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障礙的』……政黨不分區代表提名名單

文： 張恒豪（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日本國會參議院七月改選，成立新政黨『令和新選組』，推舉兩位障礙者當選。分別是罹患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LS）也就是俗稱漸凍人的舩後靖彥（Yasuhiko Funago），以及行動難自主的腦性麻痺患者木村英子（Eiko Kimura）。舩後靖彥是需要高度支持的障礙者，無法發聲說話，溝通需要藉助輔具。

想想日本，看看台灣。在台灣，陸續公布的各黨不分區名單令人遺憾，障礙者「被缺席」。兩大黨的政治計算令人搖頭。號稱進步的小黨就不用提了。「國會政黨聯盟」提名障礙者張宗傑列在不分區第二名，親民黨把身心障礙聯盟的秘書長列為不分區第一名。這些安排，是否能轉換成選票？以及後續的政治效果為何？值得繼續觀察。

過往臺灣並非沒有障礙者參政。因政治車禍導致行動不便的吳淑珍，曾在1986年代替因蓬萊島雜誌案入獄的陳水扁，參選中華民國立法委員並且當選，陳水扁出獄後還擔任她的特別助理。在國民黨，患有小兒麻痺的徐中雄，從1992年開始當選臺中縣立委，不僅連任五屆，還在胡志強任內的擔任臺中市副市長。新黨曾經提名智能障礙者的家長當選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也讓視障的鄭龍水當選新黨不分區立委。彭明敏在1996年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民進黨籍殘盟患小兒麻痺的王榮璋、智能障礙者家長代表陳節如，也都曾當選不分區立委。上一屆國民黨提名的「罕見疾病」病友楊玉欣曾當選不分區立委。

台灣到底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呢？弔詭的是，2014年台灣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內國法化。國際障礙者權利運動的口號，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沒有我們的參與，就不要替我們做決定）。成為臺灣討論身心障礙議題的核心價值。這樣的訴求來自於過去障礙者被認為是無能力的個人，常需要獲得專業者、父母、照顧者或是相關照護人員肯認的歷史背景；同時，在一般政治參與的管道中，障礙者的身心差異很容易被忽略，導致障礙者被排除在公共事務的參與之外。然而，針對障礙者的社會參與常常忽略最根本的政治公民權利的行使，即便是政治參與討論。關注焦點常放在投票過程的無障礙與政黨、公民團體的參與，卻忽略了障礙者的參政是更重要的議題。身體損傷的標籤可能成為從政的阻礙，也可能成為被認可的，需要代表的象徵。在障礙研究學界廣被討論的，是推行美國『新政』而歷史留名的美國小羅斯福總統。小羅斯福本身是極重度的小兒麻痺患者，生活起居需要他人的協助，無法獨自行走。然而，在他所有公開的照片中幾乎完全看不到他使用輪椅，或是被攙扶的照片。在那個時代，身體損傷普遍被認為是應該被隱藏，是有損政治人物的形象的。過去的主流歷史及論述都幾乎不曾強調美國有過『障礙的』總統。

障礙者的參政權曾經引起公眾的關注。伊甸的創辦人，也是中華民國殘障聯盟（現在更名為身心障礙聯盟）的重要推動者劉俠，於1989年預計參加立法委員選舉，卻因為學歷限制被卡，引發一連串關於障礙者在教育上受歧視與政治上缺乏代表性的議題。該案最後聲請解釋，大法官認為雖然考選部及法院判決並沒有違憲，但也強調立法機關制定法律時，應考量就學有實際困難之障礙者。

障礙的標籤在臺灣選舉的過程曾經引起議論，例如彭明敏在1996年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他因為戰爭而被炸傷的手，曾引起「彭明敏只有一隻手不配當總統」的謠傳。而之後輪到陳水扁參選，也有「陳水扁的某，吳淑珍坐輪椅沒資格當總統夫人！」的說法。有趣的是，近年來，有「號稱」患亞斯伯格症的柯文哲當上市長後，障礙從一個被隱蔽、不應被考慮的、政治受難的，到樂於被指認的，或可能是另一種優勢，甚至是失言的藉口。這是值得反省的轉變。當然，這過程涉及障礙的差異、時代的變化，以及其他各種因素的符號政治。如果我們以障礙者的民意代表變遷來看，台灣從有障礙的政治受難家屬代表、地方勢力的代表參與地方選舉，到政黨提名障礙者為不分區立委代表。表面上台灣似乎開始鼓勵障礙者進入代議政治，且在代表的多元上被納入。然而，實質上障礙者權利是否有被彰顯是值得討論。不過令人遺憾的，政治的變遷並不一定往進步，多元的方向前進。

障礙研究認為，障礙是「人生經驗連續」的一部分，是人類重要的「普同經驗」。面對高齡化社會，不論再好的醫療與復健，老化與身心逐漸的退化與損傷是每個人必須面對的課題。障礙者的社會參與、無障礙環境、共融社會、通用設計等相關政策、設計與規劃，都應該是臺灣未來的國家發展重點。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推估，障礙者人口約佔總人口的15-20%。臺灣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的人口約佔5%。這次各政黨不分區名單，顯示了各政黨對障礙議題的陌生與忽視。臺灣的障礙者成了沒有政治代表弱勢中的弱勢。也許我們該想想，是不是障礙政治真的沒有選票?為什麼障礙者人權不被所謂進步價值看到？

編者說明：

（一）圖一的來源：Honoré Daumier (May 8, 1869), The quartering reinstated: Give me your vote! To me!　 No, to me!, from ‘News of the day,’ published in Le Charivari.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756541
圖一的說明：政客們爭取選票的樣子。

（二）圖二的來源：John La Farge (1900), The Wheel of Fortune.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11391　圖二的說明：運氣之輪的圖樣（讓人聯想到今天的輪椅使用者）。

（三）編輯過程中，政治大學台文所碩士生鍾昀珊和周寅彰同學提供寶貴協助，編者（政大台文所教師紀大偉）在此致謝。

作者：林韋成（輔仁大學社會學碩士）

「我們這樣看過，其實這個（電子耳）是所謂cp值最高的一個治療。那什麼叫cp值最高的治療？就是說你如果沒有幫他做，這200個（指嚴重聽損的新生兒）他就變成重度殘障，以後他要念特殊學校、受特殊教育，以後政府可能還要幫他找特殊的工作，到未來還是拖垮整個家庭。可是如果說這200個你能夠讓他回歸正常社會的話，十年下來，你能有2000個正常人能夠投入職場的工作，『所以這個是一個cure（治癒）的疾病，而不是一個所謂control（控制）的疾病。』

—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特材部分第23次會議紀錄」

人工電子耳：一項需要藉由外科手術，將裝置植入耳蝸使用的聽能輔具。其原理是利用體外裝置來收集聲音，再傳遞至語言處理器轉為信息，靠著線圈將信息導入體內裝置。

這樣的技術可以繞過受損，或功能不全的聽覺毛細胞，以深入耳蝸的電極直接向聽神經進行刺激，使植入者「聽」到聲音。隨著植入案例的累積，電子耳逐步成為媒體報導中，協助耳聾者重返有聲世界的奇蹟。儼然耳聾已不再是無法扭轉的「障礙」，而是能透過醫療矯治的「損傷」。

在這個認知基礎上，我們可以注意到近年來，有愈來愈多的相關人士、團體，都更傾向使用「聽損」這個醫療詞彙作為身分代稱，一方面嘗試強調其生理特性來擺脫過往污名，另一方面則期許聽力差異終有「治癒」的一天。後來，在相關家長團體的推動中，電子耳終於在2017年7月1日正式納入健保給付，進入臺灣重聽治療的常規環節，也替醫療矯治障礙樹立了指標性的典範。

電子耳之所以能被認為是醫療矯治障礙的新里程，源於它能夠解決因聽覺毛細胞無法順利運作的「神經性耳聾」，這是過往醫療技術難以達到的成果。簡單來說，在沒有電子耳的介入前，無論我們將聲音放得多大，都沒辦法協助這些幾近全聾者聽到聲音。而在電子耳介入後，原本註定成為「聾人」的這群人，獲得了踏進「有聲世界」的機會（此處的「聾人」並不是指文化上的「聾人」，Deaf，而是普遍社會對沒有聽覺能力者的印象）。他們透過另類的聲音傳導取得聽的能力，同時也因此跨出聽覺障礙的邊界，形塑我們認知障礙為可療癒疾患的想像。

其中最令人驚奇的，還是電子耳在先天耳聾的孩童身上所產生的轉變。與後天耳聾的成人不同，這些先天耳聾的孩子沒有擁有過「聽」的經驗，所以電子耳只是提供一條獲得聽的管道，他們必須透過長期的訓練（聽障早期療育），才能逐步理解從電子耳獲得的信息，進而發展出聽覺語言能力。也就是說，在電子耳植入體內的那刻，「治癒」並沒有發生，而是成為一個起點，一個可以向著「治癒」不斷邁進的開始。

但電子耳真的「治癒」障礙了嗎？

如果我們對治癒的認識，是使用者能夠完全無礙地進行聽覺溝通的話，勢必會對電子耳的實際成果感到失望。因為電子耳植入是開創一條新的聽覺輸入途徑（與「聽人」不同），使用電子耳的當事人會受到設備功能、生理條件與社會環境因素的限制（「聽人」：此稱源自聾人文化裡對沒有任何聽力困難者的身分代稱。）。

電子耳還是無法完全的複製「聽人」的聽力表現。像近年在媒體逐漸曝光的聽障歧視新聞（像是2017年接連在茶湯會與台中市政府發生的聽障生職場爭議，2019年的媒體投書可參閱：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929/1545435.htm，都可以看見這群使用電子耳長大的孩子，生活似乎沒有我們想像得順利。），就能看見這項技術沒有完全消除聽語溝通的困難，反而可能因其似聽非聾的模糊狀態，讓大家錯判使用者的聽能極限，甚至認為他們是在裝聾賣傻，造成更多的社會誤解。

同時，治癒也要付出相應的「代價」。根據健保共擬會議裡廠商所提供的資料，一組電子耳設備（植入體與聲音處理器）要價近百萬臺幣。雖然在有健保給付或公私立單位補助的情況，多數人都能夠負荷開刀植入的費用，不過，這些設備並沒有終身保固，隨著使用者的生活習慣，其損壞的頻率也有所不同。小至幾千，大至幾十萬，都是使用者在未來可能要持續負擔的支出。因此，為了降低設備損壞機率，使用者的生活也受到許多限制，像是避免碰撞、承載過多壓力或減少流汗量等，都是日常得依循的守則。

或許對於許多人而言，透過支付這些「代價」來換取聽力是相當划算的辦法。但是，比起療效有限、維護費昂貴或是生活限制，更值得擔憂的是使用這項技術會帶來的一個疑惑：「聽語能力究竟能發展至何處？」

如同前述所言，植入電子耳只是療程的起步，後續能否順利「治癒」，往往會被優先歸咎於照顧者和使用者的聽語訓練（而不是設備本身，或是手術過程）。再加上當前沒有準確預測成效的方式，使得我們很難去釐清究竟當前的聽力狀態，已是使用者身體與技術的極限？還是尚有進步空間？

因此，當電子耳使用者出現「剩餘」的障礙時，總會覺得是自己還不夠努力，或是過往不夠努力（在早期療育的照護邏輯中，神經發展有著黃金期的概念（通常說法是三歲以前）。若錯過了這段時期，即使後續再進行療育工作，成效也會相對較差。），才導致自己或孩子現在的障礙。

電子耳成效極限的不確定性，與著重術後訓練的療程，使得障礙責任歸屬個人的認知，在技術使用中獲得強化。當然，這不表示電子耳就毫無幫助，它的出現，確實翻轉了聽障族群的生命軌跡，給予他們更多的社會參與機會，也增添發展多元身份認同的可能。但是，電子耳它也導致我們在理解障礙的發生時，更可能只看見個體的差異，而不是更全面性地看見整個社會環境帶來的阻礙。

如同障礙研究學者Mike Oliver對醫療介入障礙的批判，當我們認為障礙可以藉由向個人進行治療來得到解決時，就容易忽略障礙是個體與整個社會結構的互動結果。以臺灣聽障生回歸主流教育來說，這二十年來，聽障生就讀普通學校的比例不斷上升（請參考下表）。促成這個現象的最大原因，恐怕不是因為教學環境變得無障礙，而是療育與助聽技術的介入後，聽障生「適應」聽語教學的結果。或許從教育層面來看，這仍是個值得讚嘆的特教進展，可是這也代表著，我們在試圖破除因障礙引起的隔閡上，更傾向進行個體的修正（覺得這是個體的問題也就是「就一個算一個」的作法），而不是推動整體社會的改革。

還記得在前些日子的田野調查中，曾有一位聾人受訪者打著手語向我說：「為什麼總是要我們配合社會，而不是社會來配合我們？」。乍「看」之下，這段控訴似乎顯得有些任性與自我。，但請各位仔細想想，作為聽人的我們，有多少聽語能力的習得都是那麼地「自然而然」，但對於聽力特殊族群來說，這一切有多麼地「得來不易」。若從這個角度觀之，從助聽技術受益最多的，並不是使用者，而是習慣於聽語溝通的我們（如同本文開頭的引述，就十足顯露社會對電子耳的期許）。

因此，這篇文章嘗試從另一個面向來討論電子耳，在社會歌頌技術解決問題的時刻，也看看技術使用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

儘管障礙是個人還是社會的爭論，已不是障礙研究領域裡新鮮的議題。但透過電子耳介入聽覺障礙的例子，可以注意到除了人們使用技術的動機之外，技術實作也可能影響社會對障礙的理解。或許在科技日新月異的現今，我們應該重新省思技術物在障礙論述的位置，試著去看見背後可能的政治動能。

如此一來，我們在醫療與社會模式的辯證中，就能爭取更多的討論空間，仔細思考到底什麼樣的方式，才能稱作為「公平」的對待。

作者說明：本文修改自作者本人輔大社會所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為曾凡慈老師。碩士論文題目：《聽力保衛戰：人工電子耳、社會技術網絡與聽障／聾人社群》。

網路編輯說明：原文包含較多學術性的註解，以及學術性的圖表。為了方便一般非學術民眾閱讀，這些註解和圖表沒有放在「障礙研究五四三」的版面上。如果讀者想要知道這些學術細節，請自行查閱作者的碩士論文內文。

圖片說明：圖片來自於wikipedia。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ochlear_Implant_1.jpg。

圖片內容為「人工耳蝸」構造圖。屬於維基共享資源。

作者：萬宗綸（愛丁堡大學語言學博士生）

在今年的臺灣障礙研究學會年會，我呈現了一個在亞洲非常小眾的學科：「社會語言學」。我希望藉由這篇短文，簡單介紹社會語言學為什麼可能出現在一個障礙研究的學術研討會，這個學科的對話對象又是誰？

（年會回顧：https://sdstaiwan.com/2019/03/31/%e3%80%90%e9%96%8b%e6%94%be%e5%a0%b1%e5%90%8d%e3%80%912019%e8%87%ba%e7%81%a3%e9%9a%9c%e7%a4%99%e7%a0%94%e5%b9%b4%e6%9c%83%e3%80%8c%e5%ae%9a%e4%bd%8d%e9%9a%9c%e7%a4%99%e7%a0%94%e7%a9%b6-%e7%90%86/）

今年第一屆年會的徵稿啟事中談到「挑戰醫療、個人與缺損取向模式的支配地位」，這也是障礙研究很大一支研究的焦點，語言學談論的主體是語言以及語言使用者，作為一個社會語言學者，我的對話對象也就成為了語言病理學家（以及這個領域訓練出來的語言治療專業）。

我個人的研究談的是聽損／障者的口語，我希望給予聽損者的口語表現提出社會解釋。社會語言學不將語言視為一個單純的生物（腦）功能，而主張檢視語言時，總是需要同時考量語言使用者（社會人）的社會互動。所以我的研究不僅討論聽損者的口語，也討論聽損者。

換言之，我的研究主體是聽損者作為一個社會人與其口語間的關係－－他們的口語是如何因為聽力損失而使然，或是他們的身分認同。但是這兩者都不是我的研究重點。相較於我，聽力學家（關於聽力）和社會學家（關於身分認同）會更擅長處理這兩個題目。
　　

那麼，為什麼處理聽損者口語和聽損者社會位置間的關係是重要的？這個取徑的重要性是因為另外一個學科典範而生的－－語言結構是無關社會的。

語言病理學基本上認為聽損者有所謂的「構音異常」，也就是說，聽損者不同於聽人（the hearing）的發音不僅是一種偏差（deviance），甚至是一種需要被治療的病理狀態。這個學科，在意識形態上，很接近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認為語言是基因內建物的想法。喬姆斯基這種說法，是保守，還是進步呢？

喬姆斯基最早發明這個說法是為了證明人類不分種族都是一樣的，沒有誰的語言比誰優越。但是這種說法偏偏同時暗示了一種優越感：人類之所以為人類、不同於其他物種，是因為人類擁有與生俱來的語感（linguistic intuitions），讓我們降生於這個世界後，得以輕鬆地吸收環境中的語言，並且很快的能夠自己再製、生產出語言。這種語感內建了系統，這種結構不是社會文化塑成，也不是學來的，而是因為某些演化因素，人類的腦子裡內建的。

所以，像是聽損者這樣，內建語言從深層結構要浮出表面時，出了「問題」的人們，就是「不正常的人」－－他們需要變得正常。對於語言病理學家們，這些「有缺陷的人」，只要不是仰賴自己發出「正常」的語言，不管你是仰賴懂得你說話的翻譯（通常可能是相處很久的親人或好友），或是仰賴說話的輔具，你都不能算是真正意義的會說話。

面對這樣醫療模式，語言學中另外一支與社會語言學是近親的學科－－「語言人類學」－－也有相當強烈的反彈。

語言人類學者通常透過民族誌方法，描寫不同社群的日常生活如何與語言鑲嵌在一起。在田野中，語言人類學家認為，人類的溝通本來就是多模態（multi-modality），不僅仰賴狹義的語言，也牽涉了廣義的語言。舉凡手勢、音樂、表情等其他符號系統。因此，將溝通侷限在狹義語言的語言學者原則上是徒勞無功的，因為他們並沒有參透人類溝通的本質。

比如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大學的Joshua Reno自己是自閉症孩童的家長。他就談到圖片兌換溝通系統（Picture Exchange Communication System）這種用圖片輔助溝通的教學法，再怎麼樣也都只被當成一種過度手段，而不能被接受成為自閉症孩子的溝通方式。它永遠只能是個教學法。目標仍然是要讓小孩能夠自己說話。

Joshua Reno質疑，Chomsky的語言學造就了一種意識形態，讓大家覺得說話主體的邊界就是我們物理意義上的軀體，一旦仰賴身體之外的輔具或翻譯者才能說話，那都不叫做說話主體（speaking subject），而是被說出來的主體（spoken subject）。在這個脈絡下，賽柏格（cyborg）根本是不可能被語言學家接受的合法說話主體。既然語言是內建的人類能力——比如Pinker知名的著作《語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你們這些要靠著外在事物才能說話的人，怎麼能被稱為「正常」？

Reno引用了Latour（大名鼎鼎的拉圖）說，在行動者網絡的世界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是靠著自己單獨發聲的，所有人都是「不完整的人」。我們這些靠著其他「正常人」跟我們對話，才方能夠說話的人，跟那些靠著圖片才能溝通的人，並無區別。

不過語言人類學的解法，很難被語言病理學家買單。語言病理學者就算能夠接受語言人類學家對溝通的看法，但根本上他們認為，廣義的語言和狹義的語言仍有本質上的不同。儘管自閉症孩童可以透過廣義的語言去進行溝通，但在狹義的語言範疇上，仍然是異常。

社會語言學者，相反地，通常則將焦點放在狹義的語言上，也就是當社會語言學者談論「語言」時，他們指的真的就是華語、英語、台灣手語、台語這些「語言」，而不是手勢、表情、情感這些廣義的語言。

社會語言學者相信，語言的變異（linguistic variation）如果不能獲得語言結構本身的解釋，那麼必然能得到社會因素的解釋。也就是說，沒有什麼語言的變異是不正常的，只要放置回社會脈絡處理，所有被誤以為是不正常的、無法解釋的變異，都能獲得處理。

上個世紀美國曾出現過一場爭議，這個爭議後來被稱為「差異／缺陷」爭議（difference-deficit controversy），在那個時代背景，黑人小孩的英語被當成是缺陷，需要被語言治療師治療的，因為他們「說不出正常的英語」。社會語言學家透過系統性的調查黑人英語的特徵，指出黑人英語是一個自成系統的語言（方言），根本不是語言病理學應該碰的對象。社會語言學本身就是政治的，社會語言學家帶著反種族主義的政治企圖，進行語言學調查，以協助這些語言擺脫不只是醫療凝視，也是白人凝視的醫療化工程。

社會語言學者相信「亂中有序」（orderly heterogenity），那些被誤以為是毫無章法的語言變異，只是其他語言學家缺乏對於人類社會的想像力，看不出門道而已。

從最早1960年代美國的社會語言學者William Labov開始，他就開始透過資料證明，比如紐約的社會階級在實證基礎上，是能夠以統計學方式預測某些語音的變異的。又或者，他發現麻州外海的瑪莎葡萄園島，島民認同或是大陸認同，也是能夠預測語音改變的統計變項。

若看本土案例，Dominika Baran就發現三重一所高職裡面，沒有要繼續念大學的、電子科、想要一輩子「混三重」的學生，跟那些要繼續念大學的、不想一輩子待在三重的、管理科的學生，在談論到生涯規劃的話題時，在語音表現上也有顯著的不同。前者呈現出較多本土國語的特徵，後者則出現靠標準國語靠攏的行為，也就是說，語音變異在小尺度的文化中，被挪用作為一種符號系統，來建構他們各自的身分認同。

這些對於語音變異的社會解釋，都需要對於在地社會脈絡有一定程度的想像力才有可能發覺，如果Dominika Baran從來不知道台灣的高職裡，會因為念管理或念電子、要不要念大學而區分彼此，以及三重本身特殊的社會脈絡，她大概一輩子都不可能會發現要把這些變項放進去她的統計模型裡。而一旦統計模型的確跑出顯著，信奉實證主義的其他語言（病理）學家，也只能摸摸鼻子接受社會解釋確實存在。

社會語言學者談論的是狹義的語言，這與語言病理學者根本上並無不同。既然談論的主體是相同的，甚至都採取實證主義的方法做研究，社會語言學者的研究也就讓語言病理學者不得不正面面對。當時的「差異／缺陷」爭議隨後有效地讓黑人英語去病化，語言病理學者開始討論如何區分「方言」跟「缺陷」，以避免誤把別人的語言當成一種病。

但是當年「差異／缺陷」爭議所成功去病理化的對象，僅止於族裔語言，像是自閉症、腦麻、聽損這些影響到語言表現的障礙類別，還未成為社會語言學者的討論對象。很難在兩三句話內指出社會語言學在這方面缺席的原因，但既然社會語言學與障礙研究看待障礙的觀點不謀而合，社會語言學者沒有道理不將不同障礙類別看成社會語言群體來討論。

我想做的事情，看在語言病理學者眼裡可能很瘋狂（因為他們根本地認為聽損者跟黑人是兩回事）。但對於我而言，我並沒有真的改變社會語言學的理論架構，只是我做了還沒有人這樣做的事情而已，而我私心地希望這件全世界沒有人做過的事情，可以發生在臺灣。

圖說：這幅畫叫做「巴別塔」（The Tower of Babel），是西歐著名畫家Pieter Bruegel the Elder 在1563年的作品。巴別塔在西方世界向來象徵「世界人口各自操用各種語言，彼此不能溝通」的文化多元狀態。圖片來自於wikipedia，是公共版權作品，可供人免費使用。

障礙者的性權實作—丹麥對障礙者性需求的制度支持

閱讀心得：Kulick, Don and Jens Rydström 2015. “How to Impede and How to Facilitate the Erotic Live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Loneliness and Its Opposite: Sex, Disability, and the Ethics of Engagement. Pp. 78-118. Duke University Press

筆記作者：陳重安（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黃雅雯（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台灣殘障希望工程協會(手天使)理事長）

障礙者的性需求，一直以來都被社會忽視和迴避，也缺少政府的制度支持。社會常以為，障礙者因為生理損傷，除了吃喝等基本生活滿足之外，也需要積極參與社會、擁有性行為。積極參與社會和享受性生活這兩回事，長久以來是健常人獨佔的特權，障礙者卻求之不得。

事實上，這種認為障礙者不需要sex、沒有性需求、或是無法進行性行為的社會偏見，一直以來構成讓障礙者無法融入社會、追求自己人生的阻礙。障礙者很難享受sex：處在一個難與外人建立社會關係的狀況，加上公共空間無障礙的不足，在家私人隱私空間的缺少，讓障礙者更難與健常人擁有一樣的社交生活，更遑論如何去注意和支持障礙者的性需求。

2013年，由肢體障礙同志Vincent及同志諮詢熱線主任鄭智偉發起，成立了由義工組成的民間組織「手天使」，提供重度肢體障礙者和視障者自慰服務。手天使們並舉辦各類相關活動，如礙美愛美、性教慾，並走上街頭，舉辦障礙者需要性遊行，希望能喚起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性權的注視，讓有性需求的障礙者可以擁有更人道的生活。

手天使很講究SOP的。各個環節，缺一不可。手天使在收到障礙者想要sex的申請之後，會先跟申請人進行初步聯繫，確認申請人的意願，再請訪談組義工接手訪談，確認申請者的需求，對性的期待和希望服務的日期地點之後，便請行政義工協助尋找適合的無障礙場地及移位的人手，服務當天由性義工提供服務，除了協助自慰的前後訪談外，手天使期待障礙者在服務過程中能增進障礙者的權利意識，讓自己也能為爭取性權盡一份力，在服務之後會要求申請者寫下心情回饋。

這樣的SOP，看似簡單卻牽涉廣泛議題的服務。手天使在沒有任何政府資源支持之下默默進行著，加上手天使的服務遊走在法律邊緣上，故成立六年以來服務人數未達30人。但是，申請者的名單已排隊至需要2年才能取得協助，對障礙者性需求的滿足無異杯水車薪。

在政府制度沒有支持，以及無障礙空間依舊不足下，臺灣障礙者的性權仍面臨許多困難和挑戰。而且，手天使的自慰服務多仰賴個人和團體經驗的積累，在每年的分享會中，一定被詢問的題目是：手天使性義工或服務流程是否有一套標準的SOP可依循？個人助理協助障礙者自慰的意思是什麼？要做到哪裡？界線如何拿捏？這些提問讓手天使成員們反思，如果要推動更大層次，或是更多政策及人力的支持，有沒有一套清楚明確的技術細節和指引，可以幫助協助者作為支持障礙者性權實踐的依據？制度又如何去保障障礙者的性需求？

Kulick和Rydström的文章，比較瑞典和丹麥的制度和個案：瑞典和丹麥雖然是類似的北歐國家，但是在sex方面卻大大不同。

瑞典對障礙者性生活的想像也偏向隱私，機構和工作人員盡量迴避、不讓障礙者意識到他們可以有性需求。然而，在丹麥，卻有建立一套障礙者性事指引，讓社工和協助障礙者的人士有依循可以去支持、落實障礙者的性生活。因此，本文將會簡介Kulick和Rydström提到的丹麥制度，如何支持和保障障礙者的性生活，以及當中的操作實例，希望可以帶給臺灣政府和關心障礙者性權的朋友，更多想像與討論的空間。

丹麥的國家指引，如何支持障礙者的性生活？

丹麥的社工團隊，需要考取性與障礙領域（the area of sexuality and disability）的特別證照。這個證照於1990年設立，要考取證照的人，必須在一年半內，通過二十天全天的會議和課堂作業，包含閱讀相關讀物、實作、職場計畫、團體討論和批判等等。完成這些課程後，才可取得證照，並被稱為「性指導員（sexual advisor）」。性指導員有提供建議、諮詢和教育的專業，安排、協助障礙者伴侶順利進行彼此期望的親密行為，也可以幫忙聯絡性工作者給有需要的障礙者。

這些課程和性指導員證照，源起於丹麥1989年訂定的國家指引，名為：「性事指引：無關障礙（the Guidelines about Sexuality—Regardless of Handicap）」，這份指引指示「障礙者和一般人一樣，有權利參與和經驗性生活」。因此，在丹麥提供障礙者服務的工作者，有責任要去思考如何協助障礙者的性行為。這套指引曾在2001年、2012年進行修訂。

指引認為，像是性指導員、障礙者協助者的這種社會介入，對障礙者個人在自我和社會的正向參與是有幫助的：
社會介入的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去增進一個個體的社會與個人功能，以及這些功能發展的機會。社會介入同時也應該要透過協助個人與其他人接觸、相處，來增進個人生命發展的機會。這其中包括了在性接觸上提供支持與幫助的問題。(p.103)
這段引言，也呼應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機會平等化準則」第九條（UN Standard Rules for Equalization of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rule 9)），支持障礙者可以在合理的協助下，擁有自己想要的生活，也包含性生活。

這些賦予了丹麥性指導員和協助者出現的意義，他們有責任去適度和合理協助想要擁有性生活的障礙者，包含安排無障礙空間、確認伴侶對親密行為的需求、注意障礙者的生理狀況等等。但是，像性行為這種會觸及個人隱私和身體的事情，協助者如何拿捏適度的介入？這必須要有一套讓協助者可以遵循的行為準則。

丹麥的指引中，允許協助者遵循的行為包含：
（一）提供學習如何自慰；
（二）提供協助給想與他人發生性關係的人；
（三）提供協助聯絡性工作者。(P.104)

指引不允許協助者的行為包含：
（一）協助者和障礙者之間的性關係；
（二）提供性協助給口語或非口語表示不願意的人；
（三）提供十五歲以下兒童任何形式的性協助。(P.104)

這些明確的準則，讓協助者在支持障礙者性生活的工作上有所依據，也設下讓性行為不會淪為傷害和虐待的保護措施。此外，這個指引的特色，並非只有「被允許」和「不被允許」這種消極的準則，還有「必須要去做」的事情，彰顯指引積極的意涵。例如，如果障礙者協助者所在的職場，沒有協助性行為的業務，或者沒有協助性行為的專業的話，那麼指引就規定協助者有義務去尋找、指派相對應的性指導員來協助障礙者，才不會忽視障礙者的需求。這呼應了指引的宗旨，要讓障礙者有權利、有能力發展性關係，擁有個人理想的性生活。

丹麥團體家庭的生活公約

在國家指引的脈絡下，丹麥的團體家庭（Group Home）也有自己一套關於性行為的生活公約。每當有新人搬進來入住，就有人公開、朗讀生活公約給大家聽，確保這裡的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擁有性生活的權利以及可以尋求的協助。團體家庭的生活公約提到：任何性行為都必須要合乎法律，並且要私底下進行。工作人員可以提供協助的內容包含：諮詢、採買性輔助工具、安排性指導員，以及協助清洗使用過的性輔助工具。如果沒有特別要求，工作人員不會干涉，也不會公開討論團體家庭成員的性生活。然而，一個重要的前提是，性生活必須是雙方彼此合意下才能進行。如果發現有危險、性騷擾、虐待卻無法表達的情形，工作人員將會介入，並且聯繫性指導員，共同協調解決的方案。為了瞭解丹麥的實際操作狀況，作者訪問了有性生活經驗的障礙者和參與的社工師，敘述丹麥的個案如何在指引和生活公約下進行，以及他們的心得感想。

丹麥的操作實例

第一個個案例子是Steen和Marianne，他們是分住不同團體家庭的障礙者，交往已有六年。Steen有神經系統損傷，頸部以下無法活動，但他熟悉手語，也可以透過聲音表達他的意願。Marianne有心智障礙，耳聾且幾乎全盲。平常他們只在活動中心會面，當社工注意到他們兩人有接吻的行為時，開始討論如何幫助他們可以離開活動中心，有更親密的互動行為。工作人員密集的討論和模擬各種突發狀況，安排讓Steen和Marianne在活動中心共進浪漫晚餐後，可以一起在同張床上共枕。在準備的過程中，工作人員寫了一份60頁的同意書和注意事項，細節包含兩人在床上的位置、應該要有幾張枕頭、床的高度應該要多高等等。事後，工作人員詢問兩人在這過程有沒有任何需要調整或協助的地方，並紀錄作為日後的經驗參考。社工的協助並不是件容易事，除了事前的討論和設計，活動進行的時候，也必須要有協助者待命，更要注意兩人之間的可能突發狀況，其實增加相當的工作量，不過這些工作人員仍積極地協助安排。在這個個案中，Marianne的損傷以致她要花比別人更多的時間，才能理解工作人員的指令和建議。曾有一次，Marianne因為心情不好，擅自帶Steen出外在路上買東西，一度讓社工找不到人。因為隨便自行出門這個行為非常危險，工作人員告誡不准再有這樣的行動。每次見面都會再三的重述，以確保她理解和不會再做出這樣的行為。這個案例顯示工作人員對障礙者性需求的注意和反應做為，以及他們安排和協助的複雜度與困難，會因為個案障別和損傷情況而有不同。

第二個個案，David和Lisa都有四肢和語言能力的損傷。David的團體家庭社工師Thrie，敘述他擔任性指導員協助兩人進行性行為的協助細節。他說道，這些細節需要構思出一個計畫，去想像如何安排能讓兩人的身體可以更合適和安全地靠在一起，這需要一點創意。因此他建議兩人躺在地板上的空氣床墊，讓彼此身體更近，即使不小心掉下來也不會受傷。更重要的是，面對比較隱私的親密行為，協助者和障礙者之間的界線如何清楚維持？一切安排就緒後，在性愛開始前，Thrie會跟兩人說，他接下來都不會說話，讓兩人不會擔心他們的行為會不會讓他反感或不開心，也可以更安心地進行親密行為。工作人員會觀察他們狀況、紀錄，並離開房間。其中，觀察和評估兩人狀況，做出適當的反應和拿捏，並注意自己工作的邊界，不參與障礙者的性行為，是協助者常要注意的微小細節。作者訪問David，David在親密行為過程中有工作人員在旁邊看，會在意嗎？David覺得不會介意，因為其實每天都有許多人接觸他的身體，像是幫他換衣服和洗澡，而且協助者只會在旁，不會加入性行為。因此他覺得協助性行為並不難，只要有好的協助者和好的安排。而且David覺得，因為性指導員的協助，可以順利探索性欲和進行性行為，讓他覺得他活得更像個人。

這兩個案例，都展現丹麥的障礙者性事指引的好處：給予性指導員和障礙者協助者明確的指引和方向，進而去實現障礙者的性需求。作者提醒，事實上，很多丹麥障礙者的團體家庭，對性行為並沒有那麼認可，許多障礙者也對性避而不談，可能因為過去的教育中缺乏性知識的認識，甚至也有協助者無法因應團體家庭發生性侵害的情況。但是，因為指引的出現，當障礙者有性需求的可能時，協助者可以有依循去鼓勵和協助，讓障礙者有機會和管道去探索他的性生活。例如，有一位26歲腦性癱瘓的女性，在團體家庭拿到手冊，向性指導員詢問關於性行為的事情，得知可以在這裡得到相關支持後，表示她不知道原來她可以做愛！這些個案讓作者認為，丹麥的指引，雖然並不是法律條文，但給予原本對不理解、不認識性行為的障礙者，一個可以轉變的空間和機會。

小結：掀去障礙者與性「以隱私之名」的面紗

作者探討和比較丹麥與瑞典，兩個國家的制度對障礙者性行為的支持情況，最後在性行為和性生活做了一些討論。瑞典和丹麥之所以不同，除了瑞典過去的歷史脈絡，曾經將障礙者集中在沒有隱私空間的機構之外，瑞典也將「性」視為個人的隱私，因此機構的工作人員，不會也沒有義務去干涉障礙者的隱私行為。但是，作者認為這種「以隱私之名」，看似尊重，但事實上是阻止障礙者擁有性生活的機會和可能，因為這造成的現象是一直隱藏和壓抑障礙者的性需求。

丹麥的狀況，也認同障礙者的性行為是個人隱私，但卻擁有一套支持的指引，可以在私人空間有適度介入和協助的依循，但又求保全障礙者的個人隱私。本文藉由整理Kulick和Rydström的文章，希望可以帶給台灣更多關於障礙者性權的想像空間，思考如何設計出一套合理支持障礙者的操作方針或制度，正視障礙者的性需求，讓障礙者的性愛不再受到阻礙，而是可以擁有更完全的生命經驗。

邱春瑜/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許朝富/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總幹事

游鯉綺/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社工師

你身邊出現過這些故事嗎？

一位輪椅使用者，在外出到國家風景遊樂區時常常被路人鼓勵打氣；

一位有多年 定向行動經驗 的視障者，在家中附近的捷運站行動時總是碰到一個箭步衝上來堅持要幫他帶路的熱心民眾；

一位工作一年多的智能障礙者在完成了同事早已精熟的工作時，被旁人很誇張的方式大力稱讚。

這些故事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嗎？你是否曾想過，聲聲的「加油」讓輪椅使用者哭笑不得、對於被強迫協助，視障者備感無奈、還有那些「你怎麼那麼棒！」跟摸摸頭，好像把智能障礙者當成小朋友看待…在不知不覺間，其實這些都落入了「微歧視」的範疇。

微歧視(Microaggression) 一詞出自於Pierce在1970年代針對黑人遭受到的細微不平等待遇。定義中的微歧視指的是日常生活中針對某些特定族群的身份之短暫互動，可能是口語、非口語、甚至是環境；在這些有意或者無意的互動之中，傳達出敵視、輕視、負面評價或者羞辱。與多數權力運動的發展軌跡相似，微歧視一開始僅針對種族、再來延伸至性別/性傾向，近年也有幾位學者開始思考微歧視套用在身心障礙者身上的意義。

以下我們就以2015年由社團法人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於2015年8月21日舉辦的「一句話惹惱障礙者大賽」所收到的投稿句子為例，參考在Keller與Galgay (2010)這兩位學者提出的障礙微歧視架構，分析一下台灣有的口語微歧視類型 。請讀者們先理解。本文中的類型名稱為了科普化有改寫、合併過，並非兩位學者原先提出的名詞；也因為聚焦在口語上，呈現的類型較集中以下七型。

類型一：你的障礙是真的嗎？

過度低估因障礙所帶來的不便，或者言詞中表達出覺得障礙的影響並非真實存在。

比方說「加油,有什麼好憂鬱的~就不要憂鬱啊~」、「這些能力不是出生就與生俱來的嗎？幹嘛要復健？」、「你不是有戴助聽器了怎麼還聽不懂？」、「你說你是專注力不足嘛，但你工作又拖延，桌面又混亂，做事沒規劃，根本是用病來做籍口嘛」這樣的句子。

類型二：哎呀可惜你-

直接將障礙當成對方生命中的遺憾或者致命傷，例如：「妳長得那麼漂亮，可惜是坐輪椅，不會走路。」或者「這麼有才華，要是眼睛看得到就好了。」

類型三：欸你這個是怎麼樣？

因為對方是障礙者，詢問過於隱私或其實不太禮貌的問題。比方說「你(妳)怎麼會變成這樣？！？！」、「你的腳會痛？有知覺喔？」，或者出於不了解，詢問障礙者「會不會傳染？！」

類型四：你看我多體貼你

不管對方是否需要，強迫障礙者接受自己的協助。當然，協助比較容易出現在非口語的行為，表現在口語中，最常見的就是「下雨天不要出來啦，危險」、「太陽這麼大，你到旁邊休息比較好」、「那我幫你買回來就好，你不用去」這類或許對於障礙者來說非必要的關心或體貼。

類型五：一樣障樣樣障

很多時候，當說話的人對障礙者需求不了解，往往會擴大解釋障礙者的需求，認定對方有一種障礙就是其他的領域也有障礙。比如「妳完全聽不到哦~~怎麼會說話啊~~」、「自閉症也會跟別人講話喔？！」這樣的句子。也有些時候不論障礙者的類別是什麼，一率視為需要他人陪伴的。像是對成年障礙者說「你一個人出門喔！？怎沒大人陪你？」，甚至有「… （直接略過我，跟陪同者對話）」這樣的情況。最大的延伸效應就是覺得障礙者沒有性需求，也不可能生兒育女的評語，例如「真厲害，坐輪椅丫也生…」。

類型六：施捨型讚美

在障礙者完成了比較基本的任務時給予太誇張的讚美，或給予不符實際情況的過度鼓勵。這種幼齡化障礙者的讚美跟鼓勵，有時會伴隨著一個障礙名人（但其實未必跟對話的對象同一個障礙類別），比如「你好勇敢，要加油喔，像那個力克·胡哲一樣厲害」。有些時候則是從健全主義出發的鼓勵，像是對長期使用輪椅的朋友說，「總有一天你一定會走路，加油！」。在投稿的句子中，則有部分視個人的宗教背景而定可能會被認為是施捨型讚美。「你是天使的化身，來幫助大家」這句話，也激起許多障礙者的反感，覺得自己為何要當天使。

類型七：次級公民

不認同障礙者的權益，認定障礙者是社會的負擔或浪費大家的時間，也預期障礙者必須對此心存感謝。這類的話語多半會帶有點挖苦的語氣，「政府真的很照顧你們殘障的，你們真的要很感謝了，知道嗎？」、「好好喔，你拿殘障證看電影、坐車都有優惠耶！哪像我還要努力工作」。甚至語帶諷刺地說「喔！有一張手冊好方便，可以上好學校還可以半票耶！我是不是打斷腿也可以加分啊？」。

看到這裡，你有驚訝的感覺嗎？微歧視因為模糊（有時候會覺得是不是聽者想太多）、不知道該如何回應、或者覺得回應也無法改變事實、回應是否會更糟糕，通常都沒有什麼處理就不了了之。正因為微歧視太常出現在日常中，大部分的人來說又都不覺得構成「歧視」，才會更加的難以處理。但是，這種不知該如何是好的情況，的確會造成心理的負面影響。

在分析這些話語的過程中，我們也討論到很多話需要考慮語氣或表情、話語的前後脈絡、以及對話者的親密程度。但其實，認知到自己的偏見、試圖跟障礙者對話，就是我們可以減少自己微歧視的第一步。

小編說明：（1）為了方便一般讀者閱讀，原文的學術性參考書目並沒有在這個頁面列出來。如果讀者需要知道書目細節，請直接聯絡本文署名的作者們。

（2）圖片出處：

CC0 1.0 Universal (CC0 1.0), Public Domain Dedication,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YC, USA

Object Details
Artist:Wenceslaus Hollar (Bohemian, Prague 1607–1677 London)
Artist: After Leonardo da Vinci (Italian, Vinci 1452–1519 Amboise)
Date:1625–1744
Medium:engraving, rejected.
Dimensions:Sheet: 3 5/8 × 6 9/16 in. (9.2 × 16.6 cm)
Classification:Prints
Credit Line:Purchase, Joseph Pulitzer Bequest, 1917
Accession Number:17.50.18-165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公共版權
CC0 1.0 Universal (CC0 1.0)
Public Domain Dedication

共同作者：

張恒豪／ 臺北大學 社會學系 教授

詹穆彥 ／清華大學 歷史所 碩士

林駿杰／ 臺北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生

又到了大學學測申請入學放榜的季節，對於身心障礙學生來說，現在同時也是身心障礙甄試放榜的時刻；除此之外，身心障礙學生還必須考慮身心障礙單獨招生的機會。

就此來看，臺灣現行身心障礙生就讀大學的管道似乎相當多元，不僅可以透過一般生管道入學，還有甄試跟獨招的管道——

然而，目前看似多元的入學管道，真的已經充分保障臺灣身心障礙生的教育權了嗎？

以下本文將回顧台灣障礙者入大學的脈絡，並從平等的結果的角度反省當代障礙生念大學的困境。

一、對障礙者的大學入學歧視的歷史脈絡　　

早期臺灣的大學聯考是歧視障礙者的。當時大學數量少，許多校系設有特殊病殘限制，1987年簡章的585個系組中，有近半數設限病殘生不得報考。

而不得報考的理由包括：「體諒殘友念那麼多書，如果還找不到工作，更增加他們的挫折感，不如一開始設限，也免占名額」；有的則是：「唯恐病殘生不自量力，進入該系造成自己與學校的雙重困擾……。」（謝東儒等人，2005）。

在當時的社會脈絡中，限制障礙者報考大學並不被認為是一種歧視，直到1988年，由劉俠主持的伊甸基金會於4月28日召集殘障福利機構代表前往教育部緊急陳情，在障礙團體與倡議者的努力下，上述的歧視性規定才逐漸放寬。

至1989年，全國僅剩下五個仍對障礙者設限之校系（陳碧華，1989）。

然而，這樣的改變卻只是基本上維持考試的形式平等，並沒有考慮到身心障礙生的差異，以及障礙者在考試過程所需的支持。

二、針對差別的個人提供差別待遇與考試調整

隨著當代平權觀點的轉變，平等不再只是讓每個人都獲得相同的對待，就能稱做平等；相反的，要達到實質機會平等，就應該針對差別的個人提供合理的差別待遇。

因此，儘管臺灣高教入學管道開始從完全排除（明文禁止報考）走向形式平等（不得明文禁止報考），但障礙者在實際參與升學管道時，卻仍然遭遇許多結構上的阻礙。當時主要的升學阻礙之一，便是大考考場所提供的設備與規則根本不便讓障礙者應考。

過去受限於聯考所強調「公平性」的核心價值，大考中心對於考場規則的調整並沒有太多作為；到1993年後，聯招會才決議設置重度視障和腦性麻痺之上肢重度殘障與多重重度殘障生專用考場，將各科答案卡影印放大二倍（張麗君，1993）。

然而，大多數臺灣的考試調整措施，卻經常是由個別考生與家長不斷爭取才獲得的結果，例如腦性麻痺考生孫嘉梁便是指標案例之一。

1998年，高二的孫嘉梁準備跳級參加聯招時，由於他的答題速度是一般學生的四倍，延長50分鐘考試時間仍然不足，經立委與教育部協調後協商後，聯招會仍堅持不放寬時間，只同意不裝訂試卷以方便讓孫作答（陳香蘭，1998）。

因此，儘管臺灣考試已經從單一的聯考制度轉向重視多元入學的考試體制，但強調形式公平與科學主義的思維的大考中心，其在規劃考程與考場的過程中並沒有主動考量與納入不同考生身心狀態之差異，甚至還需要每位障礙者學生自己去和大考中心「討價還價」。

三、積極平權措施：身心障礙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與獨招

面對弱勢團體的結構性不利問題，當代教育體系通常使用「積極平權措施」（又翻為優惠性差別待遇affirmative action）來促進實質平等。

臺灣在1963年就有「盲聾學生升大專院校保送制度」，2000年為回應障礙者的升學需求，教育部將該制度修訂為「身心障礙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簡稱甄試），作為障礙學生的特殊升學管道。然

而，甄試制度卻將各個科系的錄取名額，以不同障別做為分配，導致甄試制度中本身提供考取的校系就已經相當有限，障別分類制更讓障礙考生無法跨障別選填志願。

更嚴重的問題是，制度中的障別分類也並非依照特教法的規定來劃分，而是因應遊說而累加上去的，因此其並不具備任何合理性的規劃。

這導致往年經常出現單一障別集中於特定學群的分配問題，其他障別的同學在申請時卻容易高分落榜，實際上反而衍生許多不合理問題。

除了甄試外，教育部在2006年12月訂定「大學校院辦理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處理原則」讓各大專校院辦理獨招，目前辦理獨招的大專校院數量雖有顯著增加，卻僅佔台灣大專校院總數（106年173所）約四分之一。

根據特教通報網資料，參加獨招學校大多為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佔最大宗，私立大學次之，國立大學最少。

這導致障礙者學生在特殊入學管道中，能夠選擇的多是相對缺乏教育資源的中後段校系，同時國立大學也沒有在促進身心障礙生入學機會上負擔其應盡之責任。

四、多元入學管道，有達到實質的平等與保障高品質的受教權嗎？

在這個大學充斥的時代，障礙者要有大學念不是太大的問題。

障礙者真正的挑戰是考上大學以後才開始，也就是「充滿障礙的大學」。

過去對障礙者教育權的保障多集中在入學機會，問題是，保障入學只是第一步，若要更進一步的推動平權，應該觀察的是障礙者於整個大學的受教歷程，也就是障礙學生是否獲得了和其他學生同樣的學習品質？

已經有許多研究提到：臺灣的融合教育經常只是「物理上的融合」，障礙學生反而在融合班被排擠孤立，無法獲得適當教育。事實上，大學雖然基本上是融合的教育環境，卻缺乏個別化支持（周怡君，2015）；有時候連基本無障礙環境也缺乏，更不願意對障礙者提供適當的合理調整和輔具支持，導致障礙者就算入學，後來也沒辦法真正參與大學課程（王子華等人，2012，周倩如 2016）。

換言之，障礙學生入大學已經不是太大的問題，而是有沒有辦法和一般人一樣的選擇大學，而進入大學是否有得到一樣品質的教育。

而在這樣的環境下，更遑論要讓障礙者獲得實質平等的高等教育。

五﹑邁向支持障礙者的高教體制

過去幾年來，臺灣各大學都號稱邁向所謂的「國際頂尖大學」，抑或是不斷強調「大學社會責任」。但在此同時，臺灣的高教體制在大學自主的大旗下，缺乏障礙平權的意識與機制。

對校園內通用設計、無障礙可及性的改善的進展卻非常緩慢。即便在法令上，學校應提供在學的教學與生活支持，但實際的人力與資源配置卻遲不到位。

甚至有高教老師不顧使用助聽器學生之受教權益，而拒絕配戴助聽器的麥克風的事情發生。

事實上，在缺乏資源的支持與無障礙的校園環境中，我們經常看到身心障礙生進入大學後，家長仍必須每日陪同至學校唸書照顧。因此，身心障礙學生選校時反而不是主要考量自身的興趣、能力與分數，而是「離家近」、「照顧方便」、「學校的資源教室是否友善」等等。

換言之，看似多元的選擇，其實受到不同學校環境與支持系統的限制，而上述這些入學限制往往是隱微且難以查證的，使得這些問題至今仍然沒有受到臺灣高教體系的重視。

總而來說，在臺灣社會中，雖然身心障礙學生入學的管道看似多元，然而每個管道卻都有不同的限制，入學後的障礙環境更讓障礙者無法在大學中融入主流生活。

而上述這些攸關障礙平等性的重要問題，過去政府部門在大學自治的模式下，一直以來也無法積極地介入重新分配教育資源及機會。過去早在1962年時，需要高度支持的障礙者Ed. Robert申請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在當時反隔離的民權運動氛圍下，柏克萊改建醫院病房作為他的宿舍，提供個人的照顧人力（這也是全世界首見），而後改善校園與附近的無障礙環境，並開始設計執行支持障礙者學生的計畫，就為了讓障礙者可以和其他人一樣真正享有平等的教育權利。

這樣的障礙教育平權實踐，影響到後續美國障礙者自立生活與校園障礙者學生支持的發展方向。這是美國一流大學願意對障礙者平權所做的努力，它不只是消極地讓障礙者自己去適應校園生活，而是透過結構性與普遍性地提供資源挹注，讓障礙者在入學以後，能夠獲得相對強壯的支持，更有機會去在大學中實現自我，這樣的事蹟也讓柏克萊在後來障礙平權的歷史上留名。

如果從支持身心障礙學生平等受教權的角度，臺灣又有哪個大學真的夠格邁向國際頂尖呢？

本文出處： 本文修改自詹穆彥、張恒豪，2018，〈平等參與或特殊待遇？臺灣障礙者大學入學制度變遷之社會學分析〉。《特殊教育學刊》43(3)：1-28。

小編說明：為了方便各界大眾閱讀這篇文章，原文附帶的註解和參考書目並沒有張貼在這個網頁上。如果讀者想要知道原文的註解和參考書目，請自行查閱 《特殊教育學刊》43(3)：1-28。

圖片說明：

Object Details
Photography Studio: Southworth and Hawes (American, active 1843–1863)
Artist:Albert Sands Southworth (American, West Fairlee, Vermont 1811–1894 Charlestown, Massachusetts)
Artist: Josiah Johnson Hawes (American, Wayland, Massachusetts 1808–1901 Crawford Notch, New Hampshire)
Date:ca. 1850
Medium:Daguerreotype
Dimensions:21.6 x 16.5 cm (8 1/2 x 6 1/2 in.)
Classification:Photographs
Credit Line:Gift of I. N. Phelps Stokes, Edward S. Hawes, Alice Mary Hawes, and Marion Augusta Hawes, 1937

林聰吉／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在台灣的所謂民主政治，選舉其實只是一種儀式，4年一次的總統與立委選舉，只有投票那天是人民做主，其餘3年又364天，台灣人只能任由生猛又張狂的政客們宰割。

很遺憾地，障礙者的投票率又遠低於一般選民。

所以嚴格來說，多數障礙者可能連當一天的主人也沒份。

Netsuke of Bakemono and Blind Man,19th century 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釋出公共版權

 CC0 1.0 Universal (CC0 1.0)　Public Domain Dedication

而每逢選舉將屆，障礙權利團體必然會到中選會，要求提供更好的無障礙投票環境。這行動實際上也早成為另一種儀式。選舉一直在辦，相同的無障礙投票訴求也重複提出，而中選會也早就有一套老劇本來應付障礙者。

障礙權利團體與中選會這一來一往的過招，已是行禮如儀、難有新意，令人不禁要問：

幾十年一場場的協調會議下來，有更多障礙者出門去投票嗎？

如果沒有，那我們還要被官員愚弄多久？

或者講得更直白一點，我們還要被自己愚弄多久？

迷霧中的無障礙選舉

障礙者或相關團體過去對於落實選舉權的訴求，主要集中在兩方面：接收選舉資訊的無障礙、行使投票的無障礙。

前者包括錄製選舉公報的有聲版本供視障者使用、公辦政見會提供聽障者手語翻譯服務等；後者則包括投票所必須有無障礙坡道或電梯、室內必須有足夠空間以供輪椅使用者自由行動等。

無障礙環境的改善可能在某些程度上，有助於障礙者的投票參與，然而上述的兩類訴求是否是提升障礙者投票率的主要誘因？

大家或許要認真想想。首先，以現有科技的發達，無論是傳統媒體如報紙、廣播、電視，或者新興媒體如網路上的新聞電子報、社群媒體等，都可提供有心瞭解選舉資訊的障礙選民多元的管道，即便是全盲視障者也能在安裝報讀軟體的手機或電腦聽取各類訊息。

因此，選舉資訊的接收，大概不會是造成障礙者投票障礙的主因。

換句話說，以現今各類媒體的發達，還有多少選民會把選舉公報、公辦政見會當做是投票參考的主要資訊來源？

既然如此，那麼每次都把訴求重點集中於選舉公報要有各種有聲版本，或者是手語翻譯要占電視螢幕的三分之一等，真的開對了藥方嗎？

其次，投票所的環境是否構成障礙者的投票障礙？

與其隨機點名某某投票所沒有無障礙坡道，或者未標示無障礙通路等，不如讓具抽樣代表性的科學調查來說話。根據筆者參與執行，以全國障礙人口為母體，成功訪問1,203個樣本的一項民調結果顯示，在有參與投票的民眾中，大多數障礙者對於投票所的無障礙環境抱持肯定的態度。

三道題目分別要求受訪者評價進出投票所動線的便利性、領（投）票流程的便利性，以及對投票所工作人員服務態度的滿意度，受訪者對三道題目的正面評價分別為83.3%、85.4%、84.3%。

問卷也針對未投票者，詢問其沒有去投票的最主要原因。其中選擇身心狀況健康不佳者超過所有受訪者的半數，占56.2％，此一結果顯示，障礙本身是阻礙障礙者不去投票最主要的因素。

其次則為沒有興趣、沒有時間兩項因素，分別占19.2％、6.7％。除了上述三項之外，其餘答案選項的百分比均不及5％，其中與投票所無障礙環境有關的投票所行進動線設計不佳、選務人員協助能力不足兩項則各僅占0.3％、0.5％。

綜合上述的調查結果，有去投票者對投票所無障礙環境的各項正面評價占八成五左右，而絕大多數未去投票者亦表示投票所無障礙環境的缺失，並非造成他們不去投票的最主要原因。

很明顯地，投票所無障礙環境不佳的理由，應不能被視為阻礙障礙者沒有前往投票的重要解釋變項。

障礙權利團體常在選後行文中選會，列舉幾個電梯故障、沒斜坡道、未設置無障礙通路標示的投票所，而中選會也必然回函說明下次改善。

目前每次選舉，全國設置的投票所約有15,500個左右，要從這些投票所找出幾個來開刀，一點也不難，但是團體與官府這公文的一來一往，真的有射中問題的靶心嗎？

提早投票：鼓勵障礙者政治參與的另一個選項

由上可知，障礙團體長期鎖定的兩大訴求：選舉資訊接收的可近性、投票所無障礙環境的改善，大概對鼓勵障礙者出門投票都只是隔靴搔癢而已。

身心狀況健康不佳，亦即障礙本身導致難以出門，或者縱使願意出門投票，也必須他人協助，才是障礙者對投票卻步的主要原因。

針對此一問題，推動不同的投票方式供障礙者選用，應該是可行的方向。

理想上，若能改變現有必須親自赴投票所才能投票的規定，而能允許障礙者不必出門就能投票，不啻是提高障礙者投票參與的有效方法。

檢視現有各民主國家的情況，除了類似我國目前採行必須在單一投票日，定時定點投票的方式之外，其他國家亦同時採行不在籍投票，其方式包括提早投票、通訊投票、特設投票所投票、移轉投票、網路投票等。在以上這些投票方式中，障礙者不必出門即能投票的選項為通訊投票與網路投票，此二者也是目前許多民主國家為方便障礙者參與，所採用的投票方式。

不過，這兩種投票方式若想在我國推動，勢必引起極大爭議，例如網路資訊的安全性受質疑、賄選可能因而猖獗、障礙者的秘密投票甚或自主性難以確保等。

其實，參酌國外案例，以上問題都可在技術上獲得解決，但目前國內朝野高度互不信任，就算可行的好制度，也可能很快地淹沒在政治口水之中。

如果通訊投票、網路投票短期內難以在我國實施，退而求其次，提早投票的制度設計應是最可行的方案。

若障礙者仍有能力出門投票，但需要較長的時間或特殊的協助，則提早投票的實施可將現行一天的投票時間延長至一週或二週，如此一來，障礙者可避開人潮，選擇非尖峰時段前往投票。

以美國為例，提早投票是允許選民於正式投票日前數日（一般大約是選前4至15天內）先行親自投票。投票日期與地點由選務機關安排並公告，提早投票期間由選務人員管理及監督。目前約有34州將提早投票納入選民行使選舉權的選項之一；而根據估計，全美國有超過五分之一的選民在各項選舉中選擇提早投票。其他如與我國文化、社會背景較類似的日本與韓國，也早就實施提早投票的制度。

近日《公民不在籍投票法》草案已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查，其中也納入提早投票的方案，報載朝野雙方對於逐步試行辦理並無太多歧見。

如果要突破過去那套下錯藥方、射錯靶心，團體與官府上演許多年的投票無障礙老戲碼，那麼此時把資源集中於推動提早投票制度的實施正是一個好時機。

作者：孫嘉梁 博士（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常務理事）

我初次觀賞這部電影時，整個覺得很荒謬：我覺得，鹿野先生是一個完全活在自己世界，完全都不在乎其他人感受的人。但是，為何這種人身邊還有一大群人自願地支持他如此任性地過生活呢？為什麼他敢在一群正在協助他洗澡的女生面前，說出色色的話呢？為什麼他敢利用其他人對他這個重度障礙者的同情與牽掛，來實現自己的心願，並且怡然自得，而不會感到愧疚呢？

我第二次觀賞這部片時，雖然不再覺得這個故事如此荒謬，對於鹿野先生的負面觀感也少了許多。但是，剛才提出的這些問題仍然在我心中迴盪。

換個角度想，人與人的關係是互相的。或許，我該好奇的是：為什麼存在著一群足以支持鹿野先生「做自己」的志工？即使他們知道鹿野的父母都還健在，即使他們必須冒著一定程度的法律風險來進行具有某種程度危險性的協助工作，例如抽痰。我甚至在思考，如果將這些志工換成「有給職」的「個人助理」，那麼「角色的改變」對於這個「協助關係」會有什麼影響？

我相信，這部電影不只是一個關於重度障礙者生命奮鬥歷程的故事。它更想描繪某種「資本主義社會」裡「難以想像的社群關係」。

「鹿野家族」（編者按：以鹿野這個人為中心形成的另類家庭；並不是指原生家庭）帶來的驕傲認同感，能夠單純用錢買到嗎？

我並不意味著「協助障礙者的工作」都應該「做功德」。實際上我非常反對這種「功德說」；因為使用這個概念的人，很容易將「被協助者」是為需要被救濟的「客體」。抱持這樣「功德說」想法的協助者，最終應該都會變成電影中，認為鹿野先生「很享受人生」，不是需要被救濟的對象，而用電話辭職的那位志工吧！

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在什麼樣的情境下，障礙者的個人助理會得到「物質報酬之外的成就感」？想想電影中，志工美咲看到接受氣切後的鹿野，在暗地裡不斷嘗試後，終於拿回自己唯一的生存武器－－說話的能力。 美咲在旁，感覺到瞬間難以言說的感動！

支持一個人能夠在生活中做自己，與在高科技商品生產過程中擔任一顆螺絲釘，何者比較有價值？答案應該因人而異吧！

如果國家投入足夠的資源，讓重度障礙者不但可以不依靠原生家庭而生存，還能夠活出自己的個性，追求自己的夢想，打破社會上對於我們的刻板印象，或許我們的「個人助理們」就更能感受到自己工作的價值與意義。事實上，如果真正依據我國法律上要求「讓障礙者與其他人平等地參與社會」這項原則來投入資源，就能夠讓「支持障礙者生活」成為一個足以維生的職業。

電影中也毫不避諱地呈現鹿野先生的情慾需求。令我有些困惑的一幕是：為何鹿野要求志工田中與他一起觀看成人影片？這一幕或許在問，整個社會應該迴避重度障礙者的情慾，以避免尷尬？或者這樣的刻意迴避反而更尷尬？如果把自己的情慾轉化成追求心儀對象的動力，是很正常的一件事，那麼自己解決生理需求，不也是一個，同樣正常的選擇？

田中能躲到角落自慰，鹿野能夠有這種選擇嗎？當自己心儀的志工美咲無意間發現書架上的情色雜誌時，鹿野推托地說：是其他志工留下來的！美咲卻率直的提出自己對於「重度障礙者是否有性慾」的疑問。如果鹿野那個帶著醫學常識的回答，讓美咲覺得自己的問題很蠢，那麼社會上大多數人對於「重度障礙者性慾」的認知是否同樣地蠢？或著是以「視而不見」的敷衍心態來面對這項人的基本需求？

劇情中另一個有趣的部分，是田中替鹿野寫情書給田中自己的女朋友美咲，並希望美咲答應鹿野的出遊邀約。田中並沒有察覺，自己是利用女朋友來實現對於鹿野的憐憫；但被利用的美咲在第一時間就感受到自己「被男朋友（田中）推給另外一個男人（鹿野）」。

田中的不察，或許是已經習慣現實中「講究條件」的交友潛規則，根本不認為喜歡美咲的鹿野，對自己會造成任何威脅。另一方面，當他知道，美咲當初為了參加與醫學系學生聯誼而謊稱自己是大學生的時候，卻一時無法分辨「自己喜歡的到底是美咲、還是她所謊稱的身分？」；而將自己的焦慮轉化成「對父母說謊」的擔憂，將這個對於情侶關係的考驗簡化成「誰先說謊」的問題。美咲為了認識「理想的對象」而假冒身分，而田中為了留在「自我感覺良好」的舒適圈，以「責怪美咲說謊」的方式，來逃避無法釐清自己心意的事實。或許每個人為了達成目的，某種程度上都需要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對於美咲而言，比起男朋友田中，鹿野先生似乎更能滿足自己的情感需求！我們無法知道美咲是否曾經愛上鹿野， 但當田中諷刺美咲做善事竟然可以做到「差點跟鹿野先生上床」時，美咲反唇相譏地回應「你怎麼知道不是真的愛？」，讓田中明白這真的是一段潛在的三角戀，也想把田中因為自卑而築起的優越感圍籬打碎！

無法否認地，鹿野先生還是一個「高度活在自己世界裡」的人；這樣的個性可能是由「身體功能」、「人生目標」與「社會制度」三者共同形塑而成。身為一個無時無刻需要他人協助的障礙者，身處一個幾乎沒有任何公共支持制度的社會裡，他仍執意實踐自己設下的人生目標：確保自己能夠享有與其他人同等的自主性，並且不讓母親因為愧疚而將餘生全部葬送在照顧工作上，更要讓社會知道：即便需要全天候的人力支持，一個重度障礙者仍然可以既不住在機構也不依賴父母而生活。對於大多數非障礙者而言，這些都是對人生的合理期待；然而鹿野先生在實踐這樣些目標到過程中，卻必須不斷地接受挑戰：即使在無數次爭吵、替換與磨合之後，仍然必須經歷志工臨時請假、必須及時找到代班人員的慌亂與不安全感、也必須承受陪伴過夜的志工因為疲累而產生的情緒。

這部電影縱然包含了一些「勵志」的元素，但我認為「真實」才是貫穿全片的主軸。在鹿野先生克服重重困難之後、離開醫院而重返「自立生活」的慶祝餐會上，他突如其來地向美咲求婚的那一幕，令我印象深刻。「想跟美咲永遠在一起」是鹿野真實的心意；但是，一個「勵志的生命鬥士」並非總能得償所願，這才是真實的人生。品嚐著求婚被拒絕的苦澀，鹿野先生卻有機會了解自己在美咲心中是「一個偉大而重要的存在」。鹿野先生看似任性，卻仍在意自己的「重要他人」的幸福：他選擇從輪椅上摔下， 冒著生命的風險，就是為了看到田中與美咲和好。

無論這部電影與其原著小說的內容，帶有幾分真實、幾分杜撰，這部文學作品都讓大家看到重度障礙者真實的生命處境，以及，當我們能夠跳脫功利主義的思想箝制時，這樣的生命可能與社群發生怎樣的關係？或許，當人們看到了這些，就不會輕易地認為支持障礙者自立生活的各種制度，只是為了「保障人權」的資源耗損；反而能夠開始思考，「人權」的觀念帶給人類文明什麼樣的啟示？

在這個生產力達到人類史上前所未有高峰的時代裡，什麼樣的社會制度既能保障每個人的自主性，又能防止人際疏離而產生的孤寂與不安全感？如果一個社會制度能夠支持重度障礙者有尊嚴的自主生活，讓每個人都享有尊嚴並感到安全的社會制度，那就好了。這種境界，真的是台灣整體財政無法負擔的嗎？或者，台灣財力可以負擔，但資源分配有問題？

文 / 周志文 （算障團 / 新活力成員）

我很高興，獲得「新活力」邀請，擔任這部影片的引言人。我真心覺得，男主角克服四周的困難和壓力的韌性，真是值得我學習。

我出身台南，十五歲到彰化讀書，出來外面獨自生活到現在，總共二十四年。看完 《三更半夜居然要吃香蕉”》這部電影，我非常有感覺。因為我也是肌肉萎縮的人 。

片中主人翁跟家人的衝突，讓我很有感觸。他用一種所謂的排斥或討厭的心態，去拒絕家人的幫忙。我也有類似經驗，但我是用一種報喜不報憂的方式去面對我的家人。可能是因為我自己住在外縣市，不容易被家人看到，所以我不必時時刻刻面對家人關心的壓力。

我哥哥也是肌肉萎縮者。雖然家人不得不讓我自己住在外面，但他們還是會一直跟我嘮叨：為什麼不回家？為什麼不去機構住？他們一說出這種語言，我就會陷入家人用好意佈置的陷阱：我到底要不要接受家人的好意呢？我如何去跟家人講我不要呢？

家庭帶來的壓力，有誰敢明講？在重障者家裡，人們特別不好意思批評家庭帶來的壓力。可能是因為我十五歲就離家，在外面直接面對人與人的人際關係，一直讓自己被琢磨被磨練。所以我才一直跟家人說，我在外面把自己照顧好好的，不需要家人擔心啦。反正我的家，已經忙著照顧我哥哥，已經無力再照顧我這一個重障者。

我覺得，障礙者自己成為一種用來折磨家人的刑具。我本來就是造成困擾的人。我要趕快離開我家。如果我的家沒有辦法解決我的問題，我就要趕快離開家。我覺得，我陷入我跟家人的張力裡面，我心情很難被安撫。

幸運的是，我還有機會離開家。我在年輕的時候覺得，如果我留在家裡，那麼我把家人折磨到死之後，我還不是要被丟到安養院裡面？這樣的人生安排，會比較好嗎？所以我當時做一個決定，找機會趕快離開家人，趁著出來讀書的時候，訓練自己在外面獨自生活的能力。

我自己搬出來住的過程中，獲得很多朋友幫忙，例如在彰化的朋友及台北的朋友。我覺得我朋友就像是這部電影裡頭男主角的志工一樣。我跟朋友相處過程中，發生很多的張力：協助者與被協助者之間，要彼此好好對待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因為雙方陌生不理解，所以我跟新朋友接觸之後，要慢慢地讓自己跟協助者互相看到彼此的需求，要讓協助者發現到協助我這件事也有意義。我要讓朋友覺得，他們協助我，會讓他們有成就感。

協助者與被協助者之間，要彼此好好對待是很困難的挑戰。我之前都利用志工或是朋友關係。我當時看到人就想要投其所好。我也把自己變成一個協助他人的角色。以前協助我的朋友都是「輕、中度障礙者」，像是講話不清楚的人、思考沒有我這麼快速的人、人際溝通上有障礙的人。我有時都會擔任協助這些朋友的角色。我幫助他們，他們也來協助我的肢體或打理我的生活起居。我覺得我跟他們之間有一種交換。一種互利吧。

可是，這種交換照顧的模式，放在一般人（按，一般人：所謂不是身心障礙者的人）身上就行不通了。因為我不大能夠去顧及、滿足一般人的需求。我主動詢問、主動理解一般人的困擾，但是一般人很難信任障礙者。他們一般人覺得，障礙者要怎麼幫忙他們啦！他們一般人也不會把障礙者當作傾訴心情的對象；他們心想，為何要把這麼私密的事跟障礙者講呢？

我跟一般人相處，就是有距離。我的經驗是用時間去做拉近一般人跟我之間的關係。我希望在日常生活中，慢慢跟一般人培養出互相信任的關係。但是，很多時候我們障礙者太需要協助，而且是頻繁的協助，帶給一般人很大的照顧壓力。一般人往往會被這樣的照顧壓力嚇跑。很多人跳出來指責我，我幹嘛在外面趴趴走，結果造成社會這麼大的困擾。

如果障礙者和一般人缺乏互相理解，那麼對話就是無效的。很多時候，一般人被障礙者的需求壓到喘不過氣，只想要發脾氣或者一走了之。為了避免這些衝突，我們要跟一般人好好溝通，去理解他們背後的想法。

我之前跟我的「個助」有一些對話。例如，糞便怎麼處理？這種很私密又不得不協助的問題，到底該如何解決？個助在協助處理糞便的時候，覺得很厭惡。而我覺得，我也知道糞便很臭，但這就是我無能為力的地方，我也沒有辦法解決。難道個助跟我談了之後，糞便就不臭了嗎？我還是需要他的協助。我也不希望用我的糞便去打擾人家，但是對於糞便處理這回事，我只能請個助處理，我自己沒有辦法。

後來在我們小組談話裡面，對方主動提出，糞便處理是個難題。我發現到我再也不能逃避，我一直逃避就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當下的我選擇彼此對話，但是我非常害怕。我把自己最柔弱或最沒有能力的地方顯現出來，對方會怎麼看？在互動過程中，我想要跟對方有一個更深的關係，所以我也想要解決協助者自己的問題。我跟協助者一起面對他的問題，協助者才會感受到他被重視、有人在意他的感受。

在這溝通過程中，我發現到協助者對於糞便最在意之處，是氣味。氣味問題該如何解決？他跟我正式對話之後，我們就可以想辦法改善問題，比如說請他戴口罩，比如說掛芳香劑，比如說在我的空間裝大一點抽風機。這寫都是改善氣味的方法。後續我詢問他，這樣改善讓他覺得怎麼樣？他覺得這樣的改善，讓他工作比較舒服。我跟照顧者要產生這樣的對話，真的是要讓雙方把自己的感受說清楚，才有辦法解決問題。

有人問我，「你想活出什麼樣的人生？」我想到電影中的男主角：他一直很「任性」，但是我覺得「任性」就是強韌的「韌性」。他一直不斷去尋求他人的協助，他自己去大學尋找，透過他不斷的一直去要求其他人幫忙，讓其他人看見他的生活處境，他夢想要做一些事情。

而我，想要推動「障礙者自立生活」。但我也知道，男主角的生活和我推動自立生活的理念，都在挑戰這個社會：這個社會要相信，所謂弱勢的身心障礙者真的想要多做些什麼。社會要試著認識障礙者想要做事的意義。如果社會跟障礙者缺乏對話，那麼社會就容易認定這個男主角很自以為是、沒有考慮到別人。但是，如果各界之間可以對話理解，那麼理解就可以變成一種共同協助的關係，讓人可以互相尊重。

所以我認為，不管是在談自立生活或是在談人與人的關係，我們需要透過所謂的交換來維持關係。所謂的交換，除了錢以外，還要互相交換尊重與對待 。

二月二十七日，原本跟我住在一起的室友，脊損傷友沈大哥，因不明原因往生。他往生造成家屋部分毀損，讓我面臨到安置問題。而社會局安置障礙者的方式，就是把障礙者送去機構住，而不是送去社區。我非常感謝社會局讓我破例，讓我可以不進去機構。

我被安置在社區生活，並非不用付出代價。我並不是在社區爽爽過日子。因為我選擇了社區生活，在安置的過程中，我就要面臨到我要一再一再調整自己對於環境的熟悉度。畢竟環境不斷地不斷底改變，也因此不斷地不斷地讓我身體越來越虛弱。我不斷適應新環境，也就不斷讓身體虛弱。這就是我選擇要在社區生活的代價，而要做這樣的選擇其實是不容易的，是需要勇氣的。往後還有很多變數：將來還有許許多多後果跟責任。例如，我可能沒有一天可以睡好覺；我的身體可能會加速萎縮，加速退化。這些未來的變數，都是我在選擇安置的時候，就必須考慮到的問題。這就是所謂的承擔責任。我還是要透過別人組成的群體來幫我。當時我一個人到台北時，靠「新活力」的夥伴以及「算障團」的夥伴，一起把我撐到現在。我要願意先踏出第一步後，還要在面對第二第三一直到第一百步的責任。我需要有團體的支持，跟朋友的協助，才能夠持續「韌性」。

理想要付出代價，我很清楚我的選擇，也知道要付出的代價。但是要能實踐自立生活精神，就是希望障礙者能生活在社區。這要政府的政策配合才可能實現。在台北要租到合適重障者生活的房子，是非常困難的。我們算障團在實驗家屋的過程裡，三年就花了100多萬，完全沒有拿政府的補助。我們很清楚知道重障者在社區租屋非常困難。

我以前在彰化的時候，租金非常便宜。一整棟房子，有四五個房間，一共租金八千元，一個人只要出二三千元。有的朋友跟我一起住，有的朋友離我住的地方不遠。大家三不五時就去我家串門子。其中有一位朋友，從在學校的時候，就一直協助我洗澡或者是幫忙我做比較需要力氣的事。他今天也有來跟我們一起看這個電影。

我目前得繼續找房子，也參加北市最近的五合一公宅抽籤。我要讓大家知道：台北市在公宅出租申請過程很荒謬。例如，租金其實不是一般的障礙者負擔的起的。高坪數高價位的房子已經把一些弱勢的障礙者排除了。我們有去看屋過，發現很多房子格局根本不適合輪椅。例如浴室空間太小，讓人無法坐輪椅在裡頭迴轉。有台階高低差的房子也阻礙輪椅行進。

我們算障團在二O一五年曾經向台北市政府抗議，表示我們對公宅政策不滿。如今，我也希望能邀請更多障礙者一起為自己的社區發聲。如果沒有良好的社區居住環境，我們很難有良好的生活品質。但是我們不能靠別人施捨。如果我們沒有透過自己親身去爭取，那麼權益絕對不會憑空從天上掉下來。

後續我們將會把家屋共住生活的經驗，和支持障礙者社區相關政策的探討（如公宅政策），在後半年度舉辦論壇，邀請大家一起來參與討論，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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