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雅郁 / 日本 立命館大學 先端總合學術研究科 / 博士生　

1990年7月26日美國身心障礙者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正式通過，為美國的障礙者人權開啟另一扉新頁，也成為日後世界各國爭取障礙人權的重要參考指標。

諷刺的是，同樣是在7月26日，時隔26年之後的2016年，在亞洲的日本卻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嚴重侵害障礙人權的滅絕智能障礙者的屠殺事件。

一位曾任職於神奈川縣智能障礙者機構「津久井山百合園」的陽光青年，在離職數年後於該日凌晨潛入該機構，趁著大家都在睡夢中執行他的「為了人類好」的「偉大計劃」， 奪走19位智能障礙者的生命、並造成26位智能障礙者與工作人員受到輕重傷。

犯行者植松聖在經過一連串的調查、審判與精神鑑定的過程，於今年（2020年）3月遭到判處死刑；他表示對此結果不會再上訴。

這個審判結果並不意外，但獲得死刑的判決，就代表這個事件已經結案了嗎？在植松聖的價值觀裡，仍深植著「值得存在與不值得存在的人」的分類，且他也深信並喚起，這個社會上有許多人依然抱持著與他相同或相似的看法。

當年，2016年，對於該起事件，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訪問了兩位台灣的智能障礙青年的看法，其中一位來自新竹市的曾昱誠先生對於犯行者認為重度智能障礙者不該存在的說法表示，「這根本就是歧視！」 （見https://www.papmh.org.tw/news/76）

或許有人會認為，因為日本、或者說亞洲的障礙人權運動發展的起步相較歐美晚，所以對於障礙者的歧視觀念依然普遍存在。

然而，在1950年代後期，日本的腦性麻痺患者已開始逐步集結身為障礙當事人的力量，而於1970年代發展成被視為是日本障礙權利運動發端的「青芝會運動」；同時期也正是歐美障礙者自立生活運動（Independent Living Movement）與自我倡導運動（People First Movement / Self-Advocacy Movement）蓬勃發展之際。東西方這兩股障礙運動的重點，都旨在破除障礙者長久以來被當作弱勢客體的形象，轉而強調恢復障礙當事者的主體性，拿回對自身的生活與生命的主導權，回歸身而為人的尊嚴與權利。

當年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訪問的另一位來自台北市的智能障礙青年江雅雯小姐，她提到對於該事件的看法，「兇手不是智能障礙者，他怎麼可以幫智能障礙者決定，智能障礙者要不要活下來。」 （見 https://www.papmh.org.tw/news/77）。

雅雯的論述，正呼應了障礙者自立生活運動的主張，「與我有關的事、該由我來做決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那麼，如果是障礙當事人決定要結束自己的生命，這樣的「自主權」，會怎麼被看待？又，當決定結束自身生命的障礙者但卻需要透過他人從旁協助，這個從旁協助的人，是否構成殺人罪或輔助殺人罪？

就在「津久井山百合園事件」將屆滿四周年之際，日本媒體近日亦相當關注一起2019年11月發生在京都、由患有「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LS，俗稱「漸凍人」）的51歲女性，透過社交軟體的連結，經過約半年的往返討論，並事前匯款給付執行費用（130萬日幣），委託兩位醫師（非該名女性的主治醫師、乃是網路上結識的未曾謀面的醫師）至該名女性家中，在支開其日常生活的協助者、無第四人的情況下，為該名女性注入致死藥物，於10分鐘內秘密地完成其託付，結束該名女性的生命。

多數日媒引用該名ALS患者的定調、以「安樂死」的角度來探討這起案件，安樂死（或另一種說法「尊嚴死」）在日本仍屬非法行為；也有部分媒體從醫師的職業倫理的視角來探討，醫師應為救生的職業、而非促死的殺手。最後，媒體將這個案件定名為「京都ALS女性患者委託醫師殺人事件」。

與此事件高度雷同的故事，曾於2004年被西班牙導演亞歷杭德羅‧亞梅涅巴（Alejandro Amenábar）改編自一位西班牙機械師拉蒙的真實故事，拍攝成電影《點燃生命之海》（The Sea Inside）。主人翁拉蒙因跳水意外而致全身癱瘓，此後終身致力於尋求自身的合法安樂死，最後在一位愛慕拉蒙、並曾經阻止拉蒙尋死的女性，以「愛」之名的幫助下（因為愛拉蒙、所以尊重其決定、成全他的心願），透過致命藥物，非法地結束了拉蒙的生命。

《點燃生命之海》預告片

……….

以「愛」之名的殺生事件，在台灣也層出不窮，然而，這樣的「愛」究竟是對誰的愛？而當今國際與國內障礙權利運動蔚為風潮，以權利觀點至上、主張當事人的「自主權」應被尊重與遵行的潮流中，我們很容易在發生事件時，輕易地以「尊重當事人決定」為推諉作結。

但在面對危及「剝奪生命權」的情境時，仍應當遵從當事人的自主權嗎？或許多數人會立刻反射性地回答，「當然不。」因為「生命至上」。但也或許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我們之中，有些人會陷入猶疑，「既然這是當事人的決定，不是應該尊重當事人的自決嗎？我們怎麼可以為其做決定？這不就違反了障礙權利運動的主張了嗎？」

在「津久井山百合園事件」中，犯行者在非依受害者個人意願與自主權之下，剝奪了19條生命持續生存的權利，社會輿論無庸置疑地傾向撻伐犯行者，但卻也不能忽略亦有輿論在撻伐殺人行為的同時、卻也隱諱地同情或贊同（特別是重度的）障礙者就該被決定是否應存在於世間的價值觀。另一方面，對於京都ALS女性患者委託素未謀面的醫師執行剝奪其生命權的案件中，看似順行了當事人的意願、展現了當事人的自主權，即使有聲音撻伐兩位醫師不該收取金錢來執行該委託，但卻也因為是來自無法治癒的罕見疾病患者的請託，撻伐的力道與方向則又截然不同。

這些事件看似不同，但終可歸結於我們對於「生命」的看法與認同為何。「津久井山百合園事件」中被犧牲的19條生命，我們未能得知其障礙成因與生命全貌，而犯行者（及隱藏於社會中的潛在犯行者）僅因為對象是智能障礙者（或重度障礙者）而輕忽了其生命價值；「京都ALS女性患者委託醫師殺人事件」中的女主角，據報導曾於美國留學學習建築、歸國後在東京的設計公司任職，是所謂的人生勝利組，因發病後從健常的身體逐日無法隨心行動，而日漸抹滅了對自身存在的價值；西班牙的拉蒙，也是另一個飽受健全主義洗禮以至於從人生勝利組轉變至否定自己生存的意義。

不論是剝奪他人的生命、或是剝奪自己的生命，這些剝奪生命的案件依然層出不窮，而受害者多半都有一個共通的特質，被界定為「不健全的人」。回頭看我們自身成長的過程，主流社會之健全主義與優生主義的思維深入我們被教育的過程中，導致我們無形中未意識到為人作了分類：有價值（優等）、與無價值（劣等）。

日本社會學暨生存學者立岩真也教授點出，對於優生思想，或多或少都存在於我們每個人的腦海中，甚至也會因為這樣想比較輕鬆而支持優生思想；然而，當我們未能察覺自身所抱持的優生思想侵害到生命或危害到他人或自身的生存，或是認為反正優生思想不可能根絕而停止思考與改變，那才將是導致社會崩壞的原因（2019年《每日新聞》）。障礙者權利的提升與發展，是一個社會進步與共融的指標。而在討論障礙權利之際，反身檢視我們每個人自身的生命觀與潛藏的優生思想，更能觸及障礙議題的核心。

作者：馮兆亨（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大學部學生）

圖說請見全文最後

疫情帶給障礙者新的障礙

在這半年的肺炎疫情期間，我們很容易看到防疫政策很多時候都沒有顧及到障礙者。在政府規定人們要在人多場合戴口罩時，並沒有考慮到部分障礙者可能無法配合規定：比如，部分障礙者會有口罩掛不住的問題；聽障者會因為戴口罩而不能看到溝通對象的說話唇形，增加了跟人溝通的難度。社交距離的規定，更限制了身障者的人際支持：為了防疫，機構禁止障礙者的家人來探親，把障礙者最親密的人際資源封鎖掉，無疑增加精神上的折磨。在醫療資訊的傳遞上，陳時中指揮官每天的直播大多數只有透過網路和新聞媒體去報，但這樣是不足的。在直播中，我們可以看到有手語師在旁協助翻譯，讓聽障的夥伴們可以獲得疫情的相關資訊；到了現在，也有防疫易讀易懂手冊的出現，為心智障礙者、長者、外籍人士等帶來方便。但是，以點字和報讀軟體去呈現的防疫手冊並沒有出現，視障者也就沒有得到傳遞防疫資訊的管道。對於障礙者夥伴們來說，政府一開始的防疫政策，無疑是忽視了障礙者夥伴們的需求，都是一堆充滿阻礙的應急措施，並不全面。

疫情是無障礙設施不足的照妖鏡

在疫情初期，全國人民都需要到藥局排隊買口罩。每天開放購買口罩前的半個小時到1個小時，都會看到藥局門口已經排滿人龍，每家每戶都希望補充家裡口罩的存量。對於要照顧小孩的主婦，對於要上班的藍白領，對於行動不方便的老人，維持口罩存量無疑是一種多出來的日常煩惱吧! 這一種排隊拿籌號購買口罩的機制，對於身障者夥伴來說，當然也不容易：部分的身障者可能不能長期暴曬在陽光下，也有些身障者的身體不容許他們站著排隊這麼久。終於排到藥局門口的時候，障礙者又可能發現藥局的大門並沒有無障礙斜坡，店面狹窄。開著電動輪椅的身障者難以進出這些獲得醫療資源的地方，難以自主地去領取他們應得的醫療配備。

排隊買口罩的時候，我覺得排隊的空間很狹窄，希望改去一個更舒服的空間去等待。下雨的時候，我們撐著傘，穿著雨衣，不太會淋到雨。可是障礙者一手拿著輔具，一手撐傘，或是電動輪椅一直被雨水打濕，讓人看了不忍。我想質疑，為什麼口罩一定要用這樣的管道取得呢?可是這樣的排隊經驗，也無疑讓我們每個人體驗到障礙者在取得醫療資源過程中吃的苦頭。到了疫情中期，全國人民都可以透過網路，或是超商的系統去訂購口罩使用，但這些便利只能讓一般民眾受惠。對老人、障礙者來說，使用網路也不容易。無論在超商用機台購買口罩，或是在網上用健保卡讀卡訂購口罩，對於多數視障、重度障礙者、多重障礙者，或是老人、不懂電腦操作的市民來說，都有難度。我們日後可以重新檢視配套措施是不是給障礙者增加困難。

在疫情底下，在物資上的輸送，對有網購的我們來說，宅配服務延遲的狀況讓人不滿。其實有些障礙者非常依賴這樣的宅配服務去取得生活所需用品。英國衛報指出，英國政府覺得有些障礙者在疫情期間並不是很弱勢，便認定這些障礙這不大需要宅配服務，結果沒有把他們列為優先宅配資源的對象。其實很多障礙者不管在疫情期間還是在疫情之前，都不方便取得日用品和食物，不應該被剔除在宅配優先服務的清單之外。障礙者也有宅配的需求，我們日後在制定政策上可以多考慮到他們。

疫情為我們帶來的自我檢視

這次的疫情也讓障礙者一直面對的社交隔離，成為了社會全民的普同經驗，讓人得到將心比心的機會。在過去的歷史中，障礙者很常遭受別人歧視，而且很容易被人關在機構裡。可是，在這次的疫情中，居家檢疫、居家管理，疑似病例送到特定地方觀察14天的做法，都跟障礙者被迫住在機構的經驗類近。疑似病例者沒有自由，只能在特定地方裡等待完成隔離；在完成隔離後，他們還是遭受眾人懷疑的目光，被人擔心他復發，被標籤化、污名化。其實身障者對這樣的經驗一向不陌生，被社會隔離，被人們隔離。我們抱怨防疫政策限制了我們的自由，同時，我們也該反思，我們是否體會障礙者長期被鉗制的感覺呢? 在這一波的疫情中，我們被規定與他人維持1.5公尺的距離，簡直被迫體驗社交隔離。障礙者才是一直「被迫接受」社交隔離的老手呢。我們遇到肺炎症狀被隔離，才不是我們想要的待遇；那麼，我們也可以將心比心，一起藉著這次疫情的機會教育，共同體認我們跟障礙者的共同處境。

以前，我們在街上看到障礙者，或許會跟他們保持一段距離，可能是因為我們不知道該怎樣跟他們互動，可能是怕麻煩，也可能是對他們有偏見。在經過這一次的疫情後，我相信大家都已經了解到需要維持社交距離，或是被社會隔離的感覺其實並不好受。在疫情過後，我們應該利用這段共同經驗，嘗試把障礙者和我們的距離拉近，嘗試去了解障礙者的生活和需求，從而懂得如何跟障礙者相處。在談到機構化議題的時候，大家可以先想想在疫情時那種自主管理、居家管理，或是居家檢疫時所體會到的感覺，那種沒有自由，被標籤為肺炎病患，被社會污名化的感覺，再想想障礙者真的想要住在機構裡頭嗎？

參考連結:

Frances Ryan (2020, April 27). “Disabled people left off coronavirus vulnerable list tell of struggles.”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20/apr/27/disabled-people-left-off-coronavirus-vulnerable-list-tell-of-struggles

圖說：

https://www.flickr.com/photos/britishlibrary/11245971536/in/album-72157639804990613/
圖片來源：Middleton, Empson Edward (1870). The Cruise of ‘The Kate’. / 大英博物館flicker (The British Library)。公共領域。

選圖說明：疫情凸顯人類社會殘缺不全的事實。在沒有最好的政策下，社會應該追求人人共存的可能。（選圖人：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學生周寅彰）

作者：李燕、許雅婷（「算障團」成員）

研究障礙議題的張恒豪教授日前寫了一篇〈障礙參政開倒車？『有障礙的』……政黨不分區代表提名名單〉。該文提到對於台灣2020國民兩大黨不分區，以及號稱進步的小黨也都沒有提名障礙者，因而感到遺憾。其提問台灣障礙參政到底是進步，還是退步？並認為「臺灣的障礙者成了沒有政治代表弱勢中的弱勢。也許我們該想想，是不是障礙政治真的沒有選票？為什麼障礙者人權不被所謂進步價值看到？」

筆者檢視了一下今年小黨的提名有，親民黨提名不分區第一名的「身心障礙聯盟」秘書長滕西華；國會政黨聯盟提名「臺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副理事長張宗傑為該黨不分區第二名，以及台灣維新的曾吉郎、台灣民眾黨的詹祥欽。不知道張教授是否尚未得知以上資訊？還是這些小黨都不算小黨？或是認為都不夠進步？不知道其判準為何？

（編按：作者李燕和許雅婷認為張恒豪〈障礙參政開倒車？『有障礙的』……政黨不分區代表提名名單〉一文可能在「尚未得知以上資訊」的狀況下寫成。編者在此證實，作者李燕和許雅婷的推測沒有錯。查張恒豪文在2019年11月21日刊出，而編者是在2019年11月19日收到張恒豪文。在2019年11月19日時，兩大黨已經公布不分區立委名單，但是其他小黨還沒有正式公布它們的不分區立委名單。為了要爭取發言時效，更何況各黨真正確定名單還需要花一點時間，所以編者只能在權衡之下在2019年11月21日刊出張文，但是也因此不能夠充分反映2019年11月21日之後的政黨動態。幸好，作者李燕和許雅婷在這篇稿子慎重補充【今年小黨的提名有，親民黨提名不分區第一名的「身心障礙聯盟」秘書長滕西華；國會政黨聯盟提名「臺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副理事長張宗傑為該黨不分區第二名，以及台灣維新的曾吉郎、台灣民眾黨的詹祥欽。】等等訊息，讓讀者得以曉得政局最新動態。編者在此感謝作者李燕和許雅婷提醒。－－編者紀大偉，2019年12月29日識）

對於2020國民兩大黨在不分區立委竟都無提名障礙者一事，障礙界應該都如張教授一樣甚感遺憾吧？筆者認為此舉只是更證明這兩大黨根本不重視障礙議題，連妝點進步的動作也都不再做了，擺明不在乎障礙族群的選票。但障礙界面對這樣的憾事會群起用選票教訓國、民兩大黨？

靠藍靠綠一場空

用選票教訓國民兩大黨，在“多方交好”的障礙界很少會提出這樣的主張。一般人都習慣投射政治菁英，依賴寄託有資源的政黨，何況向來善於與政府合作的障礙界？但這麼多年下來寄託藍綠兩黨，障礙者處境有否改善？

從1993(民82)年起，立院就有障礙者擔任立委，當中僅2002(民91)年到2004年的三年時間國會無障礙立委(詳如圖表)。加上，台灣還曾出現坐輪椅的總統夫人—吳淑珍，記得當時障礙界以為吳淑珍女士應會大幅改善障礙者處境，但連影響障礙者參與社會的無障礙環境改善其實也無大幅進步。

即使國、民兩黨過去陸續提名障礙者作為不分區立委，但障礙政策卻流於口惠而實不至，例如，台灣的確擁有了進步概念十足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簡稱《身權法》)。但其對於未具無障礙環境單位准允以提出“具替代改善計畫”，因無嚴格規範與懲罰，造成執法漏洞，環境依舊障礙處處；另制定最具進步性的法條，即將ICF(「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作為國內障礙者的分類系統。這系統原要凸顯若讓一位障礙者參與社會，政府要挹注多少資源改善其障礙環境。但現在這套系統卻以標示障礙者的身體功能與構造缺失為主，至於社會環境障礙的改善，依舊落空，此使得障礙者抱怨連連。

障礙界不斷寄望政治菁英立法、寄託兩大政黨認真執法，由於國、民兩黨常給予障礙者/團體小惠，如前面所述在不分區提名障礙者。但在重要議題如就業、住宅、長照等牽涉到財團利益時，往往就捨棄障礙界的期望，轉向臣服於財團的需求，使得障礙界不敢、也不願意顛覆這種“依附”的政治關係。障礙運動30年了，障礙界應該思索如何突破這種困局才對。

筆者從2010年加入由障礙者自發組成的「萬障權益行動聯盟」(後改為千障權益行動聯盟)走上街頭抗議，可說接上開端於1983年「楓橋事件」，以及劉俠女士時代的抗議運動精神脈絡。近幾年障礙者更是跨出自身領域參與同志等社會運動。但是這樣沸沸揚揚的障礙運動倘若在心態上繼續依附國、民兩大黨，究竟會有多少談判實力？障礙個人是否又真能隨著一波波障礙運動而被賦權？

生活要自立，但政治呢？

政治要變革，得要公民積極拿起監督、掌權的責任。一般公民認為只要投票就好，監督交給別人，這結果就養成政客在無人監督下“吃夠夠”的局面；只想投票卻不想出來執政掌權，就讓社會陷落於得在“爛蘋果”中含淚投票的慘狀。筆者認為不論是CRPD(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或是2007年從日本引進「自立生活運動」，其精神都是強調障礙者的主體性。日常生活鼓勵障礙者要自立，那政治領域不也應該積極展現主體性嗎？現今局勢中，這些想要展現政治主體的障礙者，常是「努力參選卻落選」。這樣的障礙參政行動者既不被一般人放在眼裡，還被奚落。

一般政治素人對參選應該都抱持“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想法，期望能減少付出代價而能贏得選舉，所以往往寄望大黨用提名不分區的方式，保證能上。相對現今那些敢參選的障礙者，基本上是非常不容易的，是值得鼓勵的，因為他們正是實踐「自立生活」的精神，拿回在政治的自主權！只可惜張教授與一般人的眼裡都看不到這一點。2018年綠黨以【讓身心障礙者，也有參與政治的機會！】精神，提名一位輕度智能障礙者黃建廷出來參選里長。此舉令筆者相當敬佩。只可惜不清楚其內部實踐經驗，這裡就以「算障團」(全名「異於常人算障團」，隸屬「人民民主黨」)參選例子說明障礙者參選跟政治變革的關係。

以選舉作為賦權的工作方法

生活即政治。自立生活基本精神要破除障礙者在生活上 “習慣依賴” 照顧威權者的迷思，但這不代表障礙者不需要照顧資源或是支持系統，而是拿回自主權力並挑戰權力不平等的照顧模式；在政治上，也應該脫離習慣寄託大黨的迷思，拿回屬於障礙者的公民權力，挑戰傳統政治的威權菁英治理模式。讓障礙者直接進入政治資源分配中心，徹底實踐國際障礙者權利運動的口號「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沒有我們的參與，就不要替我們做決定）的精神。因此以障礙者、家屬與專業社工組成的「算障團」於2010年成立之際，就以“參選作為賦權的工作方法”，協助障礙者拿回政治自主權，做到“生活自立、政治自強”的目的。

「算障團」經歷五屆，每兩年一次的各級選舉，從市議員、立委或是里長，不管是由成員獨自披掛上陣或以聯合參選方式都沒缺席。今年更支持重度腦性麻痺賴宗育參選台北市第一選區(士林北投)立法委員。提到選舉，繳交保證金就是一大門檻。不少人會說，你們這樣每次花20萬元保證金又選不上，不是很浪費嗎？「算障團」與所屬政黨—人民民主黨都不同意選舉要繳交高額保證金的競選門檻(各級民意代表中，競選里長是最低，只需要新台幣五萬元)。但我們仍選擇進入去經驗此遊戲規則帶來的衝擊與學習。

因為我們認為「參選」是快速改變「障礙參政」品質，並提升障礙者政治意識的方法之一。原因有：

一，「選舉」如名校窄門一樣，大部分人都渴望能進入就讀，條件差的早就摸摸鼻子離開競爭行列。尤其現在主流參選者更多是政二代、富二代，學歷漂亮，俊男美女，弱勢重障者要想參與選舉，幾乎是想都別想。但如果障礙者願意參選就是把自己擺放跟一般人同一平台上競爭，光這一點，很多自許“低調從眾”的障礙者就不敢、不願碰觸。

二，「參選」者就得站上競選團隊的領導位子。一般人在工作職場上有機會被拔擢到領導，但重度障礙者很難(先排除在NGO組織裡的可能性)，而參選就是製造出這種機會，讓重障者學習領導。

三，在現有選制下，參選者必須將障礙政策與一般人相關權益的觀點融合、共存，無法偏頗一方。這也快速逼得障礙者脫離本位主義思考模式，必須將它者議題納入。

四，參選者得走上街頭與選民一對一互動，深化政見、訓練思維口條，還要能主動迎上敵/歧視的選民。

要做到以上四點真是不容易的！

屢敗屢戰 贏回政治自主權

我們的方法是讓障礙者參與每一階段的「政治討論」，讓其學習發聲對話、學習尊重不同立場，學習尋找縮短差異的方法…如，參選過程積極讓每位參選者從選舉保證金要如何籌募，到要不要設競選辦公室，要用何種宣傳方式，是否能夠讓政見選前就實現等議題都能充分討論。使其知道若直接拷貝了主流選舉模式就得付出何種代價，也討論若非必要得變通時，可以用哪種方式參與？參選2020士北立委的腦麻者賴宗育近日說的，因講話困難，以往參與活動常會在一旁冷眼旁觀，甚至打盹，總認為自己能出席活動已勝過所有人。但現在他說，「滿腔熱血請纓上陣參選了，我才意識到這是把自己『卡』進一個毫無退路的位置，我不可能再躲進我是腦麻的『繭』」裡面。」。一場選舉下來，改變最大的就是參選成員的舊思維與行動。

讓平日不習慣站在人前抒發感想的弱勢障礙者藉著參選行動，快速敏覺出自己的政治意識、提升政治能力。並有助了解各級民代的功能且學習監督。讓自己在政治行動上更獨立更自主，成為敢說、能想、願行動的公民。改變原屬不易，不論是改變社會大眾思維，就像我們多次上街與選民互動，會有選民說，你們不設競選總部，我們要怎麼去喝茶吃炒米粉？你們應該去投靠國民兩黨啦，這樣才會有資源競選。你們都殘障成這樣，還能當里長/議員/立委喔？你們提的政見太理想，行不通啦…或是改變障礙者長年以來的限縮習慣都是很難很難很難的！但若有可能改變障礙者脫離“依附”政黨菁英，並願意投入改變現今上下交困、混亂政局，讓自己重新拿回政治自主權，請問這該付出多大代價與時間才能達成？

「算障團」從近十年以“選舉作為賦權的方法”的經驗中，深深覺得台灣障礙參政整體來說，是緩慢前進，只是將朝向何方是令人憂慮的。因為台灣民主模式如今也走到一個不得不改變的關卡，究竟是朝向“人人參選、監督”，還是由“富二代、政二代”壟斷政治，這是你我有責任去思考與改變的。為此，筆者認為倒是應該發展出協同各個社會階層的障礙者拿起政治責任，展現障礙公民權力的方法。這樣障礙人權的具體表現自然會化成選票，也會是台灣民主政治的一股變革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