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彙整:障礙視聽室:影評

無限影展:《希望之夏:身心障礙者革命》

圖說請看全文最後面

文/ 莊棋銘 (社團法人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本身罹患罕見疾病及輪椅使用者)

筆者出生即患「先天性成骨不全症」,屬罕見疾病,自幼因骨質特殊且脆弱,大小骨折不斷。父母勉勵我學習走路,努力復健,期盼我長的高,走的遠,不會依賴他人。父親常常說:「身為男孩,要勇敢堅強,不能想依賴他人。」母親也告誡我:「不要造成別人麻煩!不要成為社會負擔!」

然而,無論如何努力,我身高永遠矮人一截,努力走路卻經常跌倒骨折。家境僅能讓我居住老舊公寓,使我無法走下樓。這些困境,使我青春歲月與世隔絕,失去了義務教育機會。種種經歷造成我自慚形穢,常認為自己是「麻煩製造者」,是個不值得被支持、被理解的存在。

直到遇到許多「勇敢做自己」的身心障礙者同儕,發現「困難」具普遍性;出入不便,交通工具無法使用、就學就業困難、經濟困頓…與我類似的身心障礙者太多了。於是我常常思考一個問題:這個世界是怎麼了?是不是因為我們缺乏主流價值眼中的生產力、競爭力、行動力;沒有豐厚所得收入,所以這個世界不歡迎我們這群特殊的存在?

出生脊椎即斷裂的詹姆斯.勒布雷希特(Jim Lebrecht)是《希望之夏:身心障礙者革命》導演。在他上公立學校時,父親曾對他說:「你需要非常外向,你要主動對別人介紹自己。因為別人不會主動來找你!」但身為手足,詹姆斯的姊姊可以參加童軍活動,不會被父親特別叮嚀。自此詹姆斯意識到自己與常人不同,別的孩子享受豐富生活,而自己卻到處是障礙,處處是限制。

平常,身心不便的我們,時時仰賴他人,如果幫忙的人,顯露不耐神情,總讓我們培養出「退縮」心境。敢於開口,對於障礙者也算基本的「生存技能」了! 

不過如同其他受限的障礙者。身體限制,仍阻擋不了心靈奔放狂喜的渴望。

1960年代,在美國一群社會嬉皮文化者組成「身心障礙者夏令營」聚集全美各地身心障礙者,讓詹姆斯這般渴望自由解放障礙者,在營隊中盡情放逐,體驗青春之夏。

《希望之夏》前半部描寫營隊生活。透過志工協助,障礙者可煮各式料理,白天打球游泳;晚上飲酒作樂,夜談伴樂,歌舞昇平。這些尋常人可以選擇體驗的青春記憶,往往是身心障礙者缺乏的機會。營隊裡沒有保母,沒有監管人,只要你想作,甚麼都可以。

營隊生活滿足了生活想望,也有成人區,提供男女情慾交流。這個特色跟主流社會相反。主流社會的人們對身心障礙者的想像很扁平,總以「活著就好」為由,把身心障礙者「去性化」(desexualize)。身障者被認為活著已是恩賜,不要想東想西,忽略了性需求是十分正常且需重視的。 

影片中女性腦性麻痺的性學研究者 丹妮絲·舍拉·雅各布森(denise jacobson)說:「大學畢業後,我回到家鄉,邂逅一位巴士司機。有天肚子痛的不得了,當時外科醫生認為是闌尾炎,他們替我開刀,卻只能取出正常闌尾。醫生後來對我作骨盤檢查,然後說你可能得了性病。一時之間,我感到驕傲極了!回頭想想,那全是因為那位外科醫生認定,我怎麼可能有性生活?誰會想跟我上床呢?」讓筆者想到,幾年前因吃感冒藥皮膚過敏,當時門診醫生問我:「最近一次性行為是甚麼時候呢?」頓時覺得這位醫生很有平權概念,不會忽略「這種可能性」非常之好。

影片中的黑人志工 里奧內爾,伍德雅德(Lionel je Woodyard)說:「當年我們在營隊時,障礙者權利法案沒有通過,我們帶障礙者到鎮上郊遊,吃冰淇淋,常進不了店門,還要忍受別人眼光,或聽別人說:我們這裡不要讓他們來,因為其他顧客會覺得不自在。我身為黑人所遭遇的阻礙,跟坐輪椅的人是一樣的。在家鄉,我得小心翼翼看人說話,因為那是生存保命之道。我必須千萬小心,不得放肆。不能直視白人的雙眼,一切謹言慎行。」

我想,身為「少數人」天生就有這樣敏銳,「與眾不同」在佔盡優勢多數人眼中,代表對主流的「反抗」。為了不讓一般人不開心,必須偽裝自己很融入其中。

但是假裝自己「很正常」,一旦回到日常生活,遭遇行動受限、交通工具無法乘坐、就業困難等等「障礙事實」就被打回原型了。這群以「身」倡議的美國障礙者們,在1977年聚集百位各障別的身心障礙者,佔領了舊金山的衛生福利部大樓,持續將近一個月。

訴求是督促美國聯邦政府落實早在1972年通過的「康復法案」。其中504條款明定,受聯邦政府補助之醫療、學校、交通等設備設施不得歧視身心障礙者。但遭到當時美國總統尼克森否決,認為將會花費太多預算修改無障礙設施、增加人員配置等。期間,美國政府打壓媒體,不讓主流媒體報導抗議事件,甚至認為抗議行動缺乏「正當性」,屬於非法行動。在身心障礙者長達25天佔領辦公大樓下,終於成功讓「504條款」在美國的衛生福利部簽署並實施。

直到1990年,美國身心障礙者屏棄輪椅輔具,以「爬」代輪,一階階爬上象徵民意的美國國會山莊。如此震撼的畫面,直接讓美國大眾看見,缺乏平權法案的身心障礙者,是如此「寸步難行」的生存著。於是《美國身心障礙者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1990)通過,更進一步確保身心障礙者的平等權益。

反觀台灣的身心障礙者運動,較少有「當事者」參與,被視為「非主體」的被保護者。有鑑於此,台灣一群身心障礙者在2007年成立了《社團法人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組織以障礙者組成為主。成員沒有「障別之分」。多年來,我們也舉辦「種子營」、「幹部營」、「赴日短期研修」等等培力活動。

記得有一年培力營,一位參與者分享時哭了出來說:「以前畢業旅行我們是被排除的,在這個活動,完成了我的心願。」 對一般人而言,「參加」與「不參與」是選擇問題。但這充滿障礙的社會中,對我們身心障礙者更多是面臨「能」與「不能」。

因此,身心障礙者需有「同儕」來同理處境,創造集體之「障礙文化」。理解到自己並不孤單,身心上的困難,生活上的障礙,並不能單單歸咎為個人問題。而是環境與人互動下的結果,需要有志之士努力改善。

如同電影《小丑》(The Joker)亞瑟對社工說:「我連自己是否真正活著,我都分辨不出來。」為何亞瑟有此感受?因為亞瑟缺乏同理處境的他人,失去社會安全網,讓亞瑟人生旅途上墜落。

事實上,活得無感,活得跟社會「脫節」,已是我們日常了。在大多數以「正常」人思維建構下的制度、環境,有意無意排除身心障礙者的聲音、參與。造成部份身心障礙者為了表面上的融合感,不被當作麻煩人物,偽裝自己,隱藏需求,成了生存之必須,必要之「樂觀」。但希望之夏的障礙者們,願意戴上「與眾不同」的武裝,不畏眾人眼光,成為真正的自己。為自己權益發聲。彷彿讓身為台灣的障礙者們看到了一個「尊重多元」的希望之夏。

「迎來希望之夏前;需度過寒冷之冬,創造活力之春。」我是這麼認為的。

參考資料:

1.《希望之夏》線上影片(英文原音):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ffi5J61N0c&t=1853s

2.參考資料-鋼鐵是怎樣煉成的—ADA與美國障礙權利運動史:https://covenantswatch.org.tw/ada30/ada30-history/

3.參考資料-知識:沒有天上掉下來的權利,看1977年美國身障者504條款佔領活動:https://npost.tw/archives/5692

4.參考資料-〈小丑〉:亞瑟的社會死亡史:https://vocus.cc/NaMgRan_PsyACG/5da87869fd89780001d4a614

【障礙研究五四三】配合2020年無限影展,從此刊登一系列影展放映影片的看片心得。這些心得文的作者中,有半數以上具有身心障礙者身分。

Dodge, Mary Elizabeth. (1894) “When Life is Young: a collection of verse for boys and girls".∕收藏者:大英博物館。無已知版權限制。

圖說:社會有能力接納更多「人」了嗎?我們準備好了,你呢?

無限影展:《花生醬獵鷹的願望》

圖說:見全文最後

【障礙研究五四三】配合2020年無限影展,從此刊登一系列影展放映影片的看片心得。這些心得文的作者中,有半數以上具有身心障礙者身分。

一起逃亡吧!——花生醬獵鷹的願望觀後心得

文/ 黃雅雯(台灣希望工程協會(手天使) 理事長)

幕起,開始了日常生活的秩序,主角有著一張明顯特徵的臉,彬彬有禮的端著餐盤取了餐,有禮的問候著給餐的人,純白色的空間裡彌漫著安靜的氣息,透過螢幕,彷彿可以嗅到乾淨無毒的消毒水氣味;一張畫在餐巾紙的上畫,一個眼神,打破了寧靜的氣氛。

逃!

只見同夥的老人成功的引開照顧人員的注意力,主角一躍而出,奮力往出口衝去,僅一秒,就被左右趕來的壯漢擒抱,落地,但未得分,結束這回合。

故事的主題是逃亡,為什麼而逃?主角查克是一位唐氏症成人,最大的夢想就是追隨有名的摔跤選手,練成傳說中的摔跤技能而名揚天下,對朋友最大的認同就是邀請對方參加自己的生日派對。因為沒有家人可依靠,所以被收容在養護機構中,是一般人眼中是安全、舒適的終老之處。夢想什麼的,對他來說是奢侈的。機構中的老人們可不這麼想,看著這個努力出逃的年輕人,除了給予肯定外,也幫忙想方設法,讓查克順利逃出這個夢想墳場,雖然他連蔽體的衣服都必需捨去。

踏上旅程的查克巧遇另一個逃亡的逃犯—泰勒;各式各樣的巧合讓兩個人成為旅途的伴。與其說是朋友,倒不如說是各取所需的組合:查克需要人帶路,泰勒需要一個使喚的下人,也需要處理自己的於心不忍。兩人一路相伴前行,發生了一些看起來驚險但總能解決及賦予意義的狀況,途中,養護機構的看護艾莉諾的加入也讓劇情增加了一些戲劇性;泰勒與艾莉諾正反兩方的看法及辯論真實呈現了社會對於"弱勢"的兩極看法,更真實的是,所呈現的即是障礙者的日常—消失的主體。

我的生命誰說了算?在障礙及照顧兩者交織打結的關係上,這樣的議題一直爭論不休,尤其是被診斷為心智障礙類的族群,想要大家停下來聽聽自己的想法真是難如登天,本片所謂的真實呈現,對同時被歸類為"弱勢群組"的我來說,是真實呈現了社會對我們的矛盾、刻板又帶些天真的看法,一方面同情我們的弱勢,一方面又鼓勵我們力爭上游做一個生命鬥士,諷剌的是,在劇中,成功圓夢的這一切都必需由健全者來允許及促成,一切,還都是別人說了算。

本片沒有試圖用一種不同於常人的眼光來看待主角倒是讓我安心不少。

比起不切實際的幻想,正視一般人對唐氏症者的偏見,反而讓觀眾有機會生出一點點思考的空間,如果這一切都讓查克作主,劇情會變怎樣呢?也許放手之後會有更不同的風景?或許更進一步思考,在我們的社會,可以容許多大的不同呢?從早期的康橋事件到近期的古亭小作所事件看來,雖然一切都是合法合理,也有公權力支持,但住戶群起抗議抵制,說明了我們的社會在面對異同時,大多是未了解先排斥,正如電影中一開始泰勒對查克的態度,不同的是,劇情可以安排兩人有機會溝通對話,進而產生互惠,連結,生活中的小作所能否如此?

一直以來,台灣的社會環境及教育環境並沒有好好的教會大眾如何對待異同,致使障礙者在生活中處處受限或被排擠,從早期將障礙者分為六大類,給予福利補助,到近年引進國外模式,將障礙者以編碼分類,政策看似進步,卻只是換湯不換藥,加上越來越重視專業化的政策,助人工作者爭先恐後的取得專業認證,好像有了證照在身就能讓障礙者取得最佳的權益,卻忘了反思,這樣的專業化真的是障礙者要的嗎?正如劇中的查克,最佳的安排就是住進機構,但集體生活容不太多的夢想,無異於坐牢。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沒有我們的參與,不要幫我們做決定),是身障權益運動近幾年來的主張,障礙團體更是不斷重申「沒有障礙的人,只有障礙的環境」,期望促使大眾反思社會環境對障礙者的禁錮。

試想,每天出門時必需要有被公車司機白眼的心理準備,只因公車設計不良,讓司機必需要離開座位服務輪椅乘客,增加工作量;參加藝文活動,只能坐在被安排的輪椅席,不能自由選擇更好的位置,即使願意付出較多的費用仍不可得,重大新聞發生時,往往沒有提供手語或即時字幕,致使聽障人士不能取得第一手訊息,無法超前佈署;正如澳洲倡議者Stella Young所說:不是你對著樓梯微笑,它就會變成斜坡;對著螢幕微笑,它也不會自動產生字幕造福聽障者,我想要未來的世界能夠把障礙者視為平常的事,而不是例外。

使用輪椅的我,常常在路上被搭訕,只因他說有一帖神奇的中藥,吃了後就可以讓我站起來走路。我的輪椅朋友也曾經在捷運站出電梯時,被稱讚他很勇敢(坐電梯很危險嗎?)這樣的眼光透露出一般人對我們的異常想像,成為例外,被排除在社會之外,往往讓我們無言以對。

我們不是一般人想像那樣無能、軟弱,卻也不想成為媒體形塑的那種生命鬥士,我們想經歷的是,學齡前的自由玩樂、入學受教育、與同儕成為閨蜜、離家唸大學、青春期的叛逆、偶爾做些冒險的事、成為人妻(夫)、擔任母(父)職、教養兒女、成為三姑六婆…這些平凡而自由的生活;也想有機會可以嚐試成為巧舌如簧的名嘴、拯救生命的醫者、吸引鎂光燈的明星…這些不平凡的人物,生命如何過,由自己決定,社會應該學習的是,如何尊重及提供必要的支持,支持我們所做的任何決定,共融生活不是改變稱呼或估評方式就可以達到,而任何形式的隔離也是萬萬不能的。想像在不久的將來,助人者在提供協助時,可以與障礙者充分對話,可以坐下來好好傾聽彼此的期待,商量著創造更適合的生活樣貌,一起檢視並體諒彼此的能與不能,這才是我們想要的,互相尊重的生活。

夢想不一定要被實現,生命不一定要被拯救,然而逃跑卻是必需,不管是逃出框架,或是逃出被限制的人生及一切的不合理對待,期待大家都能成功逃脫。

元人,〈元人百祥衍慶 軸〉,元朝。 / 收藏者:故宮博物館。公共版權。https://theme.npm.edu.tw/opendata/DigitImageSets.aspx?sNo=04024245 圖說:「放心逃吧,有人陪你。」

無限影展:《傻傻愛你傻傻愛我》

【障礙研究五四三】配合2020年無限影展,從此刊登一系列影展放映影片的看片心得。這些心得文的作者中,有半數以上具有身心障礙者身分。

以下是兩位政治大學學生共寫的一篇心得,針對《傻傻愛你傻傻愛我》這部國片。歡迎各位朋友到影展現場一起看電影!

在勇敢追愛之外的事

王鈺鈞(政大法律系學生)

        從電影片名以及副標題是小維和小爛說的那句台詞:「壞事的後面就是好事。」,很明顯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感情線是宣傳想主打的主軸,但最吸引我的是片中母親的角色。如果以這次《無限影展》的主題「旅程」,或許在許多人眼中是「唐氏症勇敢追愛」的故事,但對我而言「踏上『旅程』」的不只有小維,媽媽也有屬於自己的「旅程」。

「我一直以為襄維不會長大,但他還是長大了」

      

從媽媽口中說出的話,其實也代表著大眾對待心智障礙者的態度:認為心智障礙者因為智力的受限,永遠都是小孩,而沒有自主的想法或是決定的能力。故事中雖然不同角色在看待小維「尋找美人魚」這件事上有不同的理解,而彼此之間的溝通落差也造成許多誤會。不論是從母親聽了可夫的話後、最初刻意搓合小維和協會的其他病友,到母親付錢給可夫,讓小維接觸到小藍。劇本透過曲折的過程,看到心智障礙者也擁有屬於自己對人際的理解和情感。觀眾們應該都很能認同可夫雲淡風輕說:「他都比我們想像地還正常啦」,但我想多數人其實跟母親的心境比較類似。我們都會擔心,障礙者單純因為「障礙」遭受傷害,盡力想創造一個安全、善意沒有疑慮的情境。但界線該如何拿捏,才能不抹煞了障礙者的主體性?有影評認為母親得角色太像「恐龍家長」,但我認為母親這種「不討喜」的人設[1],其實是把這個主流社會對待障礙者的刻板印象,被濃縮在媽媽這個單一的角色身上。當發生在個人身上可以輕易的貼上「過度保護」的標籤,但如果是社會主流的氛圍卻變得合情合理。

       另外值得一提,本片刻劃出一個比較少見的照顧者形象,照顧者通常都處於邊緣弱勢的處境裡,然而小維的家境富裕,受到無微不至的呵護,無論是物質上的給予,還是非物質的陪伴照顧;不同於像韓國電影《熔爐》(2011)受侵害的學生因為家裡經濟困難,家屬很快跟加害者方和解不再追究。在家庭之內,母親除了照顧唐氏症的兒子外;在家庭之外,身分是協會的執行長,她對於公開分享自己的親身經驗樂此不疲。在她的細心照料又訓練有素下,兒子極佳的生活自理能力,不但是成為他人參照學習和諮詢對象,更是她的個人成就。有別於在多數照顧者的角色,大多是默默付出,或是當作襯托出主角障礙經驗中的辛苦辛酸之處。相較於其他影視作品裡同性質的角色,觀眾可以很明顯看到她的心境變化,除了身心障礙主角之外與其他角色也都有獨立的互動和故事線,但卻還是個因主角而存在的照顧者角色,母親戲份很多,卻仍然是個沒有自己的名字的要角(演員名單中的康母)。

       本片以家庭為出發點,觸及的面向極廣,除了障礙者的自主、情感需求、照顧者的議題、也有稍微點到障礙手足等等,但在溫馨的基調之下,卻有些矛盾之處。在某場訪談中提到拍攝現場的側寫:

「有幕郭書瑤對Leo大吼:「媽的!海水要怎麼喝阿」

Leo深受驚嚇,導演喊卡後趕緊前往安撫。迄今藍正龍依然深感歉意:

『他是很單純的小朋友,包括戲裡媽媽對他情緒大、被女主角誤會羞辱,都會造成他以為是真的,感到很抱歉。』」[2]

這是報導裡的節錄,但在電影裡頭主角卻沒有相似的情緒反應,難免會讓我有以架空的唐氏症角色來推動情節的疑慮,徒留下大眾對於障礙者要正面、鼓舞他人的形象。

註解:

[1] 影評:藍正龍初執導、瑤瑤「下海」一搏的最暖國片《傻傻愛你,傻傻愛我》看完為何讓人尷尬?

:「雖然劇情有給出一個合理原因,但比起一個好媽媽,他更像一位恐龍家長,每個動機都是充滿著愛,但表現出來的作為卻有無法讓人認同的尷尬。」。參考網址:https://www.storm.mg/lifestyle/1916063

[2] 電影再次和觀眾見面 看瑤瑤突破尺度飆髒話

網址:https://www.ctwant.com/article/38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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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過勞,誰之過?

周寅彰(政大台文所碩生)

       由藍正龍導演、徐譽庭編劇的《傻傻愛你,傻傻愛我》(2019,以下簡稱《傻傻》),是一部鼓勵身障者想像愛,並勇於追愛的故事。我要擺脫過往影評對唐氏症青年「好傻好天真」的刻板形象[1],從主角的原生家庭談起,轉而去討論女性照護者的過勞處境。最後想鼓勵更多人到無限影展去,跟我一樣二刷甚至三刷《傻傻》。

       有影評者指出《傻傻》至少有兩條敘事線[2]:主線是主角家庭,從兒子失蹤、父親外遇、弟弟回國;支線則以繪本《森林王子與美人魚》為引,從主角巧遇繪本作者可夫、邂逅美人魚小爛(小藍),到三人在海邊和解後落幕。很少人重視這兩條線的接合點,正是《傻傻》中明顯過勞的母親。當主線的母親開始介入支線故事,也就是主角的童話世界之後,可夫、小爛等童話角色才有機會加入主線情節。

       也許有人要質疑我,先討論「身心健全」的母親而讓身障者主角缺席,是不是本末倒置?我要澄清,在肯定主角以前若未先讓母親在場,反而有失公允,也可能有誤導的嫌疑。如上述,「母親」除了綰合兩條敘事線外,更提供了主角能夠自立生活的條件:從小孩五歲才學會說話,到有能力自己搭車去上學、去工坊上班。再到自己成立基金會,幫助更多人,也把故事講給更多處境類似的家庭。這條「做」母親的心路歷程,隱微地藏在主線故事中,沒來得及被發掘出來。若僅僅討論身障者而未讓照護者先在場,一方面讓讀者誤以為身障者僅靠一人之力就能自立生活,忽略了身障者背後的社會支持結構;另一方面也誤導讀者,自立生活只要靠身障者一個人就夠了,其他人可以袖手旁觀。

       我看了兩次以上,並與鈺鈞(合寫人)討論過好幾回,才發現到母親(或是照護者)的重要性。很多人看過《傻傻》,也對演得很用力(甚至太用力)的母親感到印象深刻,卻不清楚用力的理由其實是「過勞」。過勞的母親從主線跨到支線,其實早已身心俱疲:她一邊要忙著演講、處理丈夫外遇、小兒子訂婚;另一邊要擔心唐氏症主角的生活(理)需求、會不會被帶壞等等,手心手背都是肉。另外,過勞的母親也點出,「照護的責任由女性家屬承擔」,形成雙重壓迫的結構:第一層是家屬、第二層是女性。

「妳絕對是個好媽媽,但是你真的不是個好太太。」

       家屬怎麼被壓迫?沈可尚導演的紀錄片《築巢人》(2013)就呈現自閉症家屬怎麼掙扎、痛苦地負起照顧的責任,也提醒大眾「那些偉大的家長也是一般人」的事實。女性被強迫分配照顧工作的壓迫,也(悲哀地)不讓人意外。比方說韓國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2019)的主角金智英,從小到就業、結婚生子進入家庭,都無法擺脫父權體制的結構性霸凌[3]。或如《傻傻》外籍移工Linda,也得負起從過勞母親外包出去的家務勞動。父權體制強迫分配給女性照顧義務,這種沙文主義的扭曲邏輯,迫使女性被一層又一層的剝削殆盡,正是「過勞」的批判意涵。

       很多人因為「身障者愛情」以及「美人魚童話」,到光點華山去看《傻傻》,天真地以為只要看到唐氏症主角還有郭書瑤游泳就大功告成。我要直白地指出,《傻傻》不能只是「存在於現實世界的童話」[4],更毫不遮掩的道出社會結構的歧視與暴力。還記得主角在劇中對繪本作家說:「可夫,你變了」時,我感到一陣訝異。原來在他眼中的繪本,不只是認識世界的途徑,也能透過繪本想像作者的性格。我訝於身障者主角能夠透過繪本想像世界、想像愛。那麼憑什麼我們只看到身障者跟美人魚,就能心安理得?

註解:

[1]如履的電影筆記,〈《傻傻愛你,傻傻愛我》壞事後面就會是好事〉,影評作者在開頭指出:「以他們單純天真,對喜愛事物抱持高度興趣與執著的態度,讓電影變得活潑生動,帶給觀眾許多溫馨療癒的正面能量」。參考網址:

https://loory.tw/a-fool-in-love-love-like-a-fool-2/?fbclid=IwAR3j4aqvN_aU3KaQqp-7cZfqR40Y4BvpNKLTgbLT0X0zWzq5ZXgxRbMOM5s

[2]雀雀看電影,〈瑤瑤沒有偶包,世風日下還原弱弱相攙的童話現場〉,影評作者指出這部電影「支線也算易懂,以童心視角把人間悲劇的故事渲染出了和善的國度,是個好嚼入口的親切電影」。參考網址:

https://cheercut.com/a-fool-in-love-love-like-a-fool-2/

[3]范銘如,〈江鵝、趙南柱與劉芷妤,台韓六年級作家女力爆發〉,本文作者指出金智英的經歷絕非特例,也並非純屬巧合。參考網址:

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3996?fbclid=IwAR094MRE69-us58iNssje-T8STdbbNqbwftphr7COyCcCFLxo2tUXxEzHAI

[4]黎仰欽,〈《傻傻愛你傻傻愛我》:純然相信的幸福〉,影評作者提醒觀眾,童話可能存在於現實世界。參考網址:

https://news.agentm.tw/82641/%E5%BD%B1%E8%A9%95-%E5%82%BB%E5%82%BB%E6%84%9B%E4%BD%A0-%E5%82%BB%E5%82%BB%E6%84%9B%E6%88%91-%E7%9B%B8%E4%BF%A1%E5%B9%B8%E7%A6%8F/

圖說:

Stratton, Helen. Gale, Norman Rowland. (1896) “Songs for Little People [With illustrations by H. Stratton.]" /收藏者:美國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無已知版權限制。
圖片說明:女性被照護的責任綑綁,何時才有踏上旅程的時刻?

2020無限影展,即將開始!

9/28(一)中午,「無限影展」開放免費索票!
共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自9/28(一)中午12時起,開放索取10/17~11/1的影展場次。
★第二階段自10/5(一)中午12時起,開放索取11/7~11/15的影展場次。
各場次可於無限影展官【場次表】的頁面,點選【我要報名】進行網路索票(現在系統點不進去是正常)。


官網:https://www.limitless-film.taipei/

影展粉專:https://www.facebook.com/TLFF2019/

本部落格即將配合無限影展,刊登一系列看電影心得,敬請期待!

「殺人做功德?」:障礙者的生命權

高雅郁 / 日本 立命館大學 先端總合學術研究科 / 博士生 

1990年7月26日美國身心障礙者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正式通過,為美國的障礙者人權開啟另一扉新頁,也成為日後世界各國爭取障礙人權的重要參考指標。

諷刺的是,同樣是在7月26日,時隔26年之後的2016年,在亞洲的日本卻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嚴重侵害障礙人權的滅絕智能障礙者的屠殺事件。

一位曾任職於神奈川縣智能障礙者機構「津久井山百合園」的陽光青年,在離職數年後於該日凌晨潛入該機構,趁著大家都在睡夢中執行他的「為了人類好」的「偉大計劃」, 奪走19位智能障礙者的生命、並造成26位智能障礙者與工作人員受到輕重傷。

犯行者植松聖在經過一連串的調查、審判與精神鑑定的過程,於今年(2020年)3月遭到判處死刑;他表示對此結果不會再上訴。

這個審判結果並不意外,但獲得死刑的判決,就代表這個事件已經結案了嗎?在植松聖的價值觀裡,仍深植著「值得存在與不值得存在的人」的分類,且他也深信並喚起,這個社會上有許多人依然抱持著與他相同或相似的看法。

當年,2016年,對於該起事件,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訪問了兩位台灣的智能障礙青年的看法,其中一位來自新竹市的曾昱誠先生對於犯行者認為重度智能障礙者不該存在的說法表示,「這根本就是歧視!」 (見https://www.papmh.org.tw/news/76

或許有人會認為,因為日本、或者說亞洲的障礙人權運動發展的起步相較歐美晚,所以對於障礙者的歧視觀念依然普遍存在。

然而,在1950年代後期,日本的腦性麻痺患者已開始逐步集結身為障礙當事人的力量,而於1970年代發展成被視為是日本障礙權利運動發端的「青芝會運動」;同時期也正是歐美障礙者自立生活運動(Independent Living Movement)與自我倡導運動(People First Movement / Self-Advocacy Movement)蓬勃發展之際。東西方這兩股障礙運動的重點,都旨在破除障礙者長久以來被當作弱勢客體的形象,轉而強調恢復障礙當事者的主體性,拿回對自身的生活與生命的主導權,回歸身而為人的尊嚴與權利。

當年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訪問的另一位來自台北市的智能障礙青年江雅雯小姐,她提到對於該事件的看法,「兇手不是智能障礙者,他怎麼可以幫智能障礙者決定,智能障礙者要不要活下來。」 (見 https://www.papmh.org.tw/news/77)。

雅雯的論述,正呼應了障礙者自立生活運動的主張,「與我有關的事、該由我來做決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那麼,如果是障礙當事人決定要結束自己的生命,這樣的「自主權」,會怎麼被看待?又,當決定結束自身生命的障礙者但卻需要透過他人從旁協助,這個從旁協助的人,是否構成殺人罪或輔助殺人罪?

就在「津久井山百合園事件」將屆滿四周年之際,日本媒體近日亦相當關注一起2019年11月發生在京都、由患有「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LS,俗稱「漸凍人」)的51歲女性,透過社交軟體的連結,經過約半年的往返討論,並事前匯款給付執行費用(130萬日幣),委託兩位醫師(非該名女性的主治醫師、乃是網路上結識的未曾謀面的醫師)至該名女性家中,在支開其日常生活的協助者、無第四人的情況下,為該名女性注入致死藥物,於10分鐘內秘密地完成其託付,結束該名女性的生命。

多數日媒引用該名ALS患者的定調、以「安樂死」的角度來探討這起案件,安樂死(或另一種說法「尊嚴死」)在日本仍屬非法行為;也有部分媒體從醫師的職業倫理的視角來探討,醫師應為救生的職業、而非促死的殺手。最後,媒體將這個案件定名為「京都ALS女性患者委託醫師殺人事件」。

與此事件高度雷同的故事,曾於2004年被西班牙導演亞歷杭德羅‧亞梅涅巴(Alejandro Amenábar)改編自一位西班牙機械師拉蒙的真實故事,拍攝成電影《點燃生命之海》(The Sea Inside)。主人翁拉蒙因跳水意外而致全身癱瘓,此後終身致力於尋求自身的合法安樂死,最後在一位愛慕拉蒙、並曾經阻止拉蒙尋死的女性,以「愛」之名的幫助下(因為愛拉蒙、所以尊重其決定、成全他的心願),透過致命藥物,非法地結束了拉蒙的生命。

《點燃生命之海》預告片

……….

以「愛」之名的殺生事件,在台灣也層出不窮,然而,這樣的「愛」究竟是對誰的愛?而當今國際與國內障礙權利運動蔚為風潮,以權利觀點至上、主張當事人的「自主權」應被尊重與遵行的潮流中,我們很容易在發生事件時,輕易地以「尊重當事人決定」為推諉作結。

但在面對危及「剝奪生命權」的情境時,仍應當遵從當事人的自主權嗎?或許多數人會立刻反射性地回答,「當然不。」因為「生命至上」。但也或許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我們之中,有些人會陷入猶疑,「既然這是當事人的決定,不是應該尊重當事人的自決嗎?我們怎麼可以為其做決定?這不就違反了障礙權利運動的主張了嗎?」

在「津久井山百合園事件」中,犯行者在非依受害者個人意願與自主權之下,剝奪了19條生命持續生存的權利,社會輿論無庸置疑地傾向撻伐犯行者,但卻也不能忽略亦有輿論在撻伐殺人行為的同時、卻也隱諱地同情或贊同(特別是重度的)障礙者就該被決定是否應存在於世間的價值觀。另一方面,對於京都ALS女性患者委託素未謀面的醫師執行剝奪其生命權的案件中,看似順行了當事人的意願、展現了當事人的自主權,即使有聲音撻伐兩位醫師不該收取金錢來執行該委託,但卻也因為是來自無法治癒的罕見疾病患者的請託,撻伐的力道與方向則又截然不同。

這些事件看似不同,但終可歸結於我們對於「生命」的看法與認同為何。「津久井山百合園事件」中被犧牲的19條生命,我們未能得知其障礙成因與生命全貌,而犯行者(及隱藏於社會中的潛在犯行者)僅因為對象是智能障礙者(或重度障礙者)而輕忽了其生命價值;「京都ALS女性患者委託醫師殺人事件」中的女主角,據報導曾於美國留學學習建築、歸國後在東京的設計公司任職,是所謂的人生勝利組,因發病後從健常的身體逐日無法隨心行動,而日漸抹滅了對自身存在的價值;西班牙的拉蒙,也是另一個飽受健全主義洗禮以至於從人生勝利組轉變至否定自己生存的意義。

不論是剝奪他人的生命、或是剝奪自己的生命,這些剝奪生命的案件依然層出不窮,而受害者多半都有一個共通的特質,被界定為「不健全的人」。回頭看我們自身成長的過程,主流社會之健全主義與優生主義的思維深入我們被教育的過程中,導致我們無形中未意識到為人作了分類:有價值(優等)、與無價值(劣等)。

日本社會學暨生存學者立岩真也教授點出,對於優生思想,或多或少都存在於我們每個人的腦海中,甚至也會因為這樣想比較輕鬆而支持優生思想;然而,當我們未能察覺自身所抱持的優生思想侵害到生命或危害到他人或自身的生存,或是認為反正優生思想不可能根絕而停止思考與改變,那才將是導致社會崩壞的原因(2019年《每日新聞》)。障礙者權利的提升與發展,是一個社會進步與共融的指標。而在討論障礙權利之際,反身檢視我們每個人自身的生命觀與潛藏的優生思想,更能觸及障礙議題的核心。

怕什麼?天不是還亮著嗎? 從恐怖片《仲夏魘》看障礙

投稿人:鍾昀珊(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學生)

投稿人的圖片說明:這張圖呼應《仲夏魘》裡夏日的張狂太陽,像是「身心健全主義」(ableism)一樣,積極把社會上的「壞菌」都殺光光。

圖片來源:Stevenson, Robert Louis (1896) “[A Child’s Garden of Verses … Second edition.]", “Single Works"/ 收藏者: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公共版權。

「恐怖片」大概是最關心「身體」,又最愛佔「身心障礙者」便宜的電影類型了。本文一方面回顧經典恐怖片,如何藉障礙者觸發觀眾恐懼。另一方面我發現《仲夏魘》(Midsommar)反而利用恐怖片形式,挑戰社會對障礙者的歧視。因此,雖然恐怖片百百款,我認為有必要特別談談《仲夏魘》。

《仲夏魘》是在2019年上片的電影,引起國內外許多研究所學生共鳴。本問推薦《仲夏魘》給台灣文科研究生。這部片不但夠kiang夠紓壓,還很關心研究生憂鬱。這部片更有搶研究題目的擂台戰,相信為論文所苦的研究生都心有戚戚焉。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B2%E5%A4%8F%E9%AD%98

傳統恐怖片總是「越夜越美麗」:白天大家笑得開開心心,夜幕低垂各種妖怪才神出鬼沒,嚇得大家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仲夏魘》反其道而行,恐怖度卻絲毫未減。《仲夏魘》有的是陽光普照的田園風光,每顆鏡頭都美到想打卡上傳Instagram(可惜你想上傳的moment會發現小鎮沒網路)。這部片最嚇人的是,那些大太陽下走火入魔的邪教儀式,竟讓人聯想到現代社會追求的健全主義(ableism)。

恐怖片往往利用觀眾對衰敗、失能肉體的恐懼,達到驚嚇的作用。我必須指出這些恐怖片鞏固了健全主義,加深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的誤解與恐懼。例如:台灣經典恐怖cult片《邪魔》(1981)。這部片不但有顏面傷殘的獨眼女鬼不時出來嚇人,而且每個被下降頭的人,死狀都極其悽慘(包含長得很像賴清德的男主角)。他們全身佈滿爛瘡,不斷爆嘔膽汁,最後更會肚破腸流,任由蛆蟲萬頭攢動。人一旦中標,就會發狂亂咬人。《邪魔》販賣著奇觀式的「畸形、病態」肉體,且鼓勵大家最好閃得遠遠的。我認為這部片暴露出社會對身心障礙者的污名和恐懼。彷彿身體的殘缺必然會導致人格的扭曲。障礙者被當成不定時炸彈,一不爽就會抓狂亂殺人。大眾忙著怪罪障礙者,卻忽略社會對障礙者的歧視與排除。

恐怖片《橡皮頭》(Eraserhead)暴露「優生學」觀念,如何深入人心。現代家庭的理想圖像,是一夫一妻,和他們白白胖胖、四肢健全的完美寶寶。要照顧不斷哭鬧,又長得像外星生物的嬰兒,成了《橡皮頭》男主角最大的夢魘。這部片最怵目驚心的就是男主角剪開嬰兒,肚破腸流的一幕。超現實的影像背後,反映工業汙染下,人們壟罩在生出畸形兒的恐懼。問題是,觀眾看了《橡皮頭》並不會更關心障礙家庭,反而助長了刻板印象:生出障礙兒童,必定粉碎幸福家庭,走向家破人亡。

另一招恐怖片常見的嚇人大法,是妖魔化老年女性障礙者。《驚魂記》(Psycho)把老媽媽弄成骷髏木乃伊還不夠。男主角還要代替老媽媽,懲罰撩起自己慾望的美女。他裝扮成心中歇斯底里的老媽媽,毫不手軟大刀砍向淋浴中的女主角。刺耳的配樂,搭配血流成河的畫面,害多少觀眾不敢在旅館洗澡?說到旅館,就不得不提到《鬼店》(The Shining)。觀眾都期待禁忌的237號房,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沒想到又是另一個「倒楣的」老女人。發狂男主角懷中抱的,從讓人慾望的青春女體,轉眼變成又老又醜的女殭屍。女殭屍嚇得威風的男主角拔腿就跑。恐怖片一再出現老年女性障礙者,卻沒有要關心她們的意思,更加重社會對她們的歧視。障礙者淪為用完就丟的工具人,只為了把觀眾嚇得屁滾尿流。

《仲夏魘》一反恐怖電影公式,並不召喚觀眾對肉體失能、衰老的害怕。這部片反而祭出瑞典小鎮追求強健身體、優良血統的走火入魔,激起觀眾的恐懼。《仲夏魘》最讓人驚恐的一幕,是小鎮的自殺跳崖儀式。小鎮傳統認為人的一生像大地的四季,過了沒有生產力的72歲,就必須結束生命。主角一行外地人目睹血肉模糊的跳崖畫面,感到不解與憤怒。鎮民急著解釋這項「傳統」的意義:「相較於在恐懼和恥辱中變老死去,我們寧願獻出生命。我們應該在一切變壞前,阻止衰老腐蝕靈魂」。健全主義簡直是《仲夏魘》中永晝的太陽,積極把「壞菌」都殺光光。這部片雖然描繪原始部落,但它諷刺的正是現代社會奉行的健全主義。現代「文明」社會不也希望,那些又老又窮的障礙者自動消失嗎?該檢討的應該是羞辱老人的社會,而不是老人本身吧。

《仲夏魘》也諷刺社會對障礙者職業的刻板想像:障礙者唯一的功能,只是幫上天傳話。小鎮僅存的障礙者,是神諭者Rubin。我想其他障礙者可能一出生就「為了整體社會的和諧」,被消失了吧。每當Rubin死亡,小鎮就會再「安排」近親交配,生出下一個Rubin。也就是說,每一個Rubin都是精密算計的結果。小鎮更強調維持優良的基因庫,《仲夏魘》有機會排入影史最詭異的性愛場景,就是這麼來的──小鎮每年會從外地「精選」強健的男子貢獻精液,避免近親交配產下障礙後代。

令人疑惑的是,片中女主角明明有一整罐Ativan,卻要跟旅伴借安眠藥。雖然電影沒有明說,女主角為什麼不帶藥去瑞典小鎮。但我推測她可能害怕在旅伴面前服藥,會掃大家出遊的興。社會仍普遍污名化精神治療藥物。台灣社會時常能聽聞,有人禁止家人服用精神藥物。他們聲稱吃藥會上癮,還會吃到腦袋壞掉。他們反而要求病患服用各種來路不明的「天然」保健品,或是要病患「自己想開一點」就會好了。一切「我是為你好」的舉動,都容易造成精神障礙者病情惡化。

《仲夏魘》一方面關心精神障礙者,呈現他們生活上的難處,和害怕造成他人麻煩的焦慮。但另一方面,這部片同時助長觀眾對精障者的刻板印象,也加深障礙者的自責。女主角有躁鬱症的妹妹,被塑造成愛鬧自殺的麻煩精。女主角時常擔憂妹妹安危,也看精神科、服用抗焦慮藥物。女主角希望向男友獲得情感支持,卻又害怕成為他的負擔。男友的好兄弟卻勸他甩了女主角,外找一個不情緒勒索,又愛上床的「好」女人。好兄弟還指責女主角應該打給精神科醫生傾訴,而不是打來情緒勒索。這幕反映了精障者常沒有獲得足夠的支持(support systems),因為社會認為照顧障礙者只是醫生的責任。

女主角反倒從熱愛邪教儀式的小鎮,獲得男友沒能提供的情感支持。鎮民看似瘋狂,卻都是真心共感女主角的情緒。當女主角目睹男友跟別的女人上床傷心欲絕,鎮民們像蜜蜂一圈圈環繞,跟她一起哭得撕心裂肺。最後一幕,女主角凝視被燒死的男友,臉上浮出一抹滿意的微笑,因為她終於在小鎮找到了情感歸宿。這幕雖然凸顯了精障者需要社會的支持,但卻加深精障者都是冷血殺人魔的刻板印象。這部片更有女主角躁鬱症的妹妹,拉父母同歸於盡的情節。雖然精障者常有自毀傾向,但並不表示他們會殺人。我擔心觀眾看完這部電影可能會對障礙者更恐懼,把障礙者當成社會急於甩開的負擔。

預告片

超越「勵志故事」的電影:《三更半夜居然要吃香蕉》

作者:孫嘉梁 博士(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常務理事)

CC0 1.0 Universal (CC0 1.0)
Public Domain Dedication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免費授權,畫家:高更
我初次觀賞這部電影時,整個覺得很荒謬:我覺得,鹿野先生是一個完全活在自己世界,完全都不在乎其他人感受的人。但是,為何這種人身邊還有一大群人自願地支持他如此任性地過生活呢?為什麼他敢在一群正在協助他洗澡的女生面前,說出色色的話呢?為什麼他敢利用其他人對他這個重度障礙者的同情與牽掛,來實現自己的心願,並且怡然自得,而不會感到愧疚呢?

我第二次觀賞這部片時,雖然不再覺得這個故事如此荒謬,對於鹿野先生的負面觀感也少了許多。但是,剛才提出的這些問題仍然在我心中迴盪。

換個角度想,人與人的關係是互相的。或許,我該好奇的是:為什麼存在著一群足以支持鹿野先生「做自己」的志工?即使他們知道鹿野的父母都還健在,即使他們必須冒著一定程度的法律風險來進行具有某種程度危險性的協助工作,例如抽痰。我甚至在思考,如果將這些志工換成「有給職」的「個人助理」,那麼「角色的改變」對於這個「協助關係」會有什麼影響?

我相信,這部電影不只是一個關於重度障礙者生命奮鬥歷程的故事。它更想描繪某種「資本主義社會」裡「難以想像的社群關係」。

「鹿野家族」(編者按:以鹿野這個人為中心形成的另類家庭;並不是指原生家庭)帶來的驕傲認同感,能夠單純用錢買到嗎?

我並不意味著「協助障礙者的工作」都應該「做功德」。實際上我非常反對這種「功德說」;因為使用這個概念的人,很容易將「被協助者」是為需要被救濟的「客體」。抱持這樣「功德說」想法的協助者,最終應該都會變成電影中,認為鹿野先生「很享受人生」,不是需要被救濟的對象,而用電話辭職的那位志工吧!

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在什麼樣的情境下,障礙者的個人助理會得到「物質報酬之外的成就感」?想想電影中,志工美咲看到接受氣切後的鹿野,在暗地裡不斷嘗試後,終於拿回自己唯一的生存武器--說話的能力。 美咲在旁,感覺到瞬間難以言說的感動!

支持一個人能夠在生活中做自己,與在高科技商品生產過程中擔任一顆螺絲釘,何者比較有價值?答案應該因人而異吧!

如果國家投入足夠的資源,讓重度障礙者不但可以不依靠原生家庭而生存,還能夠活出自己的個性,追求自己的夢想,打破社會上對於我們的刻板印象,或許我們的「個人助理們」就更能感受到自己工作的價值與意義。事實上,如果真正依據我國法律上要求「讓障礙者與其他人平等地參與社會」這項原則來投入資源,就能夠讓「支持障礙者生活」成為一個足以維生的職業。

電影中也毫不避諱地呈現鹿野先生的情慾需求。令我有些困惑的一幕是:為何鹿野要求志工田中與他一起觀看成人影片?這一幕或許在問,整個社會應該迴避重度障礙者的情慾,以避免尷尬?或者這樣的刻意迴避反而更尷尬?如果把自己的情慾轉化成追求心儀對象的動力,是很正常的一件事,那麼自己解決生理需求,不也是一個,同樣正常的選擇?

田中能躲到角落自慰,鹿野能夠有這種選擇嗎?當自己心儀的志工美咲無意間發現書架上的情色雜誌時,鹿野推托地說:是其他志工留下來的!美咲卻率直的提出自己對於「重度障礙者是否有性慾」的疑問。如果鹿野那個帶著醫學常識的回答,讓美咲覺得自己的問題很蠢,那麼社會上大多數人對於「重度障礙者性慾」的認知是否同樣地蠢?或著是以「視而不見」的敷衍心態來面對這項人的基本需求?

劇情中另一個有趣的部分,是田中替鹿野寫情書給田中自己的女朋友美咲,並希望美咲答應鹿野的出遊邀約。田中並沒有察覺,自己是利用女朋友來實現對於鹿野的憐憫;但被利用的美咲在第一時間就感受到自己「被男朋友(田中)推給另外一個男人(鹿野)」。

田中的不察,或許是已經習慣現實中「講究條件」的交友潛規則,根本不認為喜歡美咲的鹿野,對自己會造成任何威脅。另一方面,當他知道,美咲當初為了參加與醫學系學生聯誼而謊稱自己是大學生的時候,卻一時無法分辨「自己喜歡的到底是美咲、還是她所謊稱的身分?」;而將自己的焦慮轉化成「對父母說謊」的擔憂,將這個對於情侶關係的考驗簡化成「誰先說謊」的問題。美咲為了認識「理想的對象」而假冒身分,而田中為了留在「自我感覺良好」的舒適圈,以「責怪美咲說謊」的方式,來逃避無法釐清自己心意的事實。或許每個人為了達成目的,某種程度上都需要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對於美咲而言,比起男朋友田中,鹿野先生似乎更能滿足自己的情感需求!我們無法知道美咲是否曾經愛上鹿野, 但當田中諷刺美咲做善事竟然可以做到「差點跟鹿野先生上床」時,美咲反唇相譏地回應「你怎麼知道不是真的愛?」,讓田中明白這真的是一段潛在的三角戀,也想把田中因為自卑而築起的優越感圍籬打碎!

無法否認地,鹿野先生還是一個「高度活在自己世界裡」的人;這樣的個性可能是由「身體功能」、「人生目標」與「社會制度」三者共同形塑而成。身為一個無時無刻需要他人協助的障礙者,身處一個幾乎沒有任何公共支持制度的社會裡,他仍執意實踐自己設下的人生目標:確保自己能夠享有與其他人同等的自主性,並且不讓母親因為愧疚而將餘生全部葬送在照顧工作上,更要讓社會知道:即便需要全天候的人力支持,一個重度障礙者仍然可以既不住在機構也不依賴父母而生活。對於大多數非障礙者而言,這些都是對人生的合理期待;然而鹿野先生在實踐這樣些目標到過程中,卻必須不斷地接受挑戰:即使在無數次爭吵、替換與磨合之後,仍然必須經歷志工臨時請假、必須及時找到代班人員的慌亂與不安全感、也必須承受陪伴過夜的志工因為疲累而產生的情緒。

這部電影縱然包含了一些「勵志」的元素,但我認為「真實」才是貫穿全片的主軸。在鹿野先生克服重重困難之後、離開醫院而重返「自立生活」的慶祝餐會上,他突如其來地向美咲求婚的那一幕,令我印象深刻。「想跟美咲永遠在一起」是鹿野真實的心意;但是,一個「勵志的生命鬥士」並非總能得償所願,這才是真實的人生。品嚐著求婚被拒絕的苦澀,鹿野先生卻有機會了解自己在美咲心中是「一個偉大而重要的存在」。鹿野先生看似任性,卻仍在意自己的「重要他人」的幸福:他選擇從輪椅上摔下, 冒著生命的風險,就是為了看到田中與美咲和好。

無論這部電影與其原著小說的內容,帶有幾分真實、幾分杜撰,這部文學作品都讓大家看到重度障礙者真實的生命處境,以及,當我們能夠跳脫功利主義的思想箝制時,這樣的生命可能與社群發生怎樣的關係?或許,當人們看到了這些,就不會輕易地認為支持障礙者自立生活的各種制度,只是為了「保障人權」的資源耗損;反而能夠開始思考,「人權」的觀念帶給人類文明什麼樣的啟示?

在這個生產力達到人類史上前所未有高峰的時代裡,什麼樣的社會制度既能保障每個人的自主性,又能防止人際疏離而產生的孤寂與不安全感?如果一個社會制度能夠支持重度障礙者有尊嚴的自主生活,讓每個人都享有尊嚴並感到安全的社會制度,那就好了。這種境界,真的是台灣整體財政無法負擔的嗎?或者,台灣財力可以負擔,但資源分配有問題?

我看「三更半夜居然要吃香蕉」


文 / 周志文 (算障團 / 新活力成員)

我很高興,獲得「新活力」邀請,擔任這部影片的引言人。我真心覺得,男主角克服四周的困難和壓力的韌性,真是值得我學習。


我出身台南,十五歲到彰化讀書,出來外面獨自生活到現在,總共二十四年。看完 《三更半夜居然要吃香蕉”》這部電影,我非常有感覺。因為我也是肌肉萎縮的人 。

片中主人翁跟家人的衝突,讓我很有感觸。他用一種所謂的排斥或討厭的心態,去拒絕家人的幫忙。我也有類似經驗,但我是用一種報喜不報憂的方式去面對我的家人。可能是因為我自己住在外縣市,不容易被家人看到,所以我不必時時刻刻面對家人關心的壓力。

我哥哥也是肌肉萎縮者。雖然家人不得不讓我自己住在外面,但他們還是會一直跟我嘮叨:為什麼不回家?為什麼不去機構住?他們一說出這種語言,我就會陷入家人用好意佈置的陷阱:我到底要不要接受家人的好意呢?我如何去跟家人講我不要呢?

家庭帶來的壓力,有誰敢明講?在重障者家裡,人們特別不好意思批評家庭帶來的壓力。可能是因為我十五歲就離家,在外面直接面對人與人的人際關係,一直讓自己被琢磨被磨練。所以我才一直跟家人說,我在外面把自己照顧好好的,不需要家人擔心啦。反正我的家,已經忙著照顧我哥哥,已經無力再照顧我這一個重障者。

我覺得,障礙者自己成為一種用來折磨家人的刑具。我本來就是造成困擾的人。我要趕快離開我家。如果我的家沒有辦法解決我的問題,我就要趕快離開家。我覺得,我陷入我跟家人的張力裡面,我心情很難被安撫。

幸運的是,我還有機會離開家。我在年輕的時候覺得,如果我留在家裡,那麼我把家人折磨到死之後,我還不是要被丟到安養院裡面?這樣的人生安排,會比較好嗎?所以我當時做一個決定,找機會趕快離開家人,趁著出來讀書的時候,訓練自己在外面獨自生活的能力。

我自己搬出來住的過程中,獲得很多朋友幫忙,例如在彰化的朋友及台北的朋友。我覺得我朋友就像是這部電影裡頭男主角的志工一樣。我跟朋友相處過程中,發生很多的張力:協助者與被協助者之間,要彼此好好對待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因為雙方陌生不理解,所以我跟新朋友接觸之後,要慢慢地讓自己跟協助者互相看到彼此的需求,要讓協助者發現到協助我這件事也有意義。我要讓朋友覺得,他們協助我,會讓他們有成就感。

協助者與被協助者之間,要彼此好好對待是很困難的挑戰。我之前都利用志工或是朋友關係。我當時看到人就想要投其所好。我也把自己變成一個協助他人的角色。以前協助我的朋友都是「輕、中度障礙者」,像是講話不清楚的人、思考沒有我這麼快速的人、人際溝通上有障礙的人。我有時都會擔任協助這些朋友的角色。我幫助他們,他們也來協助我的肢體或打理我的生活起居。我覺得我跟他們之間有一種交換。一種互利吧。

可是,這種交換照顧的模式,放在一般人(按,一般人:所謂不是身心障礙者的人)身上就行不通了。因為我不大能夠去顧及、滿足一般人的需求。我主動詢問、主動理解一般人的困擾,但是一般人很難信任障礙者。他們一般人覺得,障礙者要怎麼幫忙他們啦!他們一般人也不會把障礙者當作傾訴心情的對象;他們心想,為何要把這麼私密的事跟障礙者講呢?

我跟一般人相處,就是有距離。我的經驗是用時間去做拉近一般人跟我之間的關係。我希望在日常生活中,慢慢跟一般人培養出互相信任的關係。但是,很多時候我們障礙者太需要協助,而且是頻繁的協助,帶給一般人很大的照顧壓力。一般人往往會被這樣的照顧壓力嚇跑。很多人跳出來指責我,我幹嘛在外面趴趴走,結果造成社會這麼大的困擾。

如果障礙者和一般人缺乏互相理解,那麼對話就是無效的。很多時候,一般人被障礙者的需求壓到喘不過氣,只想要發脾氣或者一走了之。為了避免這些衝突,我們要跟一般人好好溝通,去理解他們背後的想法。

我之前跟我的「個助」有一些對話。例如,糞便怎麼處理?這種很私密又不得不協助的問題,到底該如何解決?個助在協助處理糞便的時候,覺得很厭惡。而我覺得,我也知道糞便很臭,但這就是我無能為力的地方,我也沒有辦法解決。難道個助跟我談了之後,糞便就不臭了嗎?我還是需要他的協助。我也不希望用我的糞便去打擾人家,但是對於糞便處理這回事,我只能請個助處理,我自己沒有辦法。

後來在我們小組談話裡面,對方主動提出,糞便處理是個難題。我發現到我再也不能逃避,我一直逃避就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當下的我選擇彼此對話,但是我非常害怕。我把自己最柔弱或最沒有能力的地方顯現出來,對方會怎麼看?在互動過程中,我想要跟對方有一個更深的關係,所以我也想要解決協助者自己的問題。我跟協助者一起面對他的問題,協助者才會感受到他被重視、有人在意他的感受。

在這溝通過程中,我發現到協助者對於糞便最在意之處,是氣味。氣味問題該如何解決?他跟我正式對話之後,我們就可以想辦法改善問題,比如說請他戴口罩,比如說掛芳香劑,比如說在我的空間裝大一點抽風機。這寫都是改善氣味的方法。後續我詢問他,這樣改善讓他覺得怎麼樣?他覺得這樣的改善,讓他工作比較舒服。我跟照顧者要產生這樣的對話,真的是要讓雙方把自己的感受說清楚,才有辦法解決問題。

有人問我,「你想活出什麼樣的人生?」我想到電影中的男主角:他一直很「任性」,但是我覺得「任性」就是強韌的「韌性」。他一直不斷去尋求他人的協助,他自己去大學尋找,透過他不斷的一直去要求其他人幫忙,讓其他人看見他的生活處境,他夢想要做一些事情。

而我,想要推動「障礙者自立生活」。但我也知道,男主角的生活和我推動自立生活的理念,都在挑戰這個社會:這個社會要相信,所謂弱勢的身心障礙者真的想要多做些什麼。社會要試著認識障礙者想要做事的意義。如果社會跟障礙者缺乏對話,那麼社會就容易認定這個男主角很自以為是、沒有考慮到別人。但是,如果各界之間可以對話理解,那麼理解就可以變成一種共同協助的關係,讓人可以互相尊重。

所以我認為,不管是在談自立生活或是在談人與人的關係,我們需要透過所謂的交換來維持關係。所謂的交換,除了錢以外,還要互相交換尊重與對待 。

二月二十七日,原本跟我住在一起的室友,脊損傷友沈大哥,因不明原因往生。他往生造成家屋部分毀損,讓我面臨到安置問題。而社會局安置障礙者的方式,就是把障礙者送去機構住,而不是送去社區。我非常感謝社會局讓我破例,讓我可以不進去機構。

我被安置在社區生活,並非不用付出代價。我並不是在社區爽爽過日子。因為我選擇了社區生活,在安置的過程中,我就要面臨到我要一再一再調整自己對於環境的熟悉度。畢竟環境不斷地不斷底改變,也因此不斷地不斷地讓我身體越來越虛弱。我不斷適應新環境,也就不斷讓身體虛弱。這就是我選擇要在社區生活的代價,而要做這樣的選擇其實是不容易的,是需要勇氣的。往後還有很多變數:將來還有許許多多後果跟責任。例如,我可能沒有一天可以睡好覺;我的身體可能會加速萎縮,加速退化。這些未來的變數,都是我在選擇安置的時候,就必須考慮到的問題。這就是所謂的承擔責任。我還是要透過別人組成的群體來幫我。當時我一個人到台北時,靠「新活力」的夥伴以及「算障團」的夥伴,一起把我撐到現在。我要願意先踏出第一步後,還要在面對第二第三一直到第一百步的責任。我需要有團體的支持,跟朋友的協助,才能夠持續「韌性」。

理想要付出代價,我很清楚我的選擇,也知道要付出的代價。但是要能實踐自立生活精神,就是希望障礙者能生活在社區。這要政府的政策配合才可能實現。在台北要租到合適重障者生活的房子,是非常困難的。我們算障團在實驗家屋的過程裡,三年就花了100多萬,完全沒有拿政府的補助。我們很清楚知道重障者在社區租屋非常困難。

我以前在彰化的時候,租金非常便宜。一整棟房子,有四五個房間,一共租金八千元,一個人只要出二三千元。有的朋友跟我一起住,有的朋友離我住的地方不遠。大家三不五時就去我家串門子。其中有一位朋友,從在學校的時候,就一直協助我洗澡或者是幫忙我做比較需要力氣的事。他今天也有來跟我們一起看這個電影。

我目前得繼續找房子,也參加北市最近的五合一公宅抽籤。我要讓大家知道:台北市在公宅出租申請過程很荒謬。例如,租金其實不是一般的障礙者負擔的起的。高坪數高價位的房子已經把一些弱勢的障礙者排除了。我們有去看屋過,發現很多房子格局根本不適合輪椅。例如浴室空間太小,讓人無法坐輪椅在裡頭迴轉。有台階高低差的房子也阻礙輪椅行進。

我們算障團在二O一五年曾經向台北市政府抗議,表示我們對公宅政策不滿。如今,我也希望能邀請更多障礙者一起為自己的社區發聲。如果沒有良好的社區居住環境,我們很難有良好的生活品質。但是我們不能靠別人施捨。如果我們沒有透過自己親身去爭取,那麼權益絕對不會憑空從天上掉下來。

後續我們將會把家屋共住生活的經驗,和支持障礙者社區相關政策的探討(如公宅政策),在後半年度舉辦論壇,邀請大家一起來參與討論,謝謝。

請同時參考本站刊登過的另一篇文章:

https://ds543.home.blog/2019/02/27/%E4%B8%89%E6%9B%B4%E5%8D%8A%E5%A4%9C%E5%B1%85%E7%84%B6%E8%A6%81%E5%90%83%E9%A6%99%E8%95%89%EF%BC%9F/

三更半夜居然要吃香蕉?

生活就是戰場、任性是唯一武器

作者:高雅郁
(日本立命館大學先端總合學術研究科 博士生)


Banana, from the Fruits series (N12) for Allen & Ginter Cigarettes Brands,1891
CC0 1.0 Universal (CC0 1.0)
http://www.metmuseum.org open data



鹿野靖明,一位日本北海道出身的人物,因為2018年底在日本上映了一齣以其真人真事所改編成的電影,再度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這一位鹿野先生究竟有什麼豐功偉業?為什麼他的故事會被搬上大螢幕?

我想,已於2002年離開人世的鹿野也許會說,「我只是很真實地面對自己、過完了『像我自己』的這一生」吧!這齣電影『こんな夜更けにバナナかよ 愛しき実話』(中文名稱:「三更半夜居然要吃香蕉?(A Banana? At This Time of the Night?)」),由前田哲擔任導演,並邀請與故事主人翁同是北海道出身的大泉洋來飾演鹿野一角,新生代演員三浦春馬與高畑充希則在片中飾演主要志工(協助者)的角色。這齣電影將於今年(2019年)4月26日在台灣上映,中文預告片已能在網路上觀賞。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jn640n3JbM (※在此先聲明,本文並非業配文,筆者並未從相關業者處獲得任何利益。)

然而,早在2003年,自由作家渡邊一史已將鹿野的故事寫下來並出版成冊。此部電影即是改編自該書而來。說到底,鹿野靖明究竟是何許人物?

他,是一位患有「肌肉萎縮症」、漸進性的無法自己行動、需要24小時使用人工呼吸器與他人協助、但是卻在社區裡自立生活的所謂的「極重度障礙者」。原著與電影記錄了鹿野在社區中未與家人同住、前後由超過500位的志工與福利制度內的居家服務員及個人助理(介助者、Helper)所共同交織而成的、自立生活之酸甜苦辣的真實場景。

電影中有一幕、亦是原著與電影名稱由來的場景:鹿野在自宅中夜半無法入眠,與志工在打牌之餘,提到想要吃香蕉、而要求當夜值班的志工去為其買香蕉的劇情。新手志工在愛睏的狀態下,跑了多家商店,終於買到香蕉(大半夜還有商家在賣香蕉,真是太令人讚嘆啊!)、而氣喘吁吁地(或許更可以說是氣呼呼地)跑回來將香蕉放在鹿野面前。「這麼任性又無理的要求!」多數人腦袋會立刻浮出這個想法吧。然而,這當然是電影為了戲劇效果而改編成的劇情。

讓我們回頭來看看原著中的記載,「半夜吃香蕉」,確有此事,但真實的場景是發生在鹿野裝上人工呼吸器之前的1990年代中期,入院(住在醫院)時的場景。香蕉事件發生當晚值班的志工國吉智宏(時為北海道大學農學部學生)回憶,患有「不眠症」的鹿野,即使吃了安眠藥,仍無法安然入睡;鹿野自述,那是一種對於死亡的恐懼,害怕一旦睡著之後,再也醒不過來的懼怕。在某個夜半時分,床邊響起了搖鈴聲,是鹿野有需求的喚鈴。鹿野對著國吉說:「我想吃香蕉。」睡眼惺忪的國吉,心中一邊怨著:「在這大半夜,是要吃什麼香蕉啦!」但仍一邊壓抑著怒氣,從病床旁的簡易陪睡床撐起身、剝開香蕉皮,將露出的香蕉白肉,送到鹿野的嘴邊,鹿野一口一口、緩緩地吃著香蕉(因為生理狀態而無法吃得很快),在這段時間,兩人之間,沒有任何對話。國吉回憶地說,完全可以感受到兩人之間當時的緊張氣氛,彷彿一根火柴點下去、就會發生大爆炸似的。然而,當終於吃完香蕉、國吉將香蕉皮丟入垃圾筒、準備躺回簡易陪睡床的那一瞬間,鹿野接著說:「再來一根。」「啊?什麼???」國吉心中冒出了問號、不敢置信地看著鹿野,原本滿腹的怒氣,竟瞬間冷卻、而幻化為滿腹的驚訝與不可思議的心情。

鹿野在事後回憶說,「我只是因為想要吃香蕉,所以就說出來而已呀。」坦率的鹿野當時確實看到國吉把頭轉過去,但這是國吉他選擇迂迴地去表達不滿的方式,「原來他那時這麼忍耐呀?(國吉)他需要去打破困住自己的那一片殼吧!」鹿野說。(以上記載於原著2018年出版的文庫版第42-45頁)

看似如此地任性的鹿野,為什麼仍然吸引超過500人來擔任志工?原著第一章的標題,這麼寫道:「任性,是我的生存之道。——這個家,就是我的『戰場』。」當我們有需要透過他人協助時,多數的人會貼心地選擇去顧慮與配合他人(協助者)、而隱藏自己的需求與想法,漸漸地,自己的生活成為被他人操控主宰的連續劇,而犧牲與失去了「我」的原形。

鹿野則是透過看似任性的主張,坦率又強烈地表達出,「即使身為極重度的障礙者,這仍然是『我的』生活!」這也是鹿野在24歲(1983年)時堅持不與家人同住、冒著協助者可能短缺的生命風險而從機構中搬出來社區自立生活的原因之一;因為他認為,不論障礙者自身、或者是家人,都是獨立的個體,都應該要有自己的生活,不應該因為要照顧障礙家人,而失去了自己,一段因(長久地)犧牲而來的關係,不會為雙方帶來真正的快樂。同時,鹿野也從一個被認為是社會負擔的極重度障礙者,轉而以自身為教材及實驗對象,培養的這些志工,多半後來進入了醫療領域及社會福利領域;當然其中也有因為擔任鹿野的協助者,從而找到自己的原形與人生新方向的志工。

電影中,鹿野斥責母親擅自介入志工(協助者)培訓的場景,看似不通人情、大逆不道;然而,鹿野清楚地知道,一旦母親介入了他與協助者們所建立起來的人力支持系統,鹿野自身的責任與主體性,就會漸漸被剝奪了,而母親也會因為母性的介入,而犧牲了其自身的生活;鹿野更希望與母親之間維持的是「母子關係」,而非「照顧關係」。

使用人工呼吸器的人,離開醫院、離開機構、不與家人同住而自立生活,近來在日本再度增加這樣的實例。現年43歲的植田健夫,於年少時代因肌肉萎縮症發病,於25歲時開始使用人工呼吸器,也開啟了他在國立京都府宇多野醫院附設肌肉萎縮症專門照顧病房的生活。何時熄燈睡覺?何時沐浴洗澡?何時要外出?今天要吃什麼?等等,這些原本再一般不過的日常生活事,瞬間全數都轉變成由他人代行決定。

植田心想,這輩子他的生活,就是在這病房裡度過終老了吧。日本全國各地所謂的「舊國立療養所附設肌肉萎縮症專門照顧病房」計有26處、2,280床,居住在這些專門照顧病房中的患者從10多歲起就入住、直至人生終點的人,所在多有。根據厚生勞働省2008年的統計資料顯示,有超過半數以上的患者,自入住專門照顧病房起、就未曾再踏出醫院一步(引自2018.12.17京都新聞)。然而在2018年,植田從「生活」了17年的專門照顧病房「畢業」。他不再需要用呼吸器了嗎?不,呼吸器已經成為他的人體器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京都市的24小時個人助理制度(重度訪問介護)的支持之下,植田展開了他的自立生活人生。他戴著呼吸器、在個人助理的陪同下,乘坐著輪椅去搭電車、去商場物色音響、為他的新住處添購生活必要的傢俱;他想著今天要吃什麼?該買什麼菜?他管理自己的用錢、他決定什麼時候要洗衣服、什麼時候喝一杯又香又醇的咖啡。他說,光想著這些生活瑣事,就讓他覺得人生真美妙。

重度障礙者在社區自宅中自立生活之例,在京都市另有一實例。現任日本ALS(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縮寫為 ALS)協會副理事長的增田英明(現年77歲,於2004年ALS發病、2005年開始使用人工呼吸器),平日白天同時由2位個人助理協助日常生活,夜間亦有1名人力協助。增田並於2017年10月前往韓國牙山市參加「東亞障礙研究論壇(East Asia Disability Studies Forum)」,與包括來自台灣、日本、韓國、中國等各地障礙研究者與障礙運動者交流,筆者有幸與其同行前往參與該次的研討會;同年12月,增田再度啟程前往美國波士頓參加國際ALS研討會(這一趟筆者就無緣跟到了)。增田在兩場研討會現場,都是唯一一位使用人工呼吸器的參加者,他挑戰了大家所以為的「不可能」。

筆者於2018年12月31日,與增田英明等一行人前往位於京都市三条的電影院觀賞描述鹿野靖明故事的這齣電影。放映廳的一側是階梯、另一側是斜坡,輪椅使用者席次設在第三排正中間(見這一頁網頁的圖片),位於由斜坡進來平順可抵達的位置,同行者的我們4人的座位,就在增田的旁邊。使用人工呼吸器的增田,需要插電以維持呼吸器的運作。在預訂電影票時,已事先告知需求,電影院工作人員在增田抵達電影院時,再次確認他的狀況與需求之後,將延長線拉接至增田的位置,並確認確實可以接上電、呼吸器得以順利運轉,且將延長線貼上膠帶、以防止其他觀影者不小心踢到跌倒、或導致斷電;電影散場,工作人員亦於一旁耐心地等候增田與協助者調整輪椅擺位之後再移動、而並未進行催促。這些舉動並不是很困難的動作,亦不會花太多時間,卻是障礙者在融入社區、進行社會參與的必要支持與合理調整。

臺灣於2014年8月簽署國際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並於同年通過國內施行法,宣示我們在人權上的躍進及國際接軌,且於2017年10月30日至11月3日邀請5位分別來自日本(長瀨修)、瑞典(Adolf Ratzka)、加拿大(Diane Richler)、英國(Diane Kingston)、及美國(Michael Stein)的國際障礙人權專家來台進行首次國家報告之國際審查會議;在此之前,我們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更已在2011年將「自立生活」入法。然而,這幾年來,在實質上,我們仍有許多未能落實之處;對於「自立生活」的認知與理解,也仍落在一個名詞、各自表述的想像與爭論之中。雖說「自立生活」並沒有一個所謂的模板樣態、也不應該有,但在這齣描繪鹿野的故事的電影中,即使有些因應戲劇效果的修改,仍值得我們一起來探討CRPD第19條所提及的「自立生活與融入社區」,以及第30條「文化休閒與社會參與」。當然,這齣電影及原著裡面所提及的,尚有許多可以再進一步深入討論的課題!

期待電影在台灣上映之時,有更多障礙者能夠走入電影院,與其同行者及家人朋友鄰座一同觀賞,並能得到其所需要的合理調整服務;也期待更多所謂的健常人,透過這部影像,對於不同的生活樣態與對於障礙者的印象,有進一步的理解。

(劇情揭露!)《蒙上你的眼》(Bird Box)與「工具化」的身心障礙

作者:紀大偉(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珊卓布拉克(Sandra Bullock)主演的Netflix網路電影《蒙上你的眼》(Bird Box)在2018年末、2019年初,在國內外造成轟動。因為這部片爆紅,西方國家網友甚至風行「#birdboxchallenge」(#hashtag「蒙上你的眼大挑戰」):網友模仿珊卓布拉克在電影海報上蒙眼探險的樣字,戴上眼罩進行做飯、開車、打球等等危險行為,然後將自拍照片上傳社交網站。

我保持湊熱鬧的心情,在完全不知道這部片在幹嘛的情況下看片,結果發現這部片跟身心障礙議題超級貼近。

接下來我會直接揭露劇情。如果你怕我掃興,請不要繼續看這篇文章。

     正如《蒙上你的眼》全片一強調:「看見,足以致命」。才看了電影五分鐘,我就看出來這部片顯然就是「恐怖影評人」但唐謨所稱的「殭屍電影」。看起來像是媽媽的梅蘿莉(珊卓布拉克飾演)拉著兩個幼童坐船逃難,逃難的背景是集體發瘋的人群。似乎,只要跟那群人接觸,梅蘿莉跟兩個小孩就必死無疑。我看了五分鐘,就捫心自問:這不就是韓國僵屍片《屍速列車》的基本設定嗎?擔任爸爸角色的孔劉抱著女兒逃難,父女背後是活人一碰到就會跟著死掉的殭屍。        

這部殭屍片(或,許多英文部落格所稱的「世界末日電影」)呈現的可傳染病症,是自殺:任何人只要張開眼睛,就會看到不該看的東西(片中沒有說明不該看的東西是什麼),然後就會自殺身亡。梅蘿莉為了小孩和自己的安危,才會強制三人都戴上眼罩,趕緊逃亡。在逃亡前後,梅蘿莉的親友都遇到一種人找麻煩:人們忙著戴眼罩避免看見怪東西,但是從精神病院不斷逃出的精神障礙者卻強迫眾人脫下眼罩、逼迫眾人享受「看見」的自由。結果,被精神障礙者脫下眼罩的每一個角色都自殺身亡。精神障礙者們都不必戴眼罩自保,因為根據這部片的邏輯,他們本來就精神失常,所以也就不會想要自殺(這是以毒攻毒的概念嗎)。        

影片演到一半之前,我就覺得這部片勤於將身心障礙「當工具操用」,因而感到不安。也就是說,這部片並非真的關心身心障礙,而是為了利用身心障礙帶給大眾的刺激效果而呈現身心障礙。在我看到全片驚奇大結局之前,我就覺得這部片依賴至少兩種身心障礙的刻板印象:媽媽和小孩都要避開「精神障礙者」,因為他們是會讓人自殺的「壞蛋」;媽媽和小孩也都要努力效法「視障者」,因為他們「眼盲心不盲」(這是超級老掉牙的俗話)、懂得倖存的智慧。        

影片最後,媽媽和小孩終於到達可以遠離精神障礙者和自殺傳染病的樂土。梅蘿莉拉下眼罩一看,發現遺世獨立的樂土就是盲人學校——電影用誇大的視覺語言,告訴梅蘿莉和影片觀眾盲人學校是人類僅存的希望。 我看到盲人學校出現的時候也嚇一跳,因為我沒有想到原來這部片最後竟然突然戲劇歌頌視障機構——或更精確地說,這部片將視障當作工具操用的耽溺度,超過我的預期。        

看過《蒙上你的眼》的觀眾會怎樣看待精神障礙者和視覺障礙者呢?他們大概會繼續畏懼(或是更加畏懼)精神障礙者。同時,他們未必會開始珍惜視覺障礙者,反而會呼朋引伴進行「蒙上你的眼大挑戰」——視障者在眾人嬉鬧之餘,還是只得靠邊站。        

但我覺得我在數落《蒙上你的眼》之餘,也該看看別人意見。我隨手google,發現很多國外障礙者(各種障別)在英文部落格(也就是說,不是在主流報刊)談論這部片。我訝異發現,很多障礙者肯定這部片,因為他們認為這部片畢竟鼓勵社會大眾關心身心障礙、讓民眾看到身心障礙者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奮鬥。他們的正面思考,我不否認,也值得參考——但我要看看他們是不是一遇到身心障礙相關電影,就會大方說好話。有些人一點也沒有把片中的精神障礙者當成壞人,反而認為這些精神障礙者的確就是鼓勵世人認識人間真相的老實人(可是我覺得這部片明明就是把精神障礙者當壞人耶)。        

有些部落客則指出,這部片正視了「突然自殺者」這種障礙者。今日,不管在國內外,人們都感嘆為何許多看起來「活得好好的」朋友竟然突然自殺身亡。對這些部落客來說,這部片剛好凸顯這種人數激增的自殺者。或許「人人都可能突然自殺」正是這部片要釋出的警訊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