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恒豪（國立臺北大學社會系教授）

近年來，隨著障礙人權意識的興起，大學裡障礙生的處境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然而，臺灣的高等教育有多少有障礙的老師，障礙大學教師的處境又是如何？他們面臨歧視時，可以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申訴嗎？有需求時，應該找資源教室嗎？這些，似乎是沒有被觸及的問題。障礙老師在臺灣各層級的體系的處境，似乎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這包括：求職時是否面臨直接歧視（因身心障礙身份而排除）？就職後又要如何進行「合理調整」？包括上課的空間、學術活動場所，例如研討會會場是否有無障礙設施？上課的方式、上課的時數、研究所需的時間與產量計算、校務服務的方式等，以及是否可以申請人力支持或是進行調整？學術產業中，的身心障礙老師們所遭受的困境，似乎沒有被看見。

姑且不論臺灣的現狀如何，我想起在夏威夷大學，啟蒙我投入障礙研究的身心障礙老師們。第一位是Albert B. Robillard，我們都叫他Britt。Britt畢業於UCLA的社會學系，師承「俗民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的大師Garfinkel，主要的研究對象是太平洋島的社會變遷。

他是在夏威夷大學工作一段時間後才發病的，診斷是運動神經元疾病（Motor Neuron Disease，簡稱MND ）。發病後，休息了一段時間，就回學校教書，還出了第二本書《Meaning of a disability: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paralysis》。

該書用「俗民方法論」的方式，以他自己的障礙的身體在醫療健康服務體制的經驗，檢視醫療服務體制對障礙者的偏見、歧視與文化以及自己對障礙身體的反思。該書得到美國障礙研究的Zola Award。

我在偶然的機緣下，想換博士論文題目時，跑去修他的健康服務社會學（Sociology of Health Service）。這是整個醫療社會學領域的一個次領域，集中在健康服務體制的運作與文化的社會學分析。

課是合授的，Britt是主授，課程內容精彩紮實不需贅言。當時的最大震撼是，Britt的身體狀況，根據臺灣身心障礙手冊的分類，就是「極重度」，不列入勞動部調查的「可勞動人口」那一種。

他全身上下幾乎都無法自由移動，需要灌食、失去口語能力，上課只能靠還能動的嘴唇一角選擇英文字母，透過助理協助拼字溝通。上課速度的確慢了很多，但慢有慢的好處，多了一些時間思考、少了學生搶話和為了辯論而辯論的研究所廝殺氛圍。反而有一種禪師在教書的感覺。

Britt也教醫療社會學、太平洋島的社會變遷等，基本上只教研究所的課。課堂的助理是由校方負責。考量他的身體狀況，學校也讓他減授鐘點、薪水不變。後來還因為消防安全考量，特別把他的辦公室從七樓移到二樓。Britt非常幽默，也常有學生去找他聊天。可惜的是隨著身體的慢慢退化，他不得不退休，並在2015年過世，享年72歲。

影響我決定踏入障礙研究領域的變數，是夏威夷大學障礙與多樣性研究學程（Certificate on Disability and Diversity Studies）開的核心課程，Disability and Diversity。共同授課的兩位老師都來自夏威夷大學的障礙研究中心(CDS；Center on Disability Studies)，其一是不久前退休的障礙研究歷史學者Steven Brown，另一位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畢業的Megan Conway。

Steve博士畢業就投入自立生活運動、擔任自立生活中心的主任，並持續推動障礙者自我倡導與障礙文化，繞了一圈才被CDS聘進來教書、擔任期刊編輯。他有成骨不全症，大部分時間靠電動輪椅移動，雖然必要時可以走幾步路，但是很容易骨折。Steve曾經來台訪問，相關研究與貢獻可參考〈我不需要被修補：障礙、文化與普世人權〉（標題即連結）。

Megan有極重度視障跟聽障。他上課需要助聽工具以及助理，學生必須使用麥克風講話，他才能透過助聽設備聽到學生的聲音。我們這們課就靠麥克風、助聽設備來進行。輪流使用麥克風發言是很有趣的體驗，一些基本的發言民主素養，因為技術的必要性形成某種規範。你必須舉手才能拿到麥克風發言，不能搶話、打斷發言者。

當然如果發言冗長，開課的老師還是會請你簡短、盡快結束。雖然免不了有搶麥克風的狀況，但開課老師會盡量讓沒有發言的人有機會在多人舉手時先發言。有人用麥克風發言時，即使其他人硬要打斷也沒用，因為其中一個老師聽不到。上了幾次課，自然而然有人會提醒忍不住插話的人說：「請等你拿到麥克風。」

這看似為了一個老師的「特殊」安排，某種程度形成了教學的「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不僅支持上課老師的需求，上課學生也因為上課方式的特殊安排而受益。

這些經驗已經是十幾年前的往事了。聯合國的身心障礙人權公約第四號一般性意見第37款，特別提到：

……締約國必須投資和支持身心障礙教師的聘用和進修，包括排除相關立法或政 策阻礙，不再要求應聘者要達到特定的健康檢查標準，並為他們參與教師工 作提供合理調整。身心障礙教師的存在，將可提升身心障礙者進入教師行業的平等權利，給教學環境帶來獨特的專業資產和技能，有助於消除阻礙，並成為重要的角色楷模。

換言之，大學在徵聘教師時，不僅不應該把身心健康條件視為限制，更應該提供符合應聘資格的身心障礙教師合理調整的平等權利。特別是，大學作為一個多元的社群環境，障礙教師的獨特性，可以為大學帶來不一樣的可能、消除環境制度阻礙並成為典範。

那些教過我的老師們都不是已故的舉世知名的天文物理學家霍金——那些教過我的老師不像英國天文物理學家霍金知名——但他們也竭盡所能地在自己的崗位上貢獻所學，在教學、研究與服務上盡心盡力。

在台灣，雖然已經有一些認真貢獻的身心障礙教師在大學裡默默耕耘。然而，我們的大學教育現場是否能聘任更多的身心障礙大學老師？提供身心障礙老師足夠的支持與彈性？我們的社會結構是否包容？應該我們全盤檢視的時候了。

大家記得這篇周上智的投稿嗎？

https://ds543.home.blog/2020/07/12/非典型「家園」/

他得獎了。

歡迎大家重新閱讀這篇得獎論文的精華版本喔！

https://ds543.home.blog/2020/07/12/非典型「家園」/

文：王國羽 

高雄醫學大學醫社系兼任教授 / 國立中正大學社福系退休教授

這是一篇欠了很久的稿債。2020年夏天，上星期六，參加完台灣障礙研究學會年會之後，我想應該是時候來還這篇稿債了。

我自四年前由中正大學退休，與我母親共同生活的三年，2019年六月夏至之日，前一天我母親去世。自那時開始，我終於是真正的一個人過日子了。

原本這篇文章是希望用來紀念我母親，但是一年多下來，我想了很久，就用這篇文章寫寫我自己的生活好了。自立生活是最近幾年在台灣極力倡導的障礙政策之一，除了比賽翻譯國外文獻與經驗之外，我們是否真正的有足夠的台灣故事可以說呢？

這篇文章，既不學術，也不文青，只是我個人的經驗反省與看法。但是我想，好的研究，就應根植於這些有血、有肉、有淚、有笑的經驗。

（王國羽老師提供的插花照片）

序言：

• 孤獨與寂寞

許多知道我現在一個人生活，第一個反應是：老師你一個人不寂寞嗎？

我一個人住，一個人生活，並不代表我的生活就是孤獨與寂寞。一個人生活，最重要的功課是如何過日子？一個人過日子的生活，我已經過了將近四十幾年，由我離開家，去東海讀書、去美國留學、到中正大學教書，基本上我都是一個人。

雖然我的周遭有同學、朋友、同事、學生，但是每天回到我的宿舍，我仍然是一個人，沒有伴侶可以說話，分享一天的生活，沒有小孩可以互動。我就是一個人。退休後，我在前三年，每天回家都有母親可以聊一下，交換一下意見與當天所見所聞，我才有了短暫三年有人陪伴的日子。我母親也是一樣，我父親去世後二十幾年，她都是一個人獨居，直到我退休回來，我們兩個一起生活。

去年她去世之後，我的日子又回到以前，我一個人在中正大學生活的日子。但是現在的日子與以前在嘉義不同。

• 日常生活

現在的日子，每天早上我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問自己，今天要不要去市場買菜呢？

我的公寓在鳳山最熱鬧的商圈，但是非常安靜。我的樓下卻非常熱鬧。早上最開始是鳳山的兵市場買賣，這附近有許多軍事院校，因此自然最早的開市就由他們開始，接著是早上的市場開賣，我的日子就由這時開始。買一個人要吃的水果、蔬菜、魚與其他東西。因此，如何規劃自己的三餐就是一個功課。我要看當周的行程，想想是否需要煮飯、主食或其他的配菜。

即使是一個人，我也會要自己不要只圖方便，拿一個碗，將所有的東西都放在碗內；我要求，仍然擺放好飯菜，然後坐下享用自己的三餐。我要過一個有模有樣，有品質的生活。

早餐都是最豐富的一餐，有三種水果、有澱粉主食與我的一杯咖啡，我在自己的起居室，看著窗外高雄的天空，遠方就是高雄港，八五大樓及衛武營國家藝術中心，樓下就是鳳山體育場，早起運動的人，窗外的景色與人們，就是我的陪伴。我是一個人，但是我並不覺得孤獨或寂寞。



早餐之後，通常是我的工作時間，回復各種郵件，找尋資料或寫東西，兩三個小時的工作時間，就到了我的午餐時間。下個麵、燙個蔬菜或煎個魚，看當天的冰箱有甚麼，我就吃甚麼。夏天我喜歡一個人在家吃午餐，出去找外賣太熱。看看當天的午間新聞，接著就午睡了。

退休後，最棒的就是我可以好好地卸下我的支架，睡個好覺。讓我的身體放鬆一下，午睡後再穿上我的支架。下午的第一階段我可以工作兩個小時到三個小時，接著就是晚餐的時間了。晚餐我就可以外出買些我喜歡的晚餐了。晚餐之後，直到第二天早餐，基本上除了喝點水，我就不再吃任何東西。控制血糖與體重。現在我一個人，自己照顧自己的身體，就不是說說而已。



每周我都會到高雄的花店，買花回來插花。這是我生活的樂趣與興趣。我在中正大學學習插花，將近十幾年的時間。過去的學習，每周老師都是將當周的花材配好，我們跟著插而已。

現在，我每周都要自己去花店找花材，自己配花材，想像這些花才能配出怎樣的作品，是一個有趣的創作過程。因為我永遠不知道當天花店有那些花材可以買，可以自己配。我的客廳起居室、我的餐桌、書房每周都有鮮花，這幾周高雄下大雨，我不方便外出購買花材，否則每周一次的購買花材是我日常生活中，最大的樂趣。

插花需要移動非常重的花器，換水或將花材處理掉。我慢慢學習，如何將花器與劍山分開，減輕重量再移動花器。任何一種藝術創作都是作者對自己的挑戰，我每周都會將作品與我的朋友分享，她們就知道這周我又變了那些魔法。這就是一種生活的情趣，培養一個自己一生都會持續不斷的興趣，是享受生活的最重要條件。



每周我也需要洗衣服、掃地或拖地板、清洗浴室、廁所等等，或將垃圾分類處理與拿到大樓樓下處理。

這些都考驗自己的耐性，我是否可以容忍我的地板有灰塵，或衣服堆到怎樣的程度非洗不可。這些瑣瑣碎碎的小事，累積疊上，就形成我的日常生活。

當然，穿插其中的是每周好幾次的來回台北，搭乘高捷、高鐵、北捷等讓我有機會參加各種會議、工作坊或上課等等。



過去一年多，我的日子就這樣的過下去，我的妹妹會每月或隔幾周來看我，給我東西，讓這個姊姊不至於沒有東西吃。我的二哥一家周末如果有聚會，都會叫我過去聚餐。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日子要過，自己的生活要處理。需要時，他們會幫我，換燈泡、清洗陽台、購買雜貨等等。我二哥家離我很近，過來不到五分鐘。我們各有各的政黨偏好，也不企圖影響對方改變，回到日常，我們仍然各過各的生活，但是需要時，永遠都有人可以幫我的忙。



我每天工作時，都會聽我喜愛的古典音樂台的節目。在樂聲中，讓自己的思緒飛揚，這些穿插處理自己三餐、外出、工作與社區生活的日常，構成我的生活。雖非完美，但是這就是日子。

• 自立生活

在我能自己處理自己生活各項大小事情之前，自立生活前提是，有自己的公寓。

這間房子是我中正大學教學的薪水，儲蓄購買，已經還完貸款。有地方居住是自立生活的前提要件，不背貸款、不付房租。每月的退休金就是我的生活開銷來源，有錢可以用，有房可以住。這兩項前提都是過去我幾十年工作、儲蓄、理財而來。但是這樣的生活，我其實一輩子都在準備。





（1）一世準備





 在得知我罹患小兒麻痺之後，我的父母震驚之餘，展開長期的準備。

他們只問一個問題：他們走後，我怎麼辦？這也是許多障礙者的父母掛在心理與腦中的問題。我的父親告訴我，他想盡各種方法與管道，希望能治療我的腳。其中當然包括各種中藥或偏方等等。他也去屏東基督教醫院登記，希望有天能排到我去接受治療。

兩歲登記，排到我去治療時，我已經是國小二年級的學生。在去屏基之前，我記得自己是不太會走路，都需要被抱著。我父母認為，不應讓我在地上爬，那不是他們的女兒應該被對待的方式。因此，家中所有的兄長、大姊與父母輪流抱。直到我上學時，還是不太會走。我母親揹我去上學，在教室外等我的時候，去市場買菜，再回來揹我回家。

直到去屏基接受手術，穿上支架會走路之後，我才脫離需要家人揹我的日子。



印象中，母親比較嚴格。寒暑假她都要我每天穿上支架，在家中附近走動。她的看法很簡單，她知道如果放任我假期不穿支架，開學後，不習慣再穿上鞋子，走路就會有困難了。我永遠記得她告訴我，可以走路，雖然走得不好，但是穿上鞋子我自己可以做許多事，不用事事依賴我的兄弟姊妹。

她給我的任務就是要能行動自如，自由自在不依賴他人，即使是兄弟姊妹。



 直到我這個年紀，我仍然每天維持穿上支架的習慣。出門買菜、購物、逛街、參加各種會議、出門旅行等等，支架是我能行動自如的重要輔具。我也感謝我的母親。她嚴格要求我無論上學放假，冬天夏天，都要習慣這樣的日子。對當時幼小的我，自立生活是能穿上支架鞋子，到處走動、上學、玩耍。對我父親來說，要讓我能自立，代表經濟上能獨立，能養活自己。他送我去學鋼琴，在將近五六十年前，學鋼琴是昂貴的事情。

我記憶中，他第一次送我去老師家學的時候，他告訴老師希望我以後能以教琴維生。即使當時我的鋼琴課學費，幾乎是家中每月費用的五分之一。我母親只好想辦法，自己養雞、動手做各種食物或種些蔬菜，節省開支讓我去學琴。當時為了學琴，還要雇請三輪車送我去學習。最後我自己放棄，因為我告訴我父親，我們買不起鋼琴，無法好好練習，進步有限，而且太貴了。之後，我就停止學琴。但是對音樂的喜好，卻成為我一輩子最大的陪伴，當我感到寂寞時，音樂就是陪伴我的好媒介，抒發我的情緒。在樂聲中，讓自己的思緒、感覺隨樂聲飄揚。因此，母親對我的自立生活的想像，是能自由自在移動，維持行動自主。

父親則是希望能給我一個永久持續的維生之技。後來，我自己放棄音樂，就由接受教育達成經濟自立。對幼小的我來說，未來要準備獨立生活，不要養成依賴我的兄弟姊妹生活。



 生活中，在那個物質不是豐盛的年代，家中所有的人都需要分擔家務。我記憶中，年紀大的兄長，每天下學都要在地面上灑水，避免灰土揚起進入屋內。那是需要體力的工作，我的任務是將大姐在後院收回的衣服摺疊好，我的妹妹們負責將衣服歸位。參與家中的生活日常，不因我的腳而被免除家務分擔，是當時我的父母對待我的態度。

我也要學會負責協助我母親各種餐食的準備，挑選豆芽、摘各種菜葉子、豆子除絲等等，我很小就知道做這些事情，是讓我融入家庭生活與家務中，沒有人可以例外，只是負擔的工作不一樣。因此，我總認為讓不同的障礙者負擔能力可以負擔得起的工作或任務，是社會融合的重要開始。

我們往往指責社會沒有接納障礙者，卻很少問：障礙者在各種家庭中，是如何被對待與生活？融合由家庭開始。唯有如此，才會讓障礙者藉著融入家庭與社會生活之中。我在家務中的工作都是可以坐在椅子上完成的，掃地、灑水、拖地板等需要移動的家務，都有其他的兄弟負責。





（2）生活、照顧





 無論我的父母如何希望能一輩子保護我、照顧我，人生都是往前發展的。由我上大學開始，我就開始長達將近四十幾年的自立生活。在當年青春年少之時，我就飽嘗不受異性看見的眼光，我只能自己找樂趣。

當年在東海最大的樂趣是晚上去圖書館看報、看雜誌、找資料等等，或弄自己的社團。那是一個當年東海行動不便同學的自助組織。現在回頭看，在當時校園中，男女同學追求不同的異性朋友時，我就學習到，自己永遠不是為了讓人注意我，而假裝或扮演弱者的自己。

我對異性朋友的想像與要求是先看到「我這個人」，再看到我的不便。我不願一個兩性關係，是建構在同情、協助、或依賴的基礎上。我要的是人與人舒服自在得相處、相知與相惜，我永遠也學不會捏著嗓子發出假音，在人前扮演柔弱不堪，回到宿舍講話、做人都不同。我不會裝扮，或化妝，更不會扮傻。相當多的時候，我是帶著理性的眼光，看著周圍的同學與他們的故事。在當時我就告訴自己要自己照顧自己，個性生活獨立才是任何兩性關係長久的基礎。我可以自己一個人逛街、購物、看電影、吃飯等。可是我知道，有些人無法這樣過生活。



 我認為照顧這件事，是介於公私兩個領域的概念。隨著年齡漸長，有些事情我開始需要別人幫忙，但是這個他人，可以是政府的居家服務，也可能是家人或自己請的鐘點工。照顧供給的組合可以是各種各樣，包含各種給付制度等等。需要深入地做各種分析與探討。將複雜的公共政策化約為簡單的，以爭取多點時數，不僅對政策本身沒有幫助，也模糊了可以好好辯論的公共政策本質問題。就我自己的經驗，我的不依賴原則，讓自己可以過得理直氣壯。

自立生活的嚮往起於各種障礙者對自己障礙認同，障礙者個人權利擴張是否意味著國家政府責任無限上綱？或者，障礙者本人、家庭、社會及政府等各方之間，找尋一個可長可久的平衡點，再設計相對應的公共政策呢？我沒有答案，但是我認為可以做多方的對話與討論。

• 暮然回首人在燈火闌珊處

我以前總認為自己大概只能活到四五十歲，匆匆間已經六十好幾了。孑然一人。是的，我一個人過日子，四季變幻的光影中，我悄悄過自己的日子，春天百花可選，夏日可嘗鮮筍，秋季又是菱角、螃蟹的日子，冬季則是品嘗鍋物的季節。我總認為所謂的自立生活，是我們對自己的想像與期待。

在這個想像中，根本的問題還是在個人，我作為一個障礙者，台灣社會給我的選擇與機會是甚麼？我喜歡甚麼？我對自己的期待是什麼？我的興趣是甚麼？這些微不足道的問題，卻是構成我們生活的內涵？這些都不是爭取照顧鐘點時數可以回答的問題？謹以此文，給所有在這個公共問題領域的各方人馬。我沒有答案，但每天我睡覺時，我會期待自己明天又是個需要上市場買菜，開啟一天生活的日子。我在社區中，每天小小的日常，那就是我的自立生活。

投稿人：鍾昀珊（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學生）

投稿人的圖片說明：這張圖呼應《仲夏魘》裡夏日的張狂太陽，像是「身心健全主義」（ableism）一樣，積極把社會上的「壞菌」都殺光光。

圖片來源：Stevenson, Robert Louis (1896) “[A Child’s Garden of Verses … Second edition.]", “Single Works"/ 收藏者：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公共版權。

「恐怖片」大概是最關心「身體」，又最愛佔「身心障礙者」便宜的電影類型了。本文一方面回顧經典恐怖片，如何藉障礙者觸發觀眾恐懼。另一方面我發現《仲夏魘》（Midsommar）反而利用恐怖片形式，挑戰社會對障礙者的歧視。因此，雖然恐怖片百百款，我認為有必要特別談談《仲夏魘》。

《仲夏魘》是在2019年上片的電影，引起國內外許多研究所學生共鳴。本問推薦《仲夏魘》給台灣文科研究生。這部片不但夠kiang夠紓壓，還很關心研究生憂鬱。這部片更有搶研究題目的擂台戰，相信為論文所苦的研究生都心有戚戚焉。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B2%E5%A4%8F%E9%AD%98

傳統恐怖片總是「越夜越美麗」：白天大家笑得開開心心，夜幕低垂各種妖怪才神出鬼沒，嚇得大家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仲夏魘》反其道而行，恐怖度卻絲毫未減。《仲夏魘》有的是陽光普照的田園風光，每顆鏡頭都美到想打卡上傳Instagram（可惜你想上傳的moment會發現小鎮沒網路）。這部片最嚇人的是，那些大太陽下走火入魔的邪教儀式，竟讓人聯想到現代社會追求的健全主義（ableism）。

恐怖片往往利用觀眾對衰敗、失能肉體的恐懼，達到驚嚇的作用。我必須指出這些恐怖片鞏固了健全主義，加深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的誤解與恐懼。例如：台灣經典恐怖cult片《邪魔》（1981）。這部片不但有顏面傷殘的獨眼女鬼不時出來嚇人，而且每個被下降頭的人，死狀都極其悽慘（包含長得很像賴清德的男主角）。他們全身佈滿爛瘡，不斷爆嘔膽汁，最後更會肚破腸流，任由蛆蟲萬頭攢動。人一旦中標，就會發狂亂咬人。《邪魔》販賣著奇觀式的「畸形、病態」肉體，且鼓勵大家最好閃得遠遠的。我認為這部片暴露出社會對身心障礙者的污名和恐懼。彷彿身體的殘缺必然會導致人格的扭曲。障礙者被當成不定時炸彈，一不爽就會抓狂亂殺人。大眾忙著怪罪障礙者，卻忽略社會對障礙者的歧視與排除。

恐怖片《橡皮頭》（Eraserhead）暴露「優生學」觀念，如何深入人心。現代家庭的理想圖像，是一夫一妻，和他們白白胖胖、四肢健全的完美寶寶。要照顧不斷哭鬧，又長得像外星生物的嬰兒，成了《橡皮頭》男主角最大的夢魘。這部片最怵目驚心的就是男主角剪開嬰兒，肚破腸流的一幕。超現實的影像背後，反映工業汙染下，人們壟罩在生出畸形兒的恐懼。問題是，觀眾看了《橡皮頭》並不會更關心障礙家庭，反而助長了刻板印象：生出障礙兒童，必定粉碎幸福家庭，走向家破人亡。

另一招恐怖片常見的嚇人大法，是妖魔化老年女性障礙者。《驚魂記》（Psycho）把老媽媽弄成骷髏木乃伊還不夠。男主角還要代替老媽媽，懲罰撩起自己慾望的美女。他裝扮成心中歇斯底里的老媽媽，毫不手軟大刀砍向淋浴中的女主角。刺耳的配樂，搭配血流成河的畫面，害多少觀眾不敢在旅館洗澡？說到旅館，就不得不提到《鬼店》（The Shining）。觀眾都期待禁忌的237號房，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沒想到又是另一個「倒楣的」老女人。發狂男主角懷中抱的，從讓人慾望的青春女體，轉眼變成又老又醜的女殭屍。女殭屍嚇得威風的男主角拔腿就跑。恐怖片一再出現老年女性障礙者，卻沒有要關心她們的意思，更加重社會對她們的歧視。障礙者淪為用完就丟的工具人，只為了把觀眾嚇得屁滾尿流。

《仲夏魘》一反恐怖電影公式，並不召喚觀眾對肉體失能、衰老的害怕。這部片反而祭出瑞典小鎮追求強健身體、優良血統的走火入魔，激起觀眾的恐懼。《仲夏魘》最讓人驚恐的一幕，是小鎮的自殺跳崖儀式。小鎮傳統認為人的一生像大地的四季，過了沒有生產力的72歲，就必須結束生命。主角一行外地人目睹血肉模糊的跳崖畫面，感到不解與憤怒。鎮民急著解釋這項「傳統」的意義：「相較於在恐懼和恥辱中變老死去，我們寧願獻出生命。我們應該在一切變壞前，阻止衰老腐蝕靈魂」。健全主義簡直是《仲夏魘》中永晝的太陽，積極把「壞菌」都殺光光。這部片雖然描繪原始部落，但它諷刺的正是現代社會奉行的健全主義。現代「文明」社會不也希望，那些又老又窮的障礙者自動消失嗎？該檢討的應該是羞辱老人的社會，而不是老人本身吧。

《仲夏魘》也諷刺社會對障礙者職業的刻板想像：障礙者唯一的功能，只是幫上天傳話。小鎮僅存的障礙者，是神諭者Rubin。我想其他障礙者可能一出生就「為了整體社會的和諧」，被消失了吧。每當Rubin死亡，小鎮就會再「安排」近親交配，生出下一個Rubin。也就是說，每一個Rubin都是精密算計的結果。小鎮更強調維持優良的基因庫，《仲夏魘》有機會排入影史最詭異的性愛場景，就是這麼來的──小鎮每年會從外地「精選」強健的男子貢獻精液，避免近親交配產下障礙後代。

令人疑惑的是，片中女主角明明有一整罐Ativan，卻要跟旅伴借安眠藥。雖然電影沒有明說，女主角為什麼不帶藥去瑞典小鎮。但我推測她可能害怕在旅伴面前服藥，會掃大家出遊的興。社會仍普遍污名化精神治療藥物。台灣社會時常能聽聞，有人禁止家人服用精神藥物。他們聲稱吃藥會上癮，還會吃到腦袋壞掉。他們反而要求病患服用各種來路不明的「天然」保健品，或是要病患「自己想開一點」就會好了。一切「我是為你好」的舉動，都容易造成精神障礙者病情惡化。

《仲夏魘》一方面關心精神障礙者，呈現他們生活上的難處，和害怕造成他人麻煩的焦慮。但另一方面，這部片同時助長觀眾對精障者的刻板印象，也加深障礙者的自責。女主角有躁鬱症的妹妹，被塑造成愛鬧自殺的麻煩精。女主角時常擔憂妹妹安危，也看精神科、服用抗焦慮藥物。女主角希望向男友獲得情感支持，卻又害怕成為他的負擔。男友的好兄弟卻勸他甩了女主角，外找一個不情緒勒索，又愛上床的「好」女人。好兄弟還指責女主角應該打給精神科醫生傾訴，而不是打來情緒勒索。這幕反映了精障者常沒有獲得足夠的支持（support systems），因為社會認為照顧障礙者只是醫生的責任。

女主角反倒從熱愛邪教儀式的小鎮，獲得男友沒能提供的情感支持。鎮民看似瘋狂，卻都是真心共感女主角的情緒。當女主角目睹男友跟別的女人上床傷心欲絕，鎮民們像蜜蜂一圈圈環繞，跟她一起哭得撕心裂肺。最後一幕，女主角凝視被燒死的男友，臉上浮出一抹滿意的微笑，因為她終於在小鎮找到了情感歸宿。這幕雖然凸顯了精障者需要社會的支持，但卻加深精障者都是冷血殺人魔的刻板印象。這部片更有女主角躁鬱症的妹妹，拉父母同歸於盡的情節。雖然精障者常有自毀傾向，但並不表示他們會殺人。我擔心觀眾看完這部電影可能會對障礙者更恐懼，把障礙者當成社會急於甩開的負擔。

預告片

『有障礙的』……政黨不分區代表提名名單

文： 張恒豪（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日本國會參議院七月改選，成立新政黨『令和新選組』，推舉兩位障礙者當選。分別是罹患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LS）也就是俗稱漸凍人的舩後靖彥（Yasuhiko Funago），以及行動難自主的腦性麻痺患者木村英子（Eiko Kimura）。舩後靖彥是需要高度支持的障礙者，無法發聲說話，溝通需要藉助輔具。

想想日本，看看台灣。在台灣，陸續公布的各黨不分區名單令人遺憾，障礙者「被缺席」。兩大黨的政治計算令人搖頭。號稱進步的小黨就不用提了。「國會政黨聯盟」提名障礙者張宗傑列在不分區第二名，親民黨把身心障礙聯盟的秘書長列為不分區第一名。這些安排，是否能轉換成選票？以及後續的政治效果為何？值得繼續觀察。

過往臺灣並非沒有障礙者參政。因政治車禍導致行動不便的吳淑珍，曾在1986年代替因蓬萊島雜誌案入獄的陳水扁，參選中華民國立法委員並且當選，陳水扁出獄後還擔任她的特別助理。在國民黨，患有小兒麻痺的徐中雄，從1992年開始當選臺中縣立委，不僅連任五屆，還在胡志強任內的擔任臺中市副市長。新黨曾經提名智能障礙者的家長當選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也讓視障的鄭龍水當選新黨不分區立委。彭明敏在1996年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民進黨籍殘盟患小兒麻痺的王榮璋、智能障礙者家長代表陳節如，也都曾當選不分區立委。上一屆國民黨提名的「罕見疾病」病友楊玉欣曾當選不分區立委。

台灣到底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呢？弔詭的是，2014年台灣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內國法化。國際障礙者權利運動的口號，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沒有我們的參與，就不要替我們做決定）。成為臺灣討論身心障礙議題的核心價值。這樣的訴求來自於過去障礙者被認為是無能力的個人，常需要獲得專業者、父母、照顧者或是相關照護人員肯認的歷史背景；同時，在一般政治參與的管道中，障礙者的身心差異很容易被忽略，導致障礙者被排除在公共事務的參與之外。然而，針對障礙者的社會參與常常忽略最根本的政治公民權利的行使，即便是政治參與討論。關注焦點常放在投票過程的無障礙與政黨、公民團體的參與，卻忽略了障礙者的參政是更重要的議題。身體損傷的標籤可能成為從政的阻礙，也可能成為被認可的，需要代表的象徵。在障礙研究學界廣被討論的，是推行美國『新政』而歷史留名的美國小羅斯福總統。小羅斯福本身是極重度的小兒麻痺患者，生活起居需要他人的協助，無法獨自行走。然而，在他所有公開的照片中幾乎完全看不到他使用輪椅，或是被攙扶的照片。在那個時代，身體損傷普遍被認為是應該被隱藏，是有損政治人物的形象的。過去的主流歷史及論述都幾乎不曾強調美國有過『障礙的』總統。

障礙者的參政權曾經引起公眾的關注。伊甸的創辦人，也是中華民國殘障聯盟（現在更名為身心障礙聯盟）的重要推動者劉俠，於1989年預計參加立法委員選舉，卻因為學歷限制被卡，引發一連串關於障礙者在教育上受歧視與政治上缺乏代表性的議題。該案最後聲請解釋，大法官認為雖然考選部及法院判決並沒有違憲，但也強調立法機關制定法律時，應考量就學有實際困難之障礙者。

障礙的標籤在臺灣選舉的過程曾經引起議論，例如彭明敏在1996年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他因為戰爭而被炸傷的手，曾引起「彭明敏只有一隻手不配當總統」的謠傳。而之後輪到陳水扁參選，也有「陳水扁的某，吳淑珍坐輪椅沒資格當總統夫人！」的說法。有趣的是，近年來，有「號稱」患亞斯伯格症的柯文哲當上市長後，障礙從一個被隱蔽、不應被考慮的、政治受難的，到樂於被指認的，或可能是另一種優勢，甚至是失言的藉口。這是值得反省的轉變。當然，這過程涉及障礙的差異、時代的變化，以及其他各種因素的符號政治。如果我們以障礙者的民意代表變遷來看，台灣從有障礙的政治受難家屬代表、地方勢力的代表參與地方選舉，到政黨提名障礙者為不分區立委代表。表面上台灣似乎開始鼓勵障礙者進入代議政治，且在代表的多元上被納入。然而，實質上障礙者權利是否有被彰顯是值得討論。不過令人遺憾的，政治的變遷並不一定往進步，多元的方向前進。

障礙研究認為，障礙是「人生經驗連續」的一部分，是人類重要的「普同經驗」。面對高齡化社會，不論再好的醫療與復健，老化與身心逐漸的退化與損傷是每個人必須面對的課題。障礙者的社會參與、無障礙環境、共融社會、通用設計等相關政策、設計與規劃，都應該是臺灣未來的國家發展重點。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推估，障礙者人口約佔總人口的15-20%。臺灣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的人口約佔5%。這次各政黨不分區名單，顯示了各政黨對障礙議題的陌生與忽視。臺灣的障礙者成了沒有政治代表弱勢中的弱勢。也許我們該想想，是不是障礙政治真的沒有選票?為什麼障礙者人權不被所謂進步價值看到？

編者說明：

（一）圖一的來源：Honoré Daumier (May 8, 1869), The quartering reinstated: Give me your vote! To me!　 No, to me!, from ‘News of the day,’ published in Le Charivari.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756541
圖一的說明：政客們爭取選票的樣子。

（二）圖二的來源：John La Farge (1900), The Wheel of Fortune.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11391　圖二的說明：運氣之輪的圖樣（讓人聯想到今天的輪椅使用者）。

（三）編輯過程中，政治大學台文所碩士生鍾昀珊和周寅彰同學提供寶貴協助，編者（政大台文所教師紀大偉）在此致謝。

作者：萬宗綸（愛丁堡大學語言學博士生）

在今年的臺灣障礙研究學會年會，我呈現了一個在亞洲非常小眾的學科：「社會語言學」。我希望藉由這篇短文，簡單介紹社會語言學為什麼可能出現在一個障礙研究的學術研討會，這個學科的對話對象又是誰？

（年會回顧：https://sdstaiwan.com/2019/03/31/%e3%80%90%e9%96%8b%e6%94%be%e5%a0%b1%e5%90%8d%e3%80%912019%e8%87%ba%e7%81%a3%e9%9a%9c%e7%a4%99%e7%a0%94%e5%b9%b4%e6%9c%83%e3%80%8c%e5%ae%9a%e4%bd%8d%e9%9a%9c%e7%a4%99%e7%a0%94%e7%a9%b6-%e7%90%86/）

今年第一屆年會的徵稿啟事中談到「挑戰醫療、個人與缺損取向模式的支配地位」，這也是障礙研究很大一支研究的焦點，語言學談論的主體是語言以及語言使用者，作為一個社會語言學者，我的對話對象也就成為了語言病理學家（以及這個領域訓練出來的語言治療專業）。

我個人的研究談的是聽損／障者的口語，我希望給予聽損者的口語表現提出社會解釋。社會語言學不將語言視為一個單純的生物（腦）功能，而主張檢視語言時，總是需要同時考量語言使用者（社會人）的社會互動。所以我的研究不僅討論聽損者的口語，也討論聽損者。

換言之，我的研究主體是聽損者作為一個社會人與其口語間的關係－－他們的口語是如何因為聽力損失而使然，或是他們的身分認同。但是這兩者都不是我的研究重點。相較於我，聽力學家（關於聽力）和社會學家（關於身分認同）會更擅長處理這兩個題目。
　　

那麼，為什麼處理聽損者口語和聽損者社會位置間的關係是重要的？這個取徑的重要性是因為另外一個學科典範而生的－－語言結構是無關社會的。

語言病理學基本上認為聽損者有所謂的「構音異常」，也就是說，聽損者不同於聽人（the hearing）的發音不僅是一種偏差（deviance），甚至是一種需要被治療的病理狀態。這個學科，在意識形態上，很接近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認為語言是基因內建物的想法。喬姆斯基這種說法，是保守，還是進步呢？

喬姆斯基最早發明這個說法是為了證明人類不分種族都是一樣的，沒有誰的語言比誰優越。但是這種說法偏偏同時暗示了一種優越感：人類之所以為人類、不同於其他物種，是因為人類擁有與生俱來的語感（linguistic intuitions），讓我們降生於這個世界後，得以輕鬆地吸收環境中的語言，並且很快的能夠自己再製、生產出語言。這種語感內建了系統，這種結構不是社會文化塑成，也不是學來的，而是因為某些演化因素，人類的腦子裡內建的。

所以，像是聽損者這樣，內建語言從深層結構要浮出表面時，出了「問題」的人們，就是「不正常的人」－－他們需要變得正常。對於語言病理學家們，這些「有缺陷的人」，只要不是仰賴自己發出「正常」的語言，不管你是仰賴懂得你說話的翻譯（通常可能是相處很久的親人或好友），或是仰賴說話的輔具，你都不能算是真正意義的會說話。

面對這樣醫療模式，語言學中另外一支與社會語言學是近親的學科－－「語言人類學」－－也有相當強烈的反彈。

語言人類學者通常透過民族誌方法，描寫不同社群的日常生活如何與語言鑲嵌在一起。在田野中，語言人類學家認為，人類的溝通本來就是多模態（multi-modality），不僅仰賴狹義的語言，也牽涉了廣義的語言。舉凡手勢、音樂、表情等其他符號系統。因此，將溝通侷限在狹義語言的語言學者原則上是徒勞無功的，因為他們並沒有參透人類溝通的本質。

比如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大學的Joshua Reno自己是自閉症孩童的家長。他就談到圖片兌換溝通系統（Picture Exchange Communication System）這種用圖片輔助溝通的教學法，再怎麼樣也都只被當成一種過度手段，而不能被接受成為自閉症孩子的溝通方式。它永遠只能是個教學法。目標仍然是要讓小孩能夠自己說話。

Joshua Reno質疑，Chomsky的語言學造就了一種意識形態，讓大家覺得說話主體的邊界就是我們物理意義上的軀體，一旦仰賴身體之外的輔具或翻譯者才能說話，那都不叫做說話主體（speaking subject），而是被說出來的主體（spoken subject）。在這個脈絡下，賽柏格（cyborg）根本是不可能被語言學家接受的合法說話主體。既然語言是內建的人類能力——比如Pinker知名的著作《語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你們這些要靠著外在事物才能說話的人，怎麼能被稱為「正常」？

Reno引用了Latour（大名鼎鼎的拉圖）說，在行動者網絡的世界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是靠著自己單獨發聲的，所有人都是「不完整的人」。我們這些靠著其他「正常人」跟我們對話，才方能夠說話的人，跟那些靠著圖片才能溝通的人，並無區別。

不過語言人類學的解法，很難被語言病理學家買單。語言病理學者就算能夠接受語言人類學家對溝通的看法，但根本上他們認為，廣義的語言和狹義的語言仍有本質上的不同。儘管自閉症孩童可以透過廣義的語言去進行溝通，但在狹義的語言範疇上，仍然是異常。

社會語言學者，相反地，通常則將焦點放在狹義的語言上，也就是當社會語言學者談論「語言」時，他們指的真的就是華語、英語、台灣手語、台語這些「語言」，而不是手勢、表情、情感這些廣義的語言。

社會語言學者相信，語言的變異（linguistic variation）如果不能獲得語言結構本身的解釋，那麼必然能得到社會因素的解釋。也就是說，沒有什麼語言的變異是不正常的，只要放置回社會脈絡處理，所有被誤以為是不正常的、無法解釋的變異，都能獲得處理。

上個世紀美國曾出現過一場爭議，這個爭議後來被稱為「差異／缺陷」爭議（difference-deficit controversy），在那個時代背景，黑人小孩的英語被當成是缺陷，需要被語言治療師治療的，因為他們「說不出正常的英語」。社會語言學家透過系統性的調查黑人英語的特徵，指出黑人英語是一個自成系統的語言（方言），根本不是語言病理學應該碰的對象。社會語言學本身就是政治的，社會語言學家帶著反種族主義的政治企圖，進行語言學調查，以協助這些語言擺脫不只是醫療凝視，也是白人凝視的醫療化工程。

社會語言學者相信「亂中有序」（orderly heterogenity），那些被誤以為是毫無章法的語言變異，只是其他語言學家缺乏對於人類社會的想像力，看不出門道而已。

從最早1960年代美國的社會語言學者William Labov開始，他就開始透過資料證明，比如紐約的社會階級在實證基礎上，是能夠以統計學方式預測某些語音的變異的。又或者，他發現麻州外海的瑪莎葡萄園島，島民認同或是大陸認同，也是能夠預測語音改變的統計變項。

若看本土案例，Dominika Baran就發現三重一所高職裡面，沒有要繼續念大學的、電子科、想要一輩子「混三重」的學生，跟那些要繼續念大學的、不想一輩子待在三重的、管理科的學生，在談論到生涯規劃的話題時，在語音表現上也有顯著的不同。前者呈現出較多本土國語的特徵，後者則出現靠標準國語靠攏的行為，也就是說，語音變異在小尺度的文化中，被挪用作為一種符號系統，來建構他們各自的身分認同。

這些對於語音變異的社會解釋，都需要對於在地社會脈絡有一定程度的想像力才有可能發覺，如果Dominika Baran從來不知道台灣的高職裡，會因為念管理或念電子、要不要念大學而區分彼此，以及三重本身特殊的社會脈絡，她大概一輩子都不可能會發現要把這些變項放進去她的統計模型裡。而一旦統計模型的確跑出顯著，信奉實證主義的其他語言（病理）學家，也只能摸摸鼻子接受社會解釋確實存在。

社會語言學者談論的是狹義的語言，這與語言病理學者根本上並無不同。既然談論的主體是相同的，甚至都採取實證主義的方法做研究，社會語言學者的研究也就讓語言病理學者不得不正面面對。當時的「差異／缺陷」爭議隨後有效地讓黑人英語去病化，語言病理學者開始討論如何區分「方言」跟「缺陷」，以避免誤把別人的語言當成一種病。

但是當年「差異／缺陷」爭議所成功去病理化的對象，僅止於族裔語言，像是自閉症、腦麻、聽損這些影響到語言表現的障礙類別，還未成為社會語言學者的討論對象。很難在兩三句話內指出社會語言學在這方面缺席的原因，但既然社會語言學與障礙研究看待障礙的觀點不謀而合，社會語言學者沒有道理不將不同障礙類別看成社會語言群體來討論。

我想做的事情，看在語言病理學者眼裡可能很瘋狂（因為他們根本地認為聽損者跟黑人是兩回事）。但對於我而言，我並沒有真的改變社會語言學的理論架構，只是我做了還沒有人這樣做的事情而已，而我私心地希望這件全世界沒有人做過的事情，可以發生在臺灣。

圖說：這幅畫叫做「巴別塔」（The Tower of Babel），是西歐著名畫家Pieter Bruegel the Elder 在1563年的作品。巴別塔在西方世界向來象徵「世界人口各自操用各種語言，彼此不能溝通」的文化多元狀態。圖片來自於wikipedia，是公共版權作品，可供人免費使用。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公共版權
CC0 1.0 Universal (CC0 1.0)
Public Domain Dedication

共同作者：

張恒豪／ 臺北大學 社會學系 教授

詹穆彥 ／清華大學 歷史所 碩士

林駿杰／ 臺北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生

又到了大學學測申請入學放榜的季節，對於身心障礙學生來說，現在同時也是身心障礙甄試放榜的時刻；除此之外，身心障礙學生還必須考慮身心障礙單獨招生的機會。

就此來看，臺灣現行身心障礙生就讀大學的管道似乎相當多元，不僅可以透過一般生管道入學，還有甄試跟獨招的管道——

然而，目前看似多元的入學管道，真的已經充分保障臺灣身心障礙生的教育權了嗎？

以下本文將回顧台灣障礙者入大學的脈絡，並從平等的結果的角度反省當代障礙生念大學的困境。

一、對障礙者的大學入學歧視的歷史脈絡　　

早期臺灣的大學聯考是歧視障礙者的。當時大學數量少，許多校系設有特殊病殘限制，1987年簡章的585個系組中，有近半數設限病殘生不得報考。

而不得報考的理由包括：「體諒殘友念那麼多書，如果還找不到工作，更增加他們的挫折感，不如一開始設限，也免占名額」；有的則是：「唯恐病殘生不自量力，進入該系造成自己與學校的雙重困擾……。」（謝東儒等人，2005）。

在當時的社會脈絡中，限制障礙者報考大學並不被認為是一種歧視，直到1988年，由劉俠主持的伊甸基金會於4月28日召集殘障福利機構代表前往教育部緊急陳情，在障礙團體與倡議者的努力下，上述的歧視性規定才逐漸放寬。

至1989年，全國僅剩下五個仍對障礙者設限之校系（陳碧華，1989）。

然而，這樣的改變卻只是基本上維持考試的形式平等，並沒有考慮到身心障礙生的差異，以及障礙者在考試過程所需的支持。

二、針對差別的個人提供差別待遇與考試調整

隨著當代平權觀點的轉變，平等不再只是讓每個人都獲得相同的對待，就能稱做平等；相反的，要達到實質機會平等，就應該針對差別的個人提供合理的差別待遇。

因此，儘管臺灣高教入學管道開始從完全排除（明文禁止報考）走向形式平等（不得明文禁止報考），但障礙者在實際參與升學管道時，卻仍然遭遇許多結構上的阻礙。當時主要的升學阻礙之一，便是大考考場所提供的設備與規則根本不便讓障礙者應考。

過去受限於聯考所強調「公平性」的核心價值，大考中心對於考場規則的調整並沒有太多作為；到1993年後，聯招會才決議設置重度視障和腦性麻痺之上肢重度殘障與多重重度殘障生專用考場，將各科答案卡影印放大二倍（張麗君，1993）。

然而，大多數臺灣的考試調整措施，卻經常是由個別考生與家長不斷爭取才獲得的結果，例如腦性麻痺考生孫嘉梁便是指標案例之一。

1998年，高二的孫嘉梁準備跳級參加聯招時，由於他的答題速度是一般學生的四倍，延長50分鐘考試時間仍然不足，經立委與教育部協調後協商後，聯招會仍堅持不放寬時間，只同意不裝訂試卷以方便讓孫作答（陳香蘭，1998）。

因此，儘管臺灣考試已經從單一的聯考制度轉向重視多元入學的考試體制，但強調形式公平與科學主義的思維的大考中心，其在規劃考程與考場的過程中並沒有主動考量與納入不同考生身心狀態之差異，甚至還需要每位障礙者學生自己去和大考中心「討價還價」。

三、積極平權措施：身心障礙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與獨招

面對弱勢團體的結構性不利問題，當代教育體系通常使用「積極平權措施」（又翻為優惠性差別待遇affirmative action）來促進實質平等。

臺灣在1963年就有「盲聾學生升大專院校保送制度」，2000年為回應障礙者的升學需求，教育部將該制度修訂為「身心障礙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簡稱甄試），作為障礙學生的特殊升學管道。然

而，甄試制度卻將各個科系的錄取名額，以不同障別做為分配，導致甄試制度中本身提供考取的校系就已經相當有限，障別分類制更讓障礙考生無法跨障別選填志願。

更嚴重的問題是，制度中的障別分類也並非依照特教法的規定來劃分，而是因應遊說而累加上去的，因此其並不具備任何合理性的規劃。

這導致往年經常出現單一障別集中於特定學群的分配問題，其他障別的同學在申請時卻容易高分落榜，實際上反而衍生許多不合理問題。

除了甄試外，教育部在2006年12月訂定「大學校院辦理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處理原則」讓各大專校院辦理獨招，目前辦理獨招的大專校院數量雖有顯著增加，卻僅佔台灣大專校院總數（106年173所）約四分之一。

根據特教通報網資料，參加獨招學校大多為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佔最大宗，私立大學次之，國立大學最少。

這導致障礙者學生在特殊入學管道中，能夠選擇的多是相對缺乏教育資源的中後段校系，同時國立大學也沒有在促進身心障礙生入學機會上負擔其應盡之責任。

四、多元入學管道，有達到實質的平等與保障高品質的受教權嗎？

在這個大學充斥的時代，障礙者要有大學念不是太大的問題。

障礙者真正的挑戰是考上大學以後才開始，也就是「充滿障礙的大學」。

過去對障礙者教育權的保障多集中在入學機會，問題是，保障入學只是第一步，若要更進一步的推動平權，應該觀察的是障礙者於整個大學的受教歷程，也就是障礙學生是否獲得了和其他學生同樣的學習品質？

已經有許多研究提到：臺灣的融合教育經常只是「物理上的融合」，障礙學生反而在融合班被排擠孤立，無法獲得適當教育。事實上，大學雖然基本上是融合的教育環境，卻缺乏個別化支持（周怡君，2015）；有時候連基本無障礙環境也缺乏，更不願意對障礙者提供適當的合理調整和輔具支持，導致障礙者就算入學，後來也沒辦法真正參與大學課程（王子華等人，2012，周倩如 2016）。

換言之，障礙學生入大學已經不是太大的問題，而是有沒有辦法和一般人一樣的選擇大學，而進入大學是否有得到一樣品質的教育。

而在這樣的環境下，更遑論要讓障礙者獲得實質平等的高等教育。

五﹑邁向支持障礙者的高教體制

過去幾年來，臺灣各大學都號稱邁向所謂的「國際頂尖大學」，抑或是不斷強調「大學社會責任」。但在此同時，臺灣的高教體制在大學自主的大旗下，缺乏障礙平權的意識與機制。

對校園內通用設計、無障礙可及性的改善的進展卻非常緩慢。即便在法令上，學校應提供在學的教學與生活支持，但實際的人力與資源配置卻遲不到位。

甚至有高教老師不顧使用助聽器學生之受教權益，而拒絕配戴助聽器的麥克風的事情發生。

事實上，在缺乏資源的支持與無障礙的校園環境中，我們經常看到身心障礙生進入大學後，家長仍必須每日陪同至學校唸書照顧。因此，身心障礙學生選校時反而不是主要考量自身的興趣、能力與分數，而是「離家近」、「照顧方便」、「學校的資源教室是否友善」等等。

換言之，看似多元的選擇，其實受到不同學校環境與支持系統的限制，而上述這些入學限制往往是隱微且難以查證的，使得這些問題至今仍然沒有受到臺灣高教體系的重視。

總而來說，在臺灣社會中，雖然身心障礙學生入學的管道看似多元，然而每個管道卻都有不同的限制，入學後的障礙環境更讓障礙者無法在大學中融入主流生活。

而上述這些攸關障礙平等性的重要問題，過去政府部門在大學自治的模式下，一直以來也無法積極地介入重新分配教育資源及機會。過去早在1962年時，需要高度支持的障礙者Ed. Robert申請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在當時反隔離的民權運動氛圍下，柏克萊改建醫院病房作為他的宿舍，提供個人的照顧人力（這也是全世界首見），而後改善校園與附近的無障礙環境，並開始設計執行支持障礙者學生的計畫，就為了讓障礙者可以和其他人一樣真正享有平等的教育權利。

這樣的障礙教育平權實踐，影響到後續美國障礙者自立生活與校園障礙者學生支持的發展方向。這是美國一流大學願意對障礙者平權所做的努力，它不只是消極地讓障礙者自己去適應校園生活，而是透過結構性與普遍性地提供資源挹注，讓障礙者在入學以後，能夠獲得相對強壯的支持，更有機會去在大學中實現自我，這樣的事蹟也讓柏克萊在後來障礙平權的歷史上留名。

如果從支持身心障礙學生平等受教權的角度，臺灣又有哪個大學真的夠格邁向國際頂尖呢？

本文出處： 本文修改自詹穆彥、張恒豪，2018，〈平等參與或特殊待遇？臺灣障礙者大學入學制度變遷之社會學分析〉。《特殊教育學刊》43(3)：1-28。

小編說明：為了方便各界大眾閱讀這篇文章，原文附帶的註解和參考書目並沒有張貼在這個網頁上。如果讀者想要知道原文的註解和參考書目，請自行查閱 《特殊教育學刊》43(3)：1-28。

圖片說明：

Object Details
Photography Studio: Southworth and Hawes (American, active 1843–1863)
Artist:Albert Sands Southworth (American, West Fairlee, Vermont 1811–1894 Charlestown, Massachusetts)
Artist: Josiah Johnson Hawes (American, Wayland, Massachusetts 1808–1901 Crawford Notch, New Hampshire)
Date:ca. 1850
Medium:Daguerreotype
Dimensions:21.6 x 16.5 cm (8 1/2 x 6 1/2 in.)
Classification:Photographs
Credit Line:Gift of I. N. Phelps Stokes, Edward S. Hawes, Alice Mary Hawes, and Marion Augusta Hawes, 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