疫情期間，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問卷，大概是我目前所填寫的問卷中最值得發火的案例，記得當時可能還填不到一半就開始感到焦慮、神遊、厭世…，填完後也要瀕臨往生了。
那次問卷的特色是題目長又多、選項多又長，每一題題目與每一條選項的相似度太高了，對於須透過語音聽讀的視障者而言，須不停在每條選項中重覆聆聽，辨別幾個字的差異，聽到最後總會覺得每一題題目與選項好像都長的一樣，自己好像在鬼打牆般，填的不知所云，喪氣的很。

個人會覺得研究型計畫問卷，若以身心障礙者為研究主體或合作對象的話，問卷的設計至少要把握兩點，一是題目不宜過多，二是敍述的辨識度要明確，其中怎麼判別題目會不會太多，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設計問卷者將問卷逐字逐句的一一唸讀出聲來，看整個問卷唸下來要花多久時間，若同時有另一人在旁經由朗讀的方式作答，相信更可以計算出所花費的時間。
如前面所述，一開始回覆伯偉老師的題綱後才會發現對題目、專有名詞、甚至義意的理解有所誤讀，所以進一步的再經由線上通話後才得以釐清與了解。
回到問卷調查這塊，我想說的是，研究人員除了要好好思考問卷的設計外，更要清楚的理解研究或協作的對象是人還是數據，有效的問卷是延伸與身障者們的連結、啟動計畫的開場。
當然雙方在連繫後，可視每一位視障者習慣的方式去調整通訊與接收資訊的方式，如電話、line、messenger、mail 等通訊軟體。

1-2如何約見:

這邊通常會約視障者較常出没的地方、交通方便的地方，如捷運站，又或因地理環境的不便須搭計程車或復康巴士等交通工具。
若視障者没陪同者同行的話，須清楚的告知明確約見的地標、接應人員的安排(通常是研究者本人)。
可能後續研究的需求，約訪地點也會隨之變動，距離越遠、交通越不便，經費的編列與如何支付就必須說明清楚。

1-3隱私與曝光:

身為視障者能有陪同者同行，當然在一些的狀況下可獲得適時的協助，但有些活動的參與總會希望自己來就好，好比，我多數參與研究計畫時，若是要實體碰面的話，幾乎都是我獨自一人，我覺得計畫的參與是很個人意識的，雖然參與是某程度的曝光，但我還是想保留或決定自身何時向他人分享參與的時機點與內容。
通常在第一次約訪時，雙方大致就會確定可能的合作意願並簽屬知情\合作同意書，當然相關的計畫內容與同意書可能會預先收到，視障者面對既知情卻又感到不明的同意書、領據、相關授權書等須簽名紙本文件，還是會感到不安、害怕，我自己在面對每一次的約訪會全程錄音，可以請對方複誦一次，並說明未來若有什麼變動或糾紛將以錄音版本為主，也許一開始的過程有些繁瑣，錄音還是最基本的自我防禦的工具，後續音檔的整理也很重要喔。
最現實與務實的費用來了，每一位研究人員不管在哪個階段所做的田調或執行，或多或少會視內容給予應對的報酬，有現金、超商禮卷、餐點招待、小禮物等，哪一種最好，也許研究人員也可以反問自己最想或不想要的方式是什麼，當然報酬的給予也對應當天執行的內容等，我自己是收到現金最開心啦。
給現金還是轉帳，即使我獨居在外，看似一切由我自理，但面對轉帳資料的確認，還是得透過他人的協助，他人目光是確認也是揭露，有無可能因帳戶多一筆金錢的轉入，引起家庭的小革命而導至中斷計畫，這也是一種可能性。
禮卷也有好有壞，現給當然是最好不過。記得去年有一份線上問卷的回饋是禮卷，就問卷格式應是統一郵寄，然而對方也没說何時寄出，會用平信還是掛號方式，没有下文，我也難的追究，當然若是與家人同住的視障者，可能攔截不到信件，又會面對家人的提問，但大家在看禮卷與現金還是有著不同的態度反應。

1-4經費支持:

不是所有的研究計畫都有公部門補助支持，研究人員需要與障礙研究\協作對象說明此計畫是個人學術研究又或有獲得補助支持，並接續說明之後的合作可能的經費如何運用在合作對象上與之討論。
不管是個人還是有補助支持的計畫，在經費編列上至少要有下列項目:
a.    出席費:雙方可談定每時段是幾個小時，可以談定單一費用，如每時段支付500元，又或者以基本工資時薪給予，這跟計畫期程的長短、次數、時數有著密切關係，另這裡所提的金額僅是舉例。
b.交通費個人覺得除了明確需要搭程計程車或復康巴士的實支實付外，較模糊的空間是捷運費用，這跟出席的次數與距離有著密切關連。
c.誤餐費:視當天參與時間長度，如須超過用餐時段，又或其他狀況時提供。
d.個人助理費:這裡指的是身心障礙者的個人助理費用，因每一位視障者可使用的時數不同，若參與者在計畫期間仍需要個人助理的支持且時數不敷所用，這時就得編列此預算，最快解決方法就是計畫研究員在每次執行的當下，由自身充當為視協員角色又另安排人員等。
e.保險:視計畫執行地點、方式等因素，可能產生的團保等。

前期小結:

整個前置作業看似繁瑣，每一位計畫參與的視障者們有各自生活的習慣，接收資訊的方式的不同等，計畫研究員可以更直接的詢問對方可能的需求方式做為調整；另外在執行過程中也要適時地口述說明當下環境的狀況，讓視障參與者清楚知道身處環境，可能的人員等，這些情境的敍述都會讓參與者們感到安心。

2、中期:

這裡指的是在雙方確認合作同意後的執行過程，相較前期繁瑣的準備，整個執行計畫的過程除非有不可抗之因素，通常在這期程可能是較反覆往返的程序。
個人覺得好的障礙研究其過程含括「關係的建立」、「知識的培力」與「障礙實踐」，三者不停的循環交流著，這邊我會以直觀的感覺試圖指出什麼是不好的障礙研究、什麼是好的障礙研究。

2-1不好的障礙研究:
a.一次性的訪談後便没有了後續。
b.除了執行當下的碰面外，平常毫無往來。
c.對話全繞著計畫打轉，没有生活資訊的交流。
d.研究人員本身只處理此計畫，没有參與其他障礙活動。
e.論文書寫過程中，對於參與者的隱私、描述等，没顧及障礙者的處境與討論或確認內容的真實性。
以上是我個人的主觀感受，多數在前期的討論或閒聊對話裡，就可以從研究人員對於計畫或障礙意識的理解等，就能推敲一二了。

2-2好的障礙研究:
這裡我所舉的例子是年輕藝術家江昱呈的合作，雖說這是藝術創作，但他主要田調對象都是視障者，除了至今仍持續與視障參與者的聯繫外，障礙運動與社團的參與也延續著，其論文《相互依存的多重地方—《目光推拿》與《踰越 風林帶》裡的殘酷身體與性慾實作》的連結放於文末供閱讀。
我覺得在這長達四年多的合作關係裡，角色間的關係變得有些模糊，互邀參與彼此的部分生活，我們會討論障礙時事，也會閒聊生活瑣事，我會跟著他去課堂上旁聽，認識他的同學，他也會陪同我參與社服活動，認識我身旁障礙圈朋友，當然我們也有意見相佐的時候。
生活的參與是關係培力的開始、障礙意識的疊層，障礙行動的實踐，雖說角色關係的模糊也許對一些學者來說是一種研究倫理的逾越，但個人也會覺得視研究主題或討論面向需有所調整，總之，昱呈在他研究計畫的後半段，會陸續整理曾一起參與活動的經驗，再訂訪綱錄音訪談。
其書寫論文的部分，裡面所提及的視障者們他也會重覆確認內文的描述，我就有好幾次在半夜接到他的messenger，通話內容大多是他來跟我確認針對文中提到我的部分，他會如何寫，為何要這麼寫…等，我覺得自己有被重視到。

回到好的障礙研究，或者也可以說好的研究關係，需回到雙方如何共同經營，也許我和昱呈的研究關係對部分他人並未是好的，但我相信這樣的互動參與是貼合彼此的最好方式。

3、後期:

這裡指的是在論文發表後，計畫研究者與障礙參與者可能的後續延伸。
記得最早在伯偉老師的題綱中提及的:此外，您認為研究成果的推廣過程，應該納入­哪些考量與規劃，才能具體回饋我們的障礙社­群，並提升障礙者的權利意識？能夠充分參與研究、並成為研究重要的夥伴，­對障礙者以及障礙社群的意義為何？
我在想參與有關障礙研究計畫其受益或影響的不一定是族群，有可能是計畫研究者與視障參與者個人的影響，個人的影響也有可能直\間接擴散到相關族群也說不定。
好比昱呈在碩班畢業且退伍後仍持續關注身障議題，延續他過去的創作脈絡，視障族群仍是他重要的田調對象，縱使障礙議題在當代藝術裡，關注度並不高，他仍繼續將障礙議題帶入藝術實踐中。
而我自己也因為參與他的藝術計畫，擴展自身的藝術視野，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我的障礙實踐過程總有藝術相陪。
我覺得參與昱呈的計畫最大的受益者是我自己，後續在每一次藝文場館的現身時，其背後可能的影響是需要時間慢慢累積與發散的。

總結，研究對象若是障礙者，請別忽略，甚至剝奪話語權，我們是一個主體不需要他人的代言；每一位視障者的狀態均不同，溝通對話是最佳建構合作的好方法；一個好的障礙研究計畫未必一定要影響族群或帶來怎樣的益處，但至少要讓視障參與者在計畫結束後仍感覺到有人會持續支持、有所共鳴、有所收獲、有所影響，回到各自的生活中，讓這份小小的影響擴延開來。

謝謝大家閱讀至此，原本十分鐘的分享，在我文字的補充下，增添了許多描述，若對台灣障礙研究學會有興趣或想支持的話文末有官網連結。
臺灣障礙研究學會
https://sdstaiwan.com/
《相互依存的多重地方—《目光推拿》與《踰越 風林帶》
https://hdl.handle.net/11296/7c68ws 

影評 |《喬瑟與虎與魚群動畫》

文/ 左邊女孩 https://vocus.cc/non-Disability/home

過去，我們深受障礙人士在電影中的鼓勵，主角們都有顆善良的心、樂觀的個性、堅強的勇氣。

但如果主角是一位臉臭、脾氣差、傲嬌、孤僻、被長輩寵溺的障礙者呢？還有人會想看嗎？

是的，就是有這麼一齣「反障礙者性格」的動畫電影，《喬瑟與虎與魚群動畫電影》是日本作家田邊聖子的短篇小說，最初發表在1984年6月號的《角川月刊》，之後收錄在角川書店的短篇集中。劇情主要在描述雙腳癱瘓的喬瑟（小說角色本名山村久美子）和在麻將店打工的大學生恆夫的純愛故事，於2003年被改編為電影、2020年改編為動畫電影。

女人不壞，男人不愛

我們回顧身障者出演的電影，無一不以溫暖、樂觀、積極的人設出現，但事實上，障礙者不只生活充滿了挑戰，更不用說認識他人、社交和溝通了。我想起多年以前2000年日劇《美麗人生》裡的女主角町田杏子（常盤貴子飾），由於罹患免疫方面的疾病，已度過10年以上輪椅生活的圖書館管理員，因為自卑特別逞強，也特別害怕戀愛，她跟沖島柊二（木村拓哉飾）初次見面的時候相當討厭他，嘲笑著柊二是要製作炸彈，或是失業的人才去圖書館，討厭他幫忙推著自己的輪椅，討厭他幫忙買拉麵；還曾對喜歡她的社工師邀約的時候說：「跳輪椅舞一點都不有趣！只是為了滿足常人的善心！」等等，後來也承認自己很容易因為小事引起戒心，不相信他人只是最基本的保護自己。

有個性魅力和討人厭通常都只有一線之隔，歷史上「討人厭」卻也因為真實而受歡迎的女主角不在少數；例如1813年經典小說《傲慢與偏見》女主角伊莉莎白，班奈特家二小姐，聰明機智、幽默風趣、心思細膩，對許多事都極有主見而不屈從於世俗，卻也顯得經常有過度解讀和偏見，喜愛以嘲諷的角度、得理不饒人的態度看待自己不喜愛的人事；還有1936年經典美國小說《飄》中的女主角，郝思嘉漂亮、聰明、卻又叛逆、性格倔強，絕對的自我中心主義，如同小說一開始描寫得那樣，只要有稍長時間不以她為談話中心，她就忍受不了，憑借美貌一次又一次地奪走別人的幸福。 而2006年經典電影《穿著Prada的惡魔》的靈魂人物米蘭（梅莉史翠普飾）用冷靜卻低調的聲音，一開口卻能所有人就只能夠安靜下來，閉嘴乖乖聽的霸氣，但同時呈現這個角色在家庭及其他生活中的脆弱，翻轉我們的刻板印象中，女性在職場上應該溫柔一點、始終帶有「女性氣質」。一個引領時尚界的女主管真實的情況是，不僅需要工作認真，超凡自信，還要能在眾多男性圍繞的商場裡面生存，想必壓力和管理都更加艱難，而個性無情和刁難只是在如同戰爭的職場裡，必備的武器之一。當然，更不用說，後來看到的黑魔女和納尼亞傳奇中的白女巫。 在本書原作者田邊聖子的書寫中，女主角熱愛莎岡的小說（Francoise Sagan，1935-2004；她十九歲出版處女作《日安‧憂鬱》，獲得法國「文評人獎」的高度肯定。），熱愛她的故事，甚至愛到將自己的名字取作莎岡小說裡的人物之名「喬瑟」，而莎岡的女性主角特質孤獨、自卑、自戀、任性、自我，恰好也和喬瑟不謀而合。

老虎與魚，障礙與無障礙

標題中的老虎與魚群，是動畫中的主要意象，更配合劇情，女主角和男主角一同到動物園，特意去看的「老虎」，就是奶奶口中告誡外面世界的危險；在車站裡的人群，一不小心就會撞到女主角，人類簡直就如同猛虎，是想像中充滿障礙的世界。而「魚」的部分，不論是喬瑟自己的夢境裡或是去水族館看見的魚，動畫組表現得非常夢幻，畫面讓人心醉。一開始，喬瑟的夢裡她像美人魚一樣在水中自如的行動，曾有影評說，魚的部分指的可以是男主角，也可以是喬瑟自己，因為原本應該在大海中和其他魚群生活，可是現在卻在水族館中，孤獨地被動地等地別人來看她。我卻覺得這裡有另外一層的意涵，從男主角恆夫第一次進入喬瑟的房間裡，看見許多繽紛的畫，所以海洋更像是她的「秘密城堡」，並不是囚牢，那時還拒絕恆夫進入房間，更像希望自己住在美麗、神秘的海底，而她就是自由來去無障礙的魚。

家人，也是身心障礙者甜蜜的負擔

還記得奶奶是一個非常寵溺喬瑟的角色，為了她的「安全」，不只編了喬瑟最在意的「老虎」比喻、不許她出門，開場就找了男主角當作喬瑟的傭人，看似「保護的行為」，卻也成為剝奪她自由和發展的「隱形幫兇」，藉此開啟了本片的主要劇情。這個關鍵人物「奶奶」經常會被他人忽略，我們可以觀察出來，許多障礙者的電影、日劇、小說、甚至現實生活中，在成長的道路上，「家人」是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為是最重要的照顧者，也是第一線溝通者，也是使障礙者建立起世界觀的推手。

過去媒體、評論，不斷在強調，障礙者家人的辛勞、壓力、付出和偉大，但卻少有人能真正以身心障礙者的視角理解，通常就連障礙者的家長們觀念也無法逃脫大眾的觀念，認為家中有這樣的孩子，總是矮人一截的、不可述說的、是必須低調的，也覺得照顧這樣的孩子是麻煩的，自己是福氣不足的，但健全的家人仍和外面世界有交流與連結，有地方釋放壓力的，而障礙者通常在年少時期，面對的、依賴的，或許只有身為照護者的家人，他們的話語、他們的情緒、他們的期待/不期待，才是障礙者們人生第一個最在乎的人，是「甜蜜的負擔」，更是身心障礙者的全世界。

2013年電影節百萬首獎《築巢人》記錄了自閉症孩童陳立夫與擔下所有照顧責任的父親的日常生活，父親長年付出，希望立夫能漸漸融入社會，但改變很微小很緩慢，他與社會依然格格不入；日本愛情喜劇四格漫畫《不良少年和白手杖女孩》(2021年改編成秋季日劇)之中，女主角的姐姐，對弱視的妹妹總是放心不下，極力阻止她和男主角的交往，許多障礙者電影、故事中，家人阻礙都成了障礙者「成長」與「外界交流」的第一道關卡。回到《喬瑟與虎與魚群》劇情中，也因為男主角這個外來者，無心破壞了「保護的枷鎖」，少了家人的負擔感，從劇情兩人偷偷溜出門、搭電車、去動物園看老虎到重溫兒時的大海記憶，正好是喬瑟的的二次重獲自由的機會。

我是被勵志者，也是勵志者

這部動畫電影最特別也是最值得被推薦的地方就是，劇情並沒有因為著重在女主角是障礙者，其他敘述就變得扁平乏味，對男主角的描述也非常具體，男主角恒夫原本只是一位熱愛海洋的大學生，為了出國留學在潛水用品專賣店打工，同時潛水也是他的興趣。恒夫剛開始只是意外巧遇女主角，並且因為想多存錢出國才願意接受奶奶「照顧女主角」的提議，主角喬瑟一開始並沒有鼓勵到男主角任何事，一開始兩人的個性真的是水火不容，幾乎都在爭執和鬥嘴， 對我而言或許這才一種平等相處方式之一，沒有刻意同情、沒有刻意友善、沒有刻意悲傷、沒有刻意樂觀向上，就是很自然的兩個青少年的相遇（雖然輪椅撞到男主角也不太自然)兩個人有自己的個性和夢想，直到恒夫不小心發現女主角充滿幻想，創意的繪畫，感受到了喬瑟的特殊之處，才進一步了解彼此，男主角不是屬於甜言蜜語型，而是陪著女主角走遍各地，陪著她從生活中去體驗和學習，或許這種生活才是最真實的鼓勵。

我得自己戰勝老虎 !

隨著奶奶的過世，無法給付薪水，而男主角必須離去，這時候可以看到女主角的轉變，她獨自面對了生活，找了工作，角色的年齡頓時也成熟了起來，這時的女角非常清楚，必須得自己戰勝老虎！

後來恆夫為了喬瑟在馬路上出車禍，還被認定開放性骨折，不僅無法及時出國，更有可能無法痊癒，這時候立場與心境互換，男主角變成了冰冷、不近人情、且孤僻的人，而喬瑟這時反過來變成了勵志者。最終女主角以自己的方式，用最擅長的畫圖和說故事去鼓勵男主角，也決定在那之後獨自離去，獨自面對接下來的生活與老虎！沒想到讓恆夫回復了元氣，最終兩人告白成功，女主角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愛情！

本動畫片雖然是改作，後半段略顯公式，卻改變了對身心障礙者「勇敢、積極、樂觀的成功模式」，讓兩個相異、各自有夢想的青少年，互相成長的自然劇情；漂亮夢幻的畫面呈現、溫暖的色調；細膩的角色鋪陳和轉變、地道關西腔的配音、優美的主題曲和配樂；當然還少不了恆夫的打工夥伴、單戀恆夫的晚輩，還有喬瑟在圖書館結交的好友等等，活像是一齣青春偶像劇。我們深受感動的，並非主角克服了電影中障礙缺陷，是看著兩人相處的默契和成長，是 兩人個性上變得的成熟和勇敢，或許，這才是真正的平等！或許，2022年元旦假期剛結束，而屬於身心障礙者更多電影與故事，未來才正要上演！

原文出處： https://vocus.cc/non-Disability/61d1d91cfd8978000117cf9a （稿件由作者「左邊女孩」提供）

文 / 江家欣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衛生福利研究所 研究生 

台灣近年拍攝的電影和電視十分多元，例如家庭關係的《花甲大人轉男孩》及《孤味》; 性別的《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及《親愛的房客》; 社會寫實的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而《無聲》則是2020年電影，呈現某家啟聰學校，內容包含校園霸凌、性侵、障礙等主題。

雖然這部電影在時代設置、權力位階、障礙者感官經驗的再現，稍具爭議，對於障礙者的「充權」觀點也較為缺乏，但這樣的一部電影的出現仍讓我感到喜悅。因為，想要改善任何問題，都必須有一個起點。我認為，不論校園霸凌、性別議題還是障礙族群的處境，電影的拍攝皆為與大環境對話的起始。這不電影使觀影者關注到聽障者的不利處境：有人開始在網路上撰寫影評，youtuber拍攝影片說明某特殊學校集體性侵事件的始末……「法律白話文」臉書粉專從法律檢視台灣對於性侵、障礙者的處理議題。我看見不同領域、不同族群、不同視角之間對話的可能。雖然我和許多非障礙的朋友討論這部電影時，他們的反應大多為「同情」障礙者，或對這樣不公義的社會感到「憤恨不平」，而非思考怎麼做才能改善大家看到的種種問題，但我覺得有這些看見，就代表「同理」的出現，值得慶賀。

因此我很推薦這部電影，非障礙者可以借由這部電影了解障礙，障礙者可以經由觀影了解非障礙的電影團隊如何詮釋障礙者的世界，兩個團體即可以藉由電影產生討論與理解。

權力結構

一、醫療模式 VS 社會模式

    電影對於「性侵者亦可能是被性侵者」或「傷害別人的人過去可能也被傷害過」的論點，或許能挑戰「加害者與被害者」這種單一又古板的權力關係及壓迫關係，卻也告訴大家先天的生理條件，決定了被害與加害、壓迫與被壓迫的位階及順序──男性對女性、年長對年幼、非障礙者對障礙者、高大壯碩對瘦小無力。

    這或許反映了一部分的現實，但我認為這部電影更偏向於「醫療模式」，認為個人因「損傷」而「障礙」。觀眾在觀看聾人女學生在校車上被性侵的畫面時，大概會想到，「因他們是聾人，所以聽不到受害女學生喊痛吧」，或是「以一種同情的心態同情身心障礙者的處境」，卻沒有思考如果校車上面的老師不要視若無睹，警鈴設置遠近可以調整……，或許在校車性侵事件發生的當下，電影中的性侵被害者，就不會顯得蒼白、無力、無可奈何。由此可知，台灣影視對於「社會模式」的障礙觀點較不熟悉，帶給觀眾的視角自然也會跟著劇組的常識而偏向「醫療模式」觀點。若電影的結局修改為針對校車性侵事件實施介入方案，使被害學生獲得平等的自救與求救機會，或許會更吻合社會模式主張環境使人障礙的論點。

二、女性與女性障礙者的雙重困境

     電影展現性侵和霸凌的同時，也剝奪了女性及障礙者的主動性。英國資深障礙研究學者Jenny Morris ，在 1993 年撰寫文章「性別與障礙」，提出一個論點：女性及女性障礙者皆被認為軟弱、無力……等象徵。而這部電影中，我關注到兩位女性：她們是二分法裡面的「加害者」校長與「受害者」貝貝，一位是校園性侵及霸凌事件受害者的女性障礙者，一位是關注學校風評，勝於學生生命的女校長，因為我認為，她們兩個都是受害者。

       貝貝的部分無須多說，顯然是受害者。至於校長，我想問，為何這部電影，會把這樣一位無法與權威抗衡、無法擋下如巨浪般的媒體聲量的校長角色設定為一位女性呢？台灣影視作品大多將校長、董事長、部長，這些被認定「有權力」的角色設定為男性，但在這部罔顧學生利 益，沒有勇氣與權貴抗爭的校長角色，就這麼恰恰好的，設定為女性。

這反映了台灣社會不自覺得認為不論女性，還是女性障礙者，都同樣的沒有被賦予與任何事物抗爭的能力。校長對於貝貝而言，是權力結構的上游；校長的女性身分於教育體制中，置於權力結構的下游 ; 但不論校長還是貝貝，對於整體社會而言，永遠都是下游。這就是一種權力的轉移、相對位置與從屬關係的展現。

    最後，電影的部分目的為關注「障礙」議題，女主角貝貝是障礙者，那女校長呢？我認為她在這個社會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中，不僅是權力的下游端，也是一位受到阻礙的人。她的性別、她的身分、她的社會環境與經濟結構，都使她噤聲，這時候的她，跟受到阻礙的障礙者很像。

三、障礙者與虐待者間的依附關係

     女主角貝貝被連續性侵後，卻仍與霸凌者維持友誼，甚至和為她打抱不平的張誠說「小光平常不是這樣的」。在此呈現出身障學生們「僅存唯一」、「無法選擇」同儕的窘境，但我更願意將「障礙者依賴施虐者，並且依靠施虐者（照顧者）提供服務，而產生的不良循環」這樣的論點進行聯想。障礙者與非障礙者，都有愛與歸屬的需求，只因電影的主角就讀於啟聰學校，必須依賴施虐者予以的照顧及同儕支持，所以才會不斷回到具有傷害風險的團體中，忍受性侵的循環。

世代議題

一、時代設定

    身分相同且生於相同家庭的個體，若置於在不同世代或時空背景，就可能產生不同的社會價值觀及世界觀。所以，我很贊同邱大昕教授在「再現與介入—關於電影《無聲》的幾個提問」這篇文章的看法：

電影在片頭宣稱改編自真人真事、企圖「介入現實」，但影片卻為了傳達事件的「恐怖感」，刻意營造復古陰森、荒涼詭譎的氛圍，從古老的校車、廢棄的校舍、地處偏遠的學校到隱匿無牌的診所，讓整個故事發生的時間點彷彿置身早期台灣的50至60年代。而這樣的時空錯置，其實就削弱了人們對「真實」事件的反省能力，也讓我認為媒體及社會對於以前發生的事情都非常敢於批評，對於我們正在經歷的現實與事實，卻要視若無睹、裝聾作啞。

    我不知道我們是從哪裡開始害怕面對當下的現狀，哪裡開始出現了裂縫，還是說時間確實巨大殘忍，我們始終不夠強大，沒辦法抵擋這個荒唐而薄情的世界，所以我們才只敢將時間錯置於從前的年代，大肆批評，卻對於真正的現實毫無評判之力。

二、障礙者的身分困境

    關於障礙的電影非常多，但身分、世代等議題，卻時常被忽略。舉老年障礙者為例，當電影討論的是老年障礙者時，人們好像只會把焦點放在「老人」身上，理所當然地將「障礙」當作一個附帶條件一樣的置於老人的所有困難中，人們非常自然的就接受「老了就可能會有障礙」的這件事，而不會把「老人」及「障礙」分開來解析，並提供不同的需求評估。

這樣的狀況也對應了剛才提及文章「性別與障礙」：文章論及一項於1986年針對145名大學生施行的一項計畫，該計畫請美國大學生針對「女性」及「女性障礙者」寫下他們的第一印象及聯想，針對「女性障礙者」學生寫下「令人同情」、「孤獨」、「瘸子」、「輪椅」、「灰暗」、「年老」、「另人惋惜」……等字眼，而針對「女性」則寫下「異性戀」……等與性別有關連的聯想。由此可發現，當這145名學生聽見女性障礙者時，幾乎完全將他們同時身為女性的這個身分給抹滅了，好像這個人就只剩下了「障礙」而不是「人」，就和我們聽見老年障礙者，就只關注到他「障礙」的身分或是「老人」的身分一樣。

以上就電影《無聲》所呈現的「權利結構議題」及「世代議題」進行主題式的分析，發現不論障礙者與非障礙者，在社會結構、性別、年齡與世代上，都有被壓迫的可能。接下來，我將針對電影中的「文化霸權議題」進行更多關於媒體對於障礙影像建構的探討。

文化霸權

一、感官經驗的錯置

    邱大昕教授在剛才提及的文章中，指出寫到感官經驗並不具有「普同性」：同樣是下雨的畫面，不同文化感受就不一樣。雨滴打在遠近不同物體傳來的各種聲音，能使視障者的世界立體化，但這樣的感官體驗對於聽覺障礙者來說卻不存在。《無聲》以聾人為主，卻依賴聽覺製造經驗，有點詭異，又有點文化霸權性，我認為電影的聲音效果都是為了非聽障者而製作的，但若是聽障者的世界並不喧囂，反而寂靜安寧，電影卻為了氛圍渲染了世界的樣貌，這樣的做法就不利於非障礙者接近障礙者的世界，反而容易產生誤解。

    例如我最感到困惑的一點是，電影使用「聲音」也就是女主角在校車上被性侵時校車上詭譎的哭喊及笑鬧聲，作為男主角張誠在夜深人靜時想起來這件恐怖經歷的記憶點。

難道建構聾人世界的方式以聲音為主要記憶形式，這樣和視障者的特性又有何區別？難道不是畫面反覆地重現腦海，更能夠重現聽障男主的內心活動、情緒狀態及記憶形式嗎？

二、聾人出了啟聰學校就無處容身？

    貝貝的爺爺奶奶得知校園性侵事件後，便不再不允許貝貝回到校園，但貝貝卻非常的想念學校，並說「比起被欺負，我更害怕外面的世界」，最後由張誠真誠的說服貝貝爺爺，貝貝才有了再次回到熟悉校園的機會。電影關於此主題的處理我是贊同的，他表達了障礙者在社會中的被排除、被邊緣化，彰顯了障礙者成為社會孤島的處境，更顯示社會看待障礙者的眼光通常都是帶著醫療模式的眼光，認為障礙者是因為「他自己的缺陷」、「他們就是無法理解」、「他們就是無法融入」。但不論是不是障礙者，人都有與社會共融的需求。社會上的每個人，多少都該為他人的處境負責，不論社會上的哪一個人受到壓迫，我們都該知道自己責無旁貸。

     張誠對貝貝的爺爺說：「在外面不開心，我們就是不一樣，我常常覺得我很多餘……認識貝貝之後，我發現我是有用的人」更讓我聯想到 Jenny Morris 文章所述，一位身障女性說「我生命的所有意義，就是，沒有意義」。是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社會，我們的人口組成與大環境的態度，造就了他們的處境，而非單純個人自我認同的議題。（男主角張誠回家之後因為情緒激動，對著自己的母親說：「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覺得我比別的孩子差」，母親回答他：「啊你跟他們就不一樣啊！要怎麼比？」，張誠回應：「我不要你可憐我！」從電影可以感受到母親對於兒子的「不一樣」是帶著負面的情緒感受與負面聯想經驗的，且母親所認為的愛、關心與呵護，對於當事者而言卻是充滿同情、歧視與不平等的悲傷，所以張誠才會感到自我價值感低落，不管在哪裡都無法融入，也沒有得不到所謂的平等。）

三、聾人學校的校長，不會打手語

    電影裡，老師問校長：「校長，你會打手語嗎？在你心裡，到底是學生重要，還是學校重要？」此處有兩個可以討論的地方，第一個是文化霸權議題，第二個是權力位階議題。

     文化霸權的部分，台灣在2018年的《國家語言發展法》中已將手語定位為國家語言，所以聾人其實就是「語言少數民族」，非因本身身體有什麼不足或缺憾而無法與非障礙者溝通。電影在這裡問了校長，「校長妳會打手語嗎？」恰恰就提醒了觀眾，滿口稱愛心卻不肯打手語的師長，這種歧視，更深。也更了解障礙者一直都在使用他們的語言與這個世界積極的溝通著，但是非障礙者的眼裡卻認為他們「不會說話」又「聽覺障礙」，所以除了手寫以外，與世隔絕。我個人認為，在台南啟聰學校的真實事件中，也許會不會手語根本不是一個真正能夠決定孩子命運的要素，因為在特教學校性侵事件見諸輿論後，很多人將焦點集中在「老師不會手語」，甚至教育部解決事件的第一招，就是開始要求老師學手語。

但問題的關鍵從來都不是會不會打手語。啟聰學校裡，不會打手語的老師有問題；然而會打手語的老師問題也不小，因為他們真的看見問題、發現問題，有具備和孩子們好好溝通的工具，卻也不願意為受壓迫的族群發聲，這是一件更加可怕的事情。言歸正傳，我認為手語是一種語言，不能因為我們不會別人的慣用語言，就將溝通的阻斷全歸因於他人之錯。

    第二個主題是聯想到權力位階的議題，在電影中，我觀察到全部的老師，包含校長都是非聽障者，甚至有老師在和學生溝通時，根本不是使用手語，而是使用口語，表示其內心認定學生應該自己學著去讀別人的嘴型，而非配合學生的文化與需要。再者，這樣的權力位階設定，會讓我覺得，媒體認定障礙者無法自主、無法自立，需要有人來「管理」、「協助」與「監督」他們，這種將身體的「異常」視為不幸的根源，再現身心障礙的悲劇模式，不僅沒辦法讓身心障礙者充權，反而可能更加弱化身心障礙者在社會上的處境，也更加讓人覺得或許身障者就是不能成為高位階者，他們「只能聽命於聽人」的悲哀。

    最後我認為，身而為人，我們都不能鵠立而盼，我們都要行進世界的洪流之中，無一例外。所以，又有誰真正的中立，真正的沒有歧視，沒有偏見，沒有盲點呢？但也正因為我們早就承認了自身的局限性，才有更大的空間進行修正。想起曾經看過的一段話：「微觀」與「宏觀」相互印證，而敘事則提供我們一個理解社會結構的途徑。」

    經驗、敘事就是一部電影能夠帶給我的反思機會，我在媒體與眾多文獻中整理出自己的感受與立場，將思考回到自己身上，我發覺在看這些關於障礙的資料後，我覺得「誰是障礙者？又有誰不是障礙者呢？」或許這樣說有點像在說大話，但是在我心中，我認為重點不在於它是否障礙，是否損傷，重點在於「壓迫」（迫害、宰制），不論是非障礙者、障礙者、老人、兒童、婦女……在不同的「壓迫」，不同的時代背景，不同的人口組成與不同的客觀條件下，都會有不同的障礙，不同的不平等性與不同型態的經驗表述。我們需要一個友善、共融的社會才能維護各種人口的權利，而我也相信美好事物留給願意相信的人，雖然可能在倡議的途中有瑕疵，但我覺得開始關注到不平等，開始關注到除了自己族群以外的權益與處境，就是一個改善的起點。

鄭揚宜（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我們是工匠，我們都很美麗，我們很特別。」

「我們生活在這個瘋狂世界，你們不了解我，沒關係，我也不了解你們。」

「有些人說法語，有些人說英語，有些人不說話，但沒關係，我們彼此了解。」

《匠心》（The Artisans），是一部由加拿大導演丹尼爾萊傑（Daniel Léger），於2018年所出品的紀錄片。

https://www.nfb.ca/film/artisans/

這些令人心疼又莞爾的話語，則是讓（Jean）在影片中所自述的心情。而對於他所從事的工作，主要是資源回收分類，他則這麼認為：

「人們製造垃圾，我們回收，有我們真好。」

「我們在拯救地球，保護環境。」

讓，是一位在加拿大新布倫瑞克省（New Brunswick, NB）門勒姆庫克（Memramcook）工匠工作室（The Artisan Workshop）工作的男性智能障礙者，年紀大約50多歲，個性開朗健談，也是影片的主要敘事者。而充滿歡笑的工匠工作室，則是《匠心》拍攝的主要場景。

隨著讓第一人稱的眼光和描述，我們走進了工作室，看見了許多專注於工作的「工匠們」（智能障礙者）。某些工匠認真撕掉瓶罐的標籤，有的工匠則是忙著分類紙張，一位工匠總是舞動身體拖地，更多工匠則是有默契的合作分工。

然而，和一般工作場合不同的是，工作室的氣氛不只融洽，也經常呈現出歡樂的時刻。不只讓常用輕快的語氣「現場直播」，一對時刻攜手同伴的女朋友，常開心的說她們是B-F-F（Best Friend Forever），還有老是捉弄工作夥伴的調皮鬼，以及被捉弄後總是不生氣的老實人。

當然，工作室少不了彼此的支持與關心。情感單純又充沛的工匠們，總是可以高度同理身體不適的同事；某些靦腆的男性工匠，也能自然而然流露對女性工匠的喜愛。工匠們有著和我們一樣的情緒，卻能夠更為直接的表達。

透過這些日常畫面，《匠心》傳達出工作室之於工匠的意義。我們不僅生活在講求速度與效率的時代，也生活在充滿符號象徵的時代。也就是說，工作的重要性，不只是為了維持生存必須而付出的勞動，更是一個人生活價值的呈現。

所以，失業不僅代表失去經濟收入，彷彿人的一切價值瞬間歸零。從這個角度而言，也可以了解為什麼在過去幾個世紀當中，流浪漢（某個意義上的失業者）、障礙者與罪犯，不是被社會流放就是被機構隔離。

因此，工作室所提供的工作，無論是手作木工、創作裝飾品，或是資源回收，即便只有小部分產值，卻足以為工匠們創造價值。重要的是，工匠們並不是被動的接受這份工作，而是樂於從事這份工作，並且專注的投身於這份工作。在勞動、需求與被需求中所產生的自信，使得讓不自覺地這樣表示：

「四季更換，時間過得很快，但我沒要退休。」

是阿，誰想從能夠展現自我價值的地方離開呢？特別是對這群能夠藉此獲得寶貴友誼的工匠們來說。

《匠心》的觀影經驗無疑是愉快、溫馨與感動的，一切的美好都是那麼美好。就算工匠們也因為思念親人，以及送別陪伴的機構員工而傷感，但若是有個稱之為烏托邦的地方存在，那麼工作室將毫無懸念的膺此美譽。

然而，如果我們暫時把目光從影片中的場所移開，對照工作室（也就是庇護工場sheltered workshop）的演變歷程，將會得到不同的觀影角度。

《匠心》所拍攝的地方，是由1978年成立的「新布倫瑞克支持與服務就業協會」（N.B. Association for Supported Services and Employment, NBASSE）所整合的單位，為智能障礙人士提供日間服務與就業支持。同時所有相關的NGO機構，都是在該省社會發展部的適應標準下提供服務。

從這樣的組織結構裡，可以分成幾個層面來理解庇護工廠在加拿大的訊息。特別是在工業社會當中，人們對於無所事事會感到莫名恐懼，除了因為沒有產值以至於失去價值之外，沒有辦法在分類明確的現代社會獲得清晰的「位置」，以致於破壞了人們對於穩定與安全的想像。

人不能沒有工作。

但這樣一來，身心障礙者能夠就業嗎？除了因為強調工作對於障礙者的復健，也就是把工作當成治療效果之外，怎樣讓障礙者能夠投入勞動市場，就成了設置庇護工場的原因。

在加拿大，1960和1970年代初期所形成的庇護工場，主要服務後天傷害造成的肢體障礙者，為未來回到就業市場提供過渡性質的職業訓練。然而1970年代的去機構化運動興起之後，庇護工場成為大量智能障礙者回到社區時的過渡手段。從此以後，智障者就成為庇護工場的主要服務對象。

雖然庇護工場發揮了重要的安置與轉銜功能，然而卻也衍生了至今仍有爭議的問題。許多智能障礙者在這些工作室一待就是數十年，這個現象被相關權利推動組織批評，「這些被稱之為職業培訓的方案或機構，如果你在那裏已有10年，那就不是訓練。」巧合的是，《匠心》其中一幕似乎也印證了這樣的說法。

影片中不時出現工作室員工的身影，他們陪伴工匠、協助工匠，也教導工匠。由於員工都對工匠們都很好，「所以我們接納他們。」讓一派輕鬆又一本正經地這樣說，但這似乎是個足堪玩味的說法。

一方面，這可以解讀成工匠們的自信，俏皮的擾動或重塑機構裏的權力關係；但另一方面，更可能是讓和其他工匠，真的相當長期待在工作室，看著來來去去、入職又離職的工作人員時，他們儼然才是工作室的「主人」。

於是原本為了協助智能障礙者融入社區的機構，竟又成為另一種隔離的機構。

主因除了主流社會的就業要求不斷提高之外，庇護工場產業化也是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加拿大的庇護工場在1980年代之後逐漸成熟，但隨即因為大量出現的相關機構，而出現一波將其從成本昂貴、非生產性的社會福利機制，轉變為足夠強大、能夠自我維持的非營利企業。

在這樣的轉變當中，許多庇護工場與政府合作，設法簽訂某些合約並引進資源回收項目，作為維持運作的重要手段。以加拿大庇護工場最多的安大略省（Ontario）而言，其庇護工場不受《就業標準法》的約束，不必支付最低工資以及加班等費用，因此每天在生產線上工作的智能障礙者，只能領取遠低於最低工資的津貼。

但是獲得與其他工作相近的待遇，也會是智能障礙者的期望。

「我真的很喜歡錢。」影片中一位女性工匠這樣說。

有鑑於此，安大略省於2018年刪除了這條豁免項目，其庇護工場從2019年起，都必須提供與其他職業相同的每小時15美元。然而這項想要公平對待智能障礙者，使其真正融入社會的修改，卻產生了意想不到後果（或者也是意料之中）—多數庇護工場不敷成本而關閉營運，智能障礙者進不了主流職場，又回不去庇護工廠，於是他們真正的失業了。

從加拿大庇護工場近年來的爭議，回顧《匠心》所呈現的理想境界，就會發現無論是工作之於智能障礙者，或是庇護工場之於市場制度，都不會只有理所當然的感動，而是工作價值、勞動權益與學習發展能力等因素的折衝與競合。

安大略修法的風波至今仍在延續，感動於《匠心》之餘，也許理解更多關於支撐障礙者權益的條件變化，才更能夠使讓的這句話有機會得以實現吧：

「有人批評我們，我不怪他們，他們不懂，我們是上帝的禮物。」

圖說：

Irene Rice Pereira. (1941) “White Lines.” ∕擁有者：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公開版權。CC0 1.0 Universal (CC0 1.0) Public Domain Dedication。

圖片來源：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88142

圖說：以鳥瞰的方式紀錄庇護工場的工匠們。

匠心預告片：https://vimeo.com/294413287

發言人: 中華民國聾人協會理事長牛暄文

撰稿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大學部學生 張妙德

本文獲得「台北大學社科院高教深耕計畫」贊助

本文根據2020年臺灣障礙研究學會論壇的牛暄文發言整理。

你喜歡《聽說》（2009）嗎？這是一部為了宣傳2008年台北聽障奧運所拍攝的電影，也是至今在台灣大家提到聽障、手語最容易想到的電影之一，但其實身為聾人的牛暄文並沒有非常喜歡這部電影。

不可否認，這部電影的確有增加聽覺障礙議題在台灣的曝光度，讓許多不曾瞭解的人開始注意到聽障者。

但這部電影其實隱含著對於聾人族群的微歧視。當觀眾抱持著觀看聽障與聽人的戀愛劇心情，結尾卻來了個大翻轉，迎來兩位聽人在一起的「圓滿大結局」：女主角秧秧在男主角天闊爸媽面前開口說話表示自己是聽人，天闊媽媽露出了開心的笑容。然而，暄文讓我們進一步思考，為什麼這部電影中會說話這麼值得開心？為什麼兩位聽人在一起才是好的結局？說穿了，這部電影還是從聽人主流文化的角度敘事，也隱約傳達出「能聽到還是比較好」的價值觀。

如果想要更認識聾人文化，暄文推薦不妨去看看《無聲》（2020）這部更加貼近聾人視角的電影。

去除環境阻礙、給予支持尊重

從媒體中的聾人意象回歸自身經歷，暄文回想起在美國求學的時光，談起他在聾人媒體資訊平權的立場。他所就讀的高立德大學 (Gallaudet University) 是一所專為聾人族群提供服務的大學，有了手語作為溝通管道、聽力不再是阻礙人與人之間距離的原因；在這裡每一個學生都被鼓勵自我表達、交流互動。有著這樣的例子在，那麼我們所稱的聽覺障障是不是其實有很大部分是因為環境所造成的障礙呢？關於這點，暄文也回應說：「如果把環境的障礙拿掉，並給予足夠的支持及尊重，那麼其實我們之間並沒有不同。」

善用策略、看見聾人

隨著疫情蔓延，手語翻譯員在疫情指揮中心的記者會中頻繁曝光。這使台灣社會開始發現手語翻譯員的存在，並掀起一股感謝他們成為了聾人聽人間溝通橋樑的熱潮。但是，從暄文的角度來看，手譯員的專業是幫助聽人與聾人間溝通順暢，將他們看作愛心的化身並不恰當；更不用說直接將手譯員視為聾人的代言人。

更具體的事例是，曾有記者想要報導疫情期間口罩對聾人溝通的影響，卻因為電話訪談聾人的困難轉而詢問手語翻譯員。試想若替換一個情境，在好奇一件與外國人切身相關的問題時詢問他的翻譯而非本人，大家都會覺得荒謬；同理，當我們遇到聾人議題的時候，不應因外在環境的障礙或者自己溝通策略的限制而忽略了聾人自身的聲音。在輔助科技發達的現今，我們不但可以透過手語翻譯員、筆談與彼此互相交流，還能使用即時訊息、視訊字幕等等方式促進溝通順暢，只是看我們是否願意去傾聽彼此的聲音了。

公路之旅帶來成長？《金魚俱樂部》的翻轉刻板印象

作者：周上智（台北大學社會學碩士）

《金魚俱樂部》是一部典型但並未落入勵志俗套的公路電影，翻玩了障礙者總是成為「被害人」的刻板印象。《金魚俱樂部》作為喜劇非常足夠，卻輕輕地從障礙議題旁飄過，欠缺對結構的關懷。

傳統的公路電影透過公路冒險，克服、改變甚至跨越了原有的困境。這類電影不免俗地帶有勵志成分，端賴如何設定旅前困境、跨越困境的方式，以及旅後的改變。

不落入勵志俗套的「金魚俱樂部」

身心障礙者的公路之旅，或說多數以身障為主題的電影，常常淪為勵志情色片（inspiration porn）。敘事中這些社會認定的「不能者」得透過超越「常人」的努力，才得以跨越障礙「正常地」生活，顯露著片面形象的「障礙他者」。多數時候這些電影並不是在肯認障礙者的多元差異，而是傳達「障礙作為負擔，「他們」都可以了你何嘗不行？」的一種宣稱，障礙者的日常被挪用作健常人社會的「輔具」。

以剛剛設下的命題為框架，主角奧利佛無論在車禍前後，大方向都是一致的：就是避開調查官查稅／取回藏起的錢。這樣的出發點，讓整個敘事仍包裹在典型公路電影「帶有目的的旅程 → 非預期意外 → 主角成長」的結構下。

那《金魚俱樂部》如何不落入勵志俗套？不同於典型身心障礙角色必須「克服」障礙，《金魚俱樂部》跳到另一端，「利用」社會普遍對障礙帶有的同情和無能意象，嘲諷一番。這一趟運錢回境內的走私行動，翻轉障礙者總是成為詐騙事件被害者的印象。而《金魚俱樂部》之所以有趣，也是因為電影以喜劇形式將「成長」聚焦在角色個人的探索，而不是障礙者非得「克服」障礙，甚至「超越」障礙的英雄敘事。

想變回「正常」的奧利佛

因車禍成為脊髓損傷者後，奧利佛得學習著與輪椅共處。但他瞧不起照顧中心的一切，甚至初見面就對著護理師女主角蘿拉說：「你的長期目標是什麼？陪殘障玩拼圖不是你畢生夢想吧」。在車禍前，他年輕、專業、時髦，是個在幫富人變得更富有的投顧經理。車禍後社會地位的驟降、女伴離去，讓他全身心只想要回到工作崗位上，替無法再使用雙腳行走的自己扳回顏面。相對於障礙者，電影大部分時間，奧利佛的認同還比較靠近滿滿歧視的健全人，可說是討人厭的自大狂。

奧利佛回歸「正常生活」的努力，卻每每因不穩定的Wifi訊號斷線。視訊中主管好幾次對他說到：「奧利佛，你要不要先好好的···」，就到此卡住。若有似無地暗示奧利佛，得先完成「什麼」才能被重新接納。同時也能微微察覺主管質疑著奧利佛是否還足以負擔工作。無論如何，觀眾都能一同感受到他的的徬徨無助。

奧利佛追著Wifi訊號工作，粗暴地闖進了照顧中心中金魚小組的團體公寓。奧利佛佔據了團體室一隅，一邊在財務報表中努力回歸「正常」，另一邊看著「金魚小組」成員瑪哥塔、米希、雷蒙和阿芙，還有護理師艾迪和蘿拉的團體互動。

延續著國稅局查稅的故事線。奧利佛在瑞士蘇黎世銀行的保險箱將要被調查，為了將120萬歐元運回德國，剛好發現障礙者幾乎不會被懷疑有犯罪可能。奧利佛便策畫了「金魚小組」到瑞士進行駱駝治療的運鈔之旅，殊不知這趟旅程卻讓他不再迷戀金錢遊戲。

「去他的內在美，我就要有外在魅力！」

《金魚俱樂部》透過奧利佛和金魚小組，呈現出障礙者及相關工作者的需求。這些需求是錢、認同、性或想變得漂亮，或者其實障礙者可以別無所求，不一定得追求改變。

例如，喜歡明星泰勒絲的阿芙因為患有唐氏症，總是不被別人看作女人，也沒有機會打扮的閃閃發光。她趁著奧利佛運鈔之旅大噱一筆，在蘇黎世精品店一次狠狠花上兩萬歐元，從頭到腳一次治裝完成。

阿芙望著沿街的精品櫥窗和時髦行人說道：「哇嗚···好漂亮哦，我也想變得這麼漂亮，有漂亮外套、衣服、襪子，真漂亮！」

而蘿拉則回應：「阿芙，這些都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但我想要！我已經不是女孩了！我會思考，我想要美麗的東西。」

蘿拉：「阿芙，外貌並不重要，內在美才是最重要的」

「啥？」

「內在美是發自內心的價值，懂嗎？心在這裡，從心散發的才是最美的」

蘿拉邊說邊將手放在自己胸口。

阿芙：「去他的內在美！我就要有外在魅力！」

而後來在談每個人要分贓多少錢時，她更是毫無猶豫地答道：「我不要錢，我要有魅力」下一幕便領著眾人走進精品店。

阿芙和蘿拉的對話，正好凸顯了社會對發展遲緩者的慣常偏見。障礙者活得像人是基本權利，不止於身心理。但「女人有權好好愛自己」這樣的廣告詞，多數時間也將障礙者排除在外。「想要變漂亮」，是不少障礙者難以在有限資源實現的想望，對同齡女性來說，卻是再正常不過的需求。

不落俗套但也充滿銅臭

雖然金魚俱樂部點出了「障礙者與健常人需求無異」，且有許多讓人會心一笑的小細節。推動劇本往前的動機幾乎都來自金錢利益，使整部片雖有情誼但也銅臭十足。

因為從奧立佛出發，本身設定就帶有濃厚的白領菁英視角，還是個唯利是圖的投資顧問。劇中奧利佛每每遇上問題，就慣性地以錢來解決。這種濫俗的方式聚焦在個人利益上時，顯得特別傲慢、瞧不起人。若是將錢「分贓」給夥伴，「隱形富豪」該被課走的稅以另類方式再分配，回經濟弱勢的障礙者身上，反而讓人大快人心，期待運鈔成功後他們都能分到一杯羹。

儘管電影末段奧利佛對這樣的價值觀有所反省，還在金魚的告別式上以金魚象徵自己致詞道：「本來可以得到一切，還年輕，又在人生成就的最高點，卻日以繼夜孤獨滴在水族箱裡游著，總想著只要游得夠久、夠遠，總有一天能到海洋，但他沒發現其實只是在原地打轉」。看似奧利佛透過公路之旅有所成長，已超脫於金錢觀的束縛，結果照顧中心主任卻要他為中心繼續運鈔，就算喜劇效果上十足衝擊。運鈔目的從自己轉移成團體，但此舉也讓他近兩個小時鋪成的成長大打折扣。

除了充滿銅臭外，奧利佛也以能言善道、整齊乾淨的中產階級形象，在為其他金魚小組成員代言。雖說是肢體障礙者動腦、心智障礙者出力的典型分工，但奧利佛階級位置所掌握的話語權，卻使彼此的權力關係極度不對等，團體非得透過奧立佛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

特別是奧利佛在精品店，提及「便士樂福鞋」（Loafer）的冷知識讓店員刮目相看那幕。在《金魚俱樂部》這部片的宣傳和影介上被大做文章，甚至號稱「歐洲最大發行量的《圖片報》（Bild）都狂誇這點子『太讚了！』」。為何讓「健全人」刮目相看的部分，都集中於奧利佛身上，而其他障礙者只能負責丟盡洋相的戲份？

除了戲份分配外，更要指出的是，劇中奧利佛才成為障礙者三個月，甚至駱駝治療的前幾天還罵著雷蒙「有病」。就算敘事需求上公路冒險必然要有所成長和前進，但奧利佛為夥伴辯護，其實是來自「自己被貶低」的不快。這幕健常人看了會覺得非常爽快，但障礙者看了真的會開心嗎？他的行動並沒有改變成員們被看不起的事實，只是別人會賣他面子，先收起歧視。這部分上仍是種個人主義式的英雄行為，欠缺對結構的關懷。

回到本片，沒有刻意呈現什麼勵志性，障礙者在違法事件中的形象翻轉上，也充滿積極意義。而且本片榮登德國票房冠軍連續三週，證明障礙主題的類型片也可以有好票房。甚至片中對社福機構、護理師和身心障礙者三者互動的呈現上，都非常有趣。若晚上閒來無事不想太嚴肅的話，「金魚俱樂部」仍不失為一個不錯的選擇。

圖說：

James M. Sommerville. (1825–1899) “Ocean Life.” ∕擁有者：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公開版權。CC0 1.0 Universal (CC0 1.0) Public Domain Dedication。

圖片來源：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12544

圖說：運鈔過程是一場障礙者的尋寶大冒險。

金魚俱樂部預告：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n0hRTh2_nk&feature=emb_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