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萬宗綸（愛丁堡大學語言學博士生）
在今年的臺灣障礙研究學會年會，我呈現了一個在亞洲非常小眾的學科：「社會語言學」。我希望藉由這篇短文，簡單介紹社會語言學為什麼可能出現在一個障礙研究的學術研討會，這個學科的對話對象又是誰？
今年第一屆年會的徵稿啟事中談到「挑戰醫療、個人與缺損取向模式的支配地位」，這也是障礙研究很大一支研究的焦點，語言學談論的主體是語言以及語言使用者，作為一個社會語言學者，我的對話對象也就成為了語言病理學家（以及這個領域訓練出來的語言治療專業）。
我個人的研究談的是聽損／障者的口語，我希望給予聽損者的口語表現提出社會解釋。社會語言學不將語言視為一個單純的生物（腦）功能，而主張檢視語言時，總是需要同時考量語言使用者（社會人）的社會互動。所以我的研究不僅討論聽損者的口語，也討論聽損者。
換言之，我的研究主體是聽損者作為一個社會人與其口語間的關係－－他們的口語是如何因為聽力損失而使然，或是他們的身分認同。但是這兩者都不是我的研究重點。相較於我，聽力學家（關於聽力）和社會學家（關於身分認同）會更擅長處理這兩個題目。
那麼，為什麼處理聽損者口語和聽損者社會位置間的關係是重要的？這個取徑的重要性是因為另外一個學科典範而生的－－語言結構是無關社會的。
語言病理學基本上認為聽損者有所謂的「構音異常」，也就是說，聽損者不同於聽人（the hearing）的發音不僅是一種偏差（deviance），甚至是一種需要被治療的病理狀態。這個學科，在意識形態上，很接近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認為語言是基因內建物的想法。喬姆斯基這種說法，是保守，還是進步呢？
喬姆斯基最早發明這個說法是為了證明人類不分種族都是一樣的，沒有誰的語言比誰優越。但是這種說法偏偏同時暗示了一種優越感：人類之所以為人類、不同於其他物種，是因為人類擁有與生俱來的語感（linguistic intuitions），讓我們降生於這個世界後，得以輕鬆地吸收環境中的語言，並且很快的能夠自己再製、生產出語言。這種語感內建了系統，這種結構不是社會文化塑成，也不是學來的，而是因為某些演化因素，人類的腦子裡內建的。
所以，像是聽損者這樣，內建語言從深層結構要浮出表面時，出了「問題」的人們，就是「不正常的人」－－他們需要變得正常。對於語言病理學家們，這些「有缺陷的人」，只要不是仰賴自己發出「正常」的語言，不管你是仰賴懂得你說話的翻譯（通常可能是相處很久的親人或好友），或是仰賴說話的輔具，你都不能算是真正意義的會說話。
面對這樣醫療模式，語言學中另外一支與社會語言學是近親的學科－－「語言人類學」－－也有相當強烈的反彈。
語言人類學者通常透過民族誌方法，描寫不同社群的日常生活如何與語言鑲嵌在一起。在田野中，語言人類學家認為，人類的溝通本來就是多模態（multi-modality），不僅仰賴狹義的語言，也牽涉了廣義的語言。舉凡手勢、音樂、表情等其他符號系統。因此，將溝通侷限在狹義語言的語言學者原則上是徒勞無功的，因為他們並沒有參透人類溝通的本質。
比如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大學的Joshua Reno自己是自閉症孩童的家長。他就談到圖片兌換溝通系統（Picture Exchange Communication System）這種用圖片輔助溝通的教學法，再怎麼樣也都只被當成一種過度手段，而不能被接受成為自閉症孩子的溝通方式。它永遠只能是個教學法。目標仍然是要讓小孩能夠自己說話。
Joshua Reno質疑，Chomsky的語言學造就了一種意識形態，讓大家覺得說話主體的邊界就是我們物理意義上的軀體，一旦仰賴身體之外的輔具或翻譯者才能說話，那都不叫做說話主體（speaking subject），而是被說出來的主體（spoken subject）。在這個脈絡下，賽柏格（cyborg）根本是不可能被語言學家接受的合法說話主體。既然語言是內建的人類能力——比如Pinker知名的著作《語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你們這些要靠著外在事物才能說話的人，怎麼能被稱為「正常」？
Reno引用了Latour（大名鼎鼎的拉圖）說，在行動者網絡的世界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是靠著自己單獨發聲的，所有人都是「不完整的人」。我們這些靠著其他「正常人」跟我們對話，才方能夠說話的人，跟那些靠著圖片才能溝通的人，並無區別。
不過語言人類學的解法，很難被語言病理學家買單。語言病理學者就算能夠接受語言人類學家對溝通的看法，但根本上他們認為，廣義的語言和狹義的語言仍有本質上的不同。儘管自閉症孩童可以透過廣義的語言去進行溝通，但在狹義的語言範疇上，仍然是異常。
社會語言學者，相反地，通常則將焦點放在狹義的語言上，也就是當社會語言學者談論「語言」時，他們指的真的就是華語、英語、台灣手語、台語這些「語言」，而不是手勢、表情、情感這些廣義的語言。
社會語言學者相信，語言的變異（linguistic variation）如果不能獲得語言結構本身的解釋，那麼必然能得到社會因素的解釋。也就是說，沒有什麼語言的變異是不正常的，只要放置回社會脈絡處理，所有被誤以為是不正常的、無法解釋的變異，都能獲得處理。
上個世紀美國曾出現過一場爭議，這個爭議後來被稱為「差異／缺陷」爭議（difference-deficit controversy），在那個時代背景，黑人小孩的英語被當成是缺陷，需要被語言治療師治療的，因為他們「說不出正常的英語」。社會語言學家透過系統性的調查黑人英語的特徵，指出黑人英語是一個自成系統的語言（方言），根本不是語言病理學應該碰的對象。社會語言學本身就是政治的，社會語言學家帶著反種族主義的政治企圖，進行語言學調查，以協助這些語言擺脫不只是醫療凝視，也是白人凝視的醫療化工程。
社會語言學者相信「亂中有序」（orderly heterogenity），那些被誤以為是毫無章法的語言變異，只是其他語言學家缺乏對於人類社會的想像力，看不出門道而已。
從最早1960年代美國的社會語言學者William Labov開始，他就開始透過資料證明，比如紐約的社會階級在實證基礎上，是能夠以統計學方式預測某些語音的變異的。又或者，他發現麻州外海的瑪莎葡萄園島，島民認同或是大陸認同，也是能夠預測語音改變的統計變項。
若看本土案例，Dominika Baran就發現三重一所高職裡面，沒有要繼續念大學的、電子科、想要一輩子「混三重」的學生，跟那些要繼續念大學的、不想一輩子待在三重的、管理科的學生，在談論到生涯規劃的話題時，在語音表現上也有顯著的不同。前者呈現出較多本土國語的特徵，後者則出現靠標準國語靠攏的行為，也就是說，語音變異在小尺度的文化中，被挪用作為一種符號系統，來建構他們各自的身分認同。
這些對於語音變異的社會解釋，都需要對於在地社會脈絡有一定程度的想像力才有可能發覺，如果Dominika Baran從來不知道台灣的高職裡，會因為念管理或念電子、要不要念大學而區分彼此，以及三重本身特殊的社會脈絡，她大概一輩子都不可能會發現要把這些變項放進去她的統計模型裡。而一旦統計模型的確跑出顯著，信奉實證主義的其他語言（病理）學家，也只能摸摸鼻子接受社會解釋確實存在。
社會語言學者談論的是狹義的語言，這與語言病理學者根本上並無不同。既然談論的主體是相同的，甚至都採取實證主義的方法做研究，社會語言學者的研究也就讓語言病理學者不得不正面面對。當時的「差異／缺陷」爭議隨後有效地讓黑人英語去病化，語言病理學者開始討論如何區分「方言」跟「缺陷」，以避免誤把別人的語言當成一種病。
但是當年「差異／缺陷」爭議所成功去病理化的對象，僅止於族裔語言，像是自閉症、腦麻、聽損這些影響到語言表現的障礙類別，還未成為社會語言學者的討論對象。很難在兩三句話內指出社會語言學在這方面缺席的原因，但既然社會語言學與障礙研究看待障礙的觀點不謀而合，社會語言學者沒有道理不將不同障礙類別看成社會語言群體來討論。
我想做的事情，看在語言病理學者眼裡可能很瘋狂（因為他們根本地認為聽損者跟黑人是兩回事）。但對於我而言，我並沒有真的改變社會語言學的理論架構，只是我做了還沒有人這樣做的事情而已，而我私心地希望這件全世界沒有人做過的事情，可以發生在臺灣。
圖說：這幅畫叫做「巴別塔」（The Tower of Babel），是西歐著名畫家Pieter Bruegel the Elder 在1563年的作品。巴別塔在西方世界向來象徵「世界人口各自操用各種語言，彼此不能溝通」的文化多元狀態。圖片來自於wikipedia，是公共版權作品，可供人免費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