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地板公車司機,服務輪椅乘客困境: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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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于濟(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 副秘書長),吳永健(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碩士),劉治劭(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碩士)

輪椅族搭公車,到底難在哪?

這數十年來,各縣市持續增設低地板公車,期望為輪椅使用者打造無障礙交通環境。然而,事故與衝突不斷,讓部分輪椅朋友望而卻步。

但每當發生意外或爭執,社會與媒體往往將焦點放在第一線的司機身上。究竟問題真的是出在公車司機的駕駛技術、服務態度,或甚至是對於障礙者的偏見?

還是我們忽略了其他更深層的因素?

為了釐清這些誤解,社團法人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執行了此次研究,透過科技包容智慧培力的「數據分析輔導計畫」,以問卷調查的方式,深入探討公車司機的真實經驗,以及落實無障礙交通過程中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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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不是不願意,而是力有未逮

我們針對台北市、新北市的低地板公車司機進行問卷調查,共回收221份有效樣本。這些受訪者大多是男性、駕駛經驗豐富的資深司機,有約四成開車超過十年。他們對身心障礙者的權利抱持高度支持(平均得分16.63分/滿分20分),甚至有將近三成的人家中或身邊就有身障親友,對障礙議題並不陌生。

可是,當輪椅乘客實際上車時,問題就來了:

根據調查,約六成公車司機幾乎每天都會接載一至兩位輪椅乘客,反映輪椅使用者搭乘公車已是常態,而非偶發事件。多數的司機認為,在服務輪椅乘客時,他們秉持一視同仁的態度,認為協助乘客是工作本分,不因乘客是否使用輪椅而有所差別(97.74%)。

另外,有將近八成司機認為,服務輪椅乘客是在「做功德」、「做愛心」(79.19%),反映社會對身心障礙者仍存在某些慈善式的想像。

看似正向的態度背後,隱藏著公車司機的壓力與焦慮情緒

超過七成的司機坦言(76.47%),擔心協助不當會導致輪椅乘客在上下車時發生意外,責任進而落到自己身上。雖然只有小部分的司機覺得協助輪椅乘客會造成麻煩(24.88%)或是會感到煩躁(18.55%)。但在這些情緒的後,其實是深怕「幫了忙反而出錯」的無力感。

這些擔憂和壓力,不是出自冷漠,而是來自責任的承擔與現實環境的掣肘。司機們並非不願意接載輪椅乘客,而是力有未逮。

(圖一)

環境障礙:「我們不是不想載,是根本停不下來」

對多數公車司機而言,接載輪椅乘客時最具挑戰性的是違規停車佔用公車停靠站的汽機車。

這種狀況讓他們無法將車身貼近路緣,更遑論安全放下斜坡板。這非司機個別經驗,而是普遍現象,高達83.26%的司機指出違停車輛,是他們接載輪椅乘客的最大障礙。

挑戰輪椅乘客搭乘公車的不僅是違規停車,更多時候,問題根源於公車環境本身的設計不友善。

許多公車候車亭的設施未充分考量輪椅使用者的需求,有64.25%的司機表示候車亭有障礙物;停靠區空間不足62.90%;59.28%的司機曾遇過上下車動線被樹木或屋簷阻擋,導致公車無法停靠路緣。也有的候車亭高低落差過大,造成斜坡板無法安全展開的情況(17.19%)。

(圖二)

絕大多數司機認為,「清除停靠站周邊區域的障礙物」(80.54%)是改善服務輪椅乘客的首要關鍵。

同時,也有不少司機認為應「清除候車亭上的障礙物」(73.76%),避免阻擋通行空間。

此外,部分司機建議從設施改善著手,包括「減少候車亭與公車之間的高低落差」(59.73%),讓乘客上下車更加順暢;或「增設公車專用道」(37.10%),提升整體服務效率。

(圖三)

這些數字背後,不只是設施改進的建議,而是一線人員長期處在高風險、高責任服務現場的真實寫照。

他們並不缺服務的意願,真正欠缺的是一個支持公車司機,能讓他們放心協助、讓輪椅乘客安心搭乘的公共交通運輸環境。如果能有效改善,不僅能減輕第一線人員的壓力,也能大幅提升輪椅乘客的搭車體驗與安全性。

軟、硬體障礙:「一場與時間和設備搏鬥的挑戰」

除了外部環境設施的挑戰,公車司機在實務操作過程也面臨各種技術性與時間壓力的難題。

有36.65%的司機表明操作斜坡板有困難,或19.46%的司機認為繫固設備費時,時常無法順利操作,甚至造成駕駛受傷(18.10%)。當駕駛費時操作繫固設備時,往往被其他乘客投以不耐目光,還會遭到抱怨(26.70%),令司機備感壓力。

尤其在下雨天,不僅操作難度提升,也提高了司機感冒或受傷的風險(21.72%)。

(圖四)

多數駕駛認為,若能在兼顧司機與乘客安全的前提下,「簡化無障礙服務流程」(56.56%)以及「簡化設備操作」(54.3%),將能大幅減輕實務壓力、提升服務效率。

除了簡化流程,也有許多司機提出具體建議,希望透過配套措施協助改善現況。例如,「提高無障礙服務的獎勵金」(45.25%)有助於激勵駕駛更積極提供協助。

而「加強設備的定期保養與汰換」(26.24%)、以及「由政府提供設備更新與維護補助」(36.2%),則能從硬體面降低設備老舊、操作不良所帶來的風險與負擔。

這些建議不只是呼籲改善,更是來自基層服務者的共同心聲。若要實現友善的無障礙運輸環境,必須從制度與流程進行全面改善,讓無障礙不再只是形式上的承諾與口號。

(圖五)

司機心裡話:背負無障礙服務的壓力與期待

除了面對駕駛服務環境與設備的挑戰,公車司機們也有許多難以說出口的心聲。

在高壓高風險的工作環境下,「改善公車司機的薪資待遇」(68.78%)是最多司機關切的議題。

收入與付出的失衡,讓許多司機在提供無障礙服務時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

此外,有近四成司機(39.82%)希望能在政府或工會等相關會議中,提高第一線人員的代表性,使得實務經驗與服務現場的處境能充分納入制度設計的考量。另一方面,有超過一半的司機(51.58%)期待輪椅使用者能多了解他們在執行無障礙服務時的壓力與限制,共同思考可行的解方。

雖然目前只有少數人(17.56%)明確提出「希望能有更多與障礙者對話的機會」。這顯示出目前的「對話空間與機會仍然不足」,是修復公車司機與障礙者彼此關係的瓶頸所在。

我們應該創造更多讓彼此傾聽的機會,讓誤解與壓力不再成為衝突的導火線,而是轉化成彼此合作與信任的起點。

(圖六)

一起打造更友善的搭車環境

從上述調查說明了我們經常看到公車司機與輪椅乘客之間的衝突,並非出自於雙方的敵意,而是反映了整體無障礙乘車系統在環境條件、服務流程設計、溝通與支援面仍待強化;從司機的角度來觀察,我們可以看到在整體無障礙環境均承受多重挑戰。

為有效改善身處於第一線公車司機的工作環境及提升服務意願,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希望能透過這份調查報告建議相關單位針對公車停靠區域清除障礙物、簡化操作流程、增強設備維護等方面提出具體方案。

同時,我們呼籲臺北市及新北市市政府應積極促進跨局處協調與合作,一起改善搭乘公車的乘車環境及優化車內的繫固設備,在保障司機安全的駕駛環境的同時,讓輪椅乘客能安心乘車。此外,政府亦可透過倡議活動與溝通平台,增進公車司機與障礙者之間的互相理解,逐步建立更為友善的無障礙交通服務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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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參與到共創──障礙者與共融劇場的十年觀察

許家峰(創作者)

2025年4月18日,我受邀前往台中國家歌劇院,參與「2025 NTT學苑藝術行政人才培育計畫─實戰班」,和一群正在學習藝術行政的朋友們分享我的經驗。這次的主題聚焦於「共融」與「障礙者參與藝術」的現場觀察。因為看不見,我無法自己操作投影片,便邀請現場的朋友輪流唸出簡報內容,我則在一旁補充細節與脈絡。這樣的進行方式,也無意間成了一種「共創」的實踐──這場分享,不只是我一個人完成的,而是與大家一起說出來的。

開場時,我拋出一個問題:「如果有一天你忽然看不見,還能做藝術行政嗎?」我點了三位學員作答,他們都給出了否定的答案。有人說「還是可以參與,但無法主導」,也有人坦言「現實不允許我走下去」。這些回應,其實也正點出了這場分享的意義與必要。由於當天時間有限,有些觀點未能充分展開,因此我希望藉由這次的整理與補充,讓簡報中的幾個關鍵重點能被更聚焦地呈現,也讓那場對話的餘波持續延伸。

藝文參與是每個人的權利,藝術不是特權,而是一種每個人都該擁有的語言。正如《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30條所明定,身心障礙者應享有與他人平等參與文化與藝術活動的機會。藝術是一項權利,這份權利不該只是寫在紙上,而應該在制度設計與現場實踐中被真正看見、切實落實。

過去我還有視力時,長期投入劇場製作,參與過各種節目,也經常出入不同場館。藝文對我來說,已經是生活的一部分。那麼,為什麼當我失去視力之後,這樣的參與就變得不被預設為可能?就像在座的各位──你們熱愛劇場、投入藝術,難道有一天年老了、行動變慢了、眼睛耳朵不如從前,就會因此被排除在外嗎?

藝術不該是高高在上的象牙塔,而應是一種人人都能使用的語言。無論年齡、背景,無論是天生或中途成為身心障礙者,藝術都可能是我們重新與世界建立關係的方式。像我這樣中途失明的人,在重新學會生活的過程中,也在摸索如何用另一種方式感受這個世界,而藝術,就是我可以表達、可以思考、可以持續與人連結的地方。參與,不是等誰來給,而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資格。藝術,不該只是健康的、健全的、行動自如的人才能靠近的空間。因為每個人都有可能在生命的某個時刻經歷病痛、老化或障礙,藝術應當成為我們在這些變動中,仍能相遇、參與與表達的所在。

為什麼障礙者要參與藝文?如果我們真心相信劇場與藝術是一扇對所有身心狀態敞開的大門,那麼問題就不該是「為什麼」,而應該是:「是什麼讓我們無法順利參與?」換句話說,該被追問的,是制度與規劃在哪些環節出了問題──是設備尚未完善,還是創意缺乏彈性?設備可以逐步改善,創意則需要不斷被激發與回應。

我們不只是藝文的消費者,更是表達者與創造者。障礙者不是為了「被療癒」而走進劇場,我們是文化的參與者。然而遺憾的是,現行許多針對障礙者的藝文課程,仍多以療癒或復健為導向,忽略了障礙者本身所具備的想像力與創造潛能。

正如《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5條第3項所指出的:「為促進實質平等並消除歧視,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提供合理調整。」這提醒我們,真正的文化平權,並非停留在提供特定「機會」的施惠式態度,而是要讓障礙者成為文化建構中理所當然的一份子。

我們可以是觀眾,更可以是創作者、合作者,甚至是行動的發起者。因為我們的身體經驗經常被誤解、被定義,而藝術,正是我們主動發聲、重新命名的空間。我們用自己的方式說出:「我不是你以為的那樣。」

共融劇場不是慈善,而是一次重新思考「藝術是什麼」的邀請。我始終記得,2015年10月10日,在新北市政府六樓大禮堂觀賞了一場特別的演出——由社團法人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主辦、香巴拉劇坊執行的《無礙.吾愛──祝你幸福障礙者平權歌舞劇》。

那是我失明之後,第一次接觸到共融劇場的演出。雖然內容未必符合我的個人美學偏好,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技術上的缺漏,但整體製作的用心令人印象深刻:從劇場口述影像與手語翻譯的安排,到不同障別演員與非障礙演員的協作,包含輪椅、手語舞蹈與視障歌者的演出,以及議題本身的導入,都在在展現了共融劇場的可能性。它雖不完美,卻成為我日後理解障礙劇場與共融實踐的重要參考。

從這場演出也可以看見,共融劇場的實踐並不輕鬆。要號召來自不同障別的表演者共同排練,本身就是一項艱鉅的挑戰。不同身心狀態間的磨合,排練與演出的場地尋找,以及各種硬體與軟體的調整與協調……這些背後的困難,在我的觀察與參與中,是長年持續存在的。

但這些年,我也看見了一些重要的轉變。障礙意識逐漸抬頭,障礙者以「表演者」的身份現身,並且不只是現身,更投入進修、精進技巧;劇場團隊對文化平權的關注,也讓表演藝術的邊界被重新打開。我們看見的,不只是「讓障礙者上台」,而是一起思考:「藝術還可以是什麼樣子?」

在這些排練與演出現場,障礙者不再只是被觀看、被講述的對象,而是能自己說故事的人。排練,不再只是技巧的訓練,更是一種彼此理解、互相學習的過程。我們不再只是「被納入」劇場的人,而是能與劇場共同定義什麼是表演、什麼是創作的參與者。

從「被容納」到「共同定義」,這就是共融劇場精神的所在。

香巴拉劇坊是台灣少數長期投入平權與共融劇場實踐的團隊。對我來說,他們的演出與實踐是一種啟蒙,也讓我逐步理解:共融不是一個完成的目標,而是一種關係,是彼此靠近、一起調整的過程。

但共融創作並不浪漫,它需要大量的磨合與時間。在我剛失明的前幾年,曾有機會與過去的劇場夥伴再次合作幾齣戲。無論是作為導演還是演員,對方常常因為「我看不見」這個前提,而自行調整走位、決定畫面構成。有幾次,我甚至覺得自己像是被留在創作之外,像是在「旁邊」,而不是「一起」的人。那段經驗讓我開始慢慢地拉開與劇場的距離。

很多人以為共融創作是一種充滿愛與支持的經驗,但其實,它一點也不輕鬆。它面對的是許多現實的挑戰──像是動線該如何設計,才能讓障礙演員安全進出?排練時間怎麼安排,才能照顧不同障別夥伴的感官負荷與身體節奏?更根本的,是創作語言的翻譯與轉換:你如何「看見」我說的聲音?我又如何「聽見」你設計的畫面?這些都需要時間、信任,還有彼此願意持續嘗試的心。

2018年,我因觀賞一齣演出而結識空表演實驗場,後來陸續參與他們的文化平權工作坊、擔任講師,也與障礙夥伴一起展開創作。記得2020年的《我是一個正常人二部曲:我們一起撿到槍》,排練時,我們與不同障別的演員協作──有聽障、肢障、腦麻等,每位夥伴的需求與條件都不一樣:有人需要手語、口譯或即時聽打,有人語言表達較為緩慢,也有人因體能限制而需重新安排排練節奏與工作時段。

我們在相互體察與理解中,學習彼此的節奏。劇場總說「以人為核心」,但真的能照見身心障礙者的障礙嗎?光是一間「有障礙」的無障礙廁所,就常讓我們手忙腳亂。再比如排練時間的安排,往往牽一髮動全身:牽涉到場地租借、經費配置、場館支援等系統性的調度;排練 Rundown 的調整也依附演員的身體狀態與實際可能,而創作團隊對於作品完成度的要求,又常與技術團隊的節奏產生衝突。雙方都辛苦,也都需要學習彼此的語言。

雖然每位表演者帶來的障礙經驗不同,但我們在排練場裡,一步步磨合、彼此學習,最後一起完成演出。從摩擦走向信任,過程雖然艱辛,卻是創作裡最有力量的時刻。

因為正是這些「不容易」,讓我們真正感受到──我們不是在完成某個任務,而是在一起創造,在一起找出讓劇場更靠近所有人的可能。

這些年來的共融創作經驗,讓我慢慢理解:共融不是一個完成式,它不是某場演出的結果、不是達成指標的勾選表,而是一種關係的建立──一段段靠近彼此、願意磨合的歷程。它需要時間、理解,也需要制度的調整與技術的支援。未來,若能有更多熟悉障礙者節奏的技術統籌、能陪伴排練節奏的行政配置,也許我們在製作現場就能少一點焦慮,多一點信任。

共融創作不是特例,而是文化未來的趨勢。它不只是讓障礙者能上台,更是讓整個表演環境因差異而開展出新的想像。這需要團隊的意識與投入,也需要場館的理解與彈性,更期待主管機關與文化政策在經費項目中看見這些結構性的需求,讓共融不再只是個別團體的努力,而能有系統地被支持、被實踐。

我想說的是,所謂「障礙藝術」,不是一種風格,也不是某種特殊形式。它不是要讓人看見「你們好棒、好努力」,而是提醒大家去思考:「藝術要怎麼和這麼多樣、這麼真實的身體對話?」讓障礙者進入劇場,不該只是為了讓節目看起來更有多元樣貌,也不只是為了讓你被感動,而是為了讓我們一起問出──藝術的核心到底是什麼?

我不是來被看見的,我是來創作的。

或許,這句話,就是我走進劇場這些年來最深的感受。走入共融劇場,不是因為我特別堅強,而是因為在這裡,我找到了一群能一起創作、一起想像的夥伴。不是誰包容誰,而是我們彼此願意相信:不同的身體,也能說出屬於自己的藝術語言。

所以我才還在這裡,還想繼續走下去。

《指墨觸痕流動影》:許家峰的當代水墨創作自述

文:許家峰(創作者)

指墨觸痕流動影。左右手完成圖。許家峰提供


摘要:


《指墨觸痕流動影》作為筆者(許家峰)的水墨創作論述,描述了自身作為中途全盲創作者的藝術創作過程與思考,並特別探討了盲人如何通過非視覺的感官,尤其是觸覺,進行當代水墨創作。筆者以其獨特的感知世界方式,通過身體觸摸、速寫、口述等方式,將視覺與非視覺感知相結合,創作出具有深刻情感與動態感知的藝術作品。


筆者試圖從傳統東方山水的延伸,也融合了當代水墨的創新表現,強調藝術創作過程中觸覺和情感的表達,而不僅是最終的視覺結果。以《指墨觸痕流動影》為創作名,突破傳統書畫的視覺依賴,通過身體動作和觸覺體驗,將藝術表現與盲人的身體感知深度結合,探索了盲人創作的可能性和美學價值。

關鍵字: 盲人藝術創作、非視覺創作、當代水墨、觸覺表達。身體感知

指墨觸痕流動影。右手紀錄。許家峰提供


01做為一位中途全盲的創作者,筆者的藝術創作經歷了與視覺世界的割席,這樣的經歷使得筆者對於藝術的感知及創作方式有了獨特的詮釋與發展。在過去的許多次觀展經驗中,筆者常常有幸在陪同者的幫助下,一同走進各式各樣的藝術空間,雖然無法親自觀看展品,但每一次的展覽都是一次不同的感官體驗。陪同者會在觀展過程中,用手指在筆者的掌心畫出作品的輪廓,讓筆者能夠透過觸覺去感受畫作的存在。他們的手指輕觸著筆者的掌心,藉著筆觸的快慢、力度的變化與層次的分明,逐漸地將那幅畫作的影像呈現。這不僅僅是藝術的描述,更是對身為盲人藝術創作者的一種關照與啟發。

指墨觸痕流動影。左手紀錄。許家峰提供


這種透過他人手指傳遞的觸覺畫作輪廓,對筆者而言不僅是對視覺的補充,它更成為了筆者理解藝術、理解空間與情感的方式。盡管無法用眼睛看見畫作的具體模樣,但筆者依然能感受到作品在空間中的流動與變化。這種觸覺的過程,給了筆者無限的創作靈感,也開始反思盲人繪畫的可能性。


在筆者的創作中,影像作品成為了自身表達自己感知世界的主要方式。作為一名盲人,筆者經常依賴他者的語言來補充筆者對世界的理解。在影像創作中,筆者透過口述、速寫以及剪輯的方式,將他者所描述的景象與筆者的感官經歷結合在一起,呈現出一個既真實又模糊的畫面。例如,在筆者的一個明暗影像的作品中,筆者利用口述現場的描述來呈現出一個場景中的光影變化,並藉由速寫來捕捉口述所描繪的情境。這不僅是對影像的重構,更是對視覺與非視覺感知的交匯處的探索。


另一個「聲影」作品則是藉由對臉孔的觸摸與不同人對各自父親的描述來進行創作。這件作品探索了聲音與影像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將這兩者結合成一個完整的影像表現。通過聲音、影像和觸覺的多重交織,筆者不僅能夠呈現出一個肖像,更能夠深入探討盲人創作過程中的感官互動與情感流動。

在東方山水畫的傳統中,畫作的「境」常被認為是自然景象的再現或內心世界的表達。然而,這種「畫境」的意義並非單純來自畫面中所描繪的物象,而是延伸至畫面之外的一種存在感。山水畫的深層意義,在於它所表達的並非具體的景象,而是一種由觀者的內在感知所激發的情感與思想的投射。這與筆者對非視覺創作的理解有著相通之處。盡管視覺無法為筆者提供外界的具體景象,筆者依然能夠通過觸覺與感官記憶去「想像」並創作出屬於筆者的視覺語言。在這種創作過程中,畫作既是對真實的再現,也是對幻像的呈現。

《指墨觸痕流動影》此次創作,正是筆者第一次嘗試的當代水墨創作。儘管筆者在過去有過繪畫的創作經驗,但面對水墨這一材料,筆者的創作方式與以往有所不同。水墨藝術的筆墨運用,傳統上依賴畫家的視覺感知與技巧來表現畫面的層次與情感,而對於筆者這位盲人創作者而言,筆墨的使用與盲觸覺之間的關聯成為了筆者創作的核心問題。因為無法依賴傳統的視覺方式,筆者選擇改用更直接、更感官的身體觸覺來完成這些作品。筆者放棄了傳統的畫筆,轉而利用手指與手部肌肉的運動來控制墨水的流動與水彩的使用。這種創作方式讓筆者可以通過觸覺的返身性來感知並表達筆者的視覺經歷,進而將視覺與身體的書寫過程融為一體。

在本次創作中,筆者所強調的並非最終的書畫成果,而是創作過程本身。觸覺的流動,墨水與水彩在畫布上交織的瞬間,正是筆者對「境」的理解與表達。這些作品並非單純的視覺表現,而是融合了觸覺、情感與思維的複合體。它們是筆者作為盲人創作者在面對世界時,對於感官知識與藝術表達的再創造。對筆者而言,每一筆的揮灑,每一次的觸摸,都是創造屬於盲者的視界之探索與感知。


02盲者的視域與非視覺創作。無論是在我們的社會中,還是面對創作,視覺似乎總是主導一切。當視覺器官受到損傷後,身體的感知經驗需要時間來過渡與調整,這樣便會產生一種「非視覺的身體經驗」。筆者身為中途失明的人,日常生活中大量的信息來自於聆聽。筆者一直認為聽覺是盲人獲取資訊的主要管道,然而,卻忽視了觸覺其實才是最根本的感知來源。除非我們生活在一個完全隔絕的環境中,否則我們隨時隨地都在與各種物件接觸。觸摸具有反身性,當我們觸摸物體的同時,身體也在被觸摸。我們在摸索世界的過程中,其實也在摸索自己。這與視覺的觀看邏輯大相逕庭。


在失去視力之後,筆者發現自己似乎重新看見了世界。這種由非視覺感官所構建的世界,呈現出一種全新的視覺形式。然而,每當仔細反思時,總會發現自己感知到的世界與想像中存在某些的差異,或是那些無法言喻的細微感受。在以視覺為主導的展演空間中,觀看的經驗深受「視域」(horizon)的影響。換句話說,雖然筆者無法以肉眼直接觀看面前的作品,但通過口述、現場的身體互動,以及生命經驗和知識的補充,這些綜合的感知經驗與關係,最終在腦海中構建出一幅幅生動的畫面。


視障者透過觸覺、聽覺等感官的綜合運用,展現出另一種身體的表演方式。近年來,隨著文化平權的推動和跨領域合作的增多,我們逐漸能看到不同的身體樣貌。然而,回到視障者的創作,非視覺身體經驗如何被再現和整合,作品又該如何與觀者產生共鳴?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筆者,並隨著近年參與創作計畫的經驗,帶來了不同的體悟。


在2021年9月於牯領街小劇場舉辦的「身之重力工作坊」前導座談中,資深劇場前輩王墨林老師曾以觸覺性與接觸性為主題,探討「關係的位置」,並分享過去與視障朋友合作的經驗。他從「點、線、面」的關係入手,談到了表演身體技巧與現場表演結構的差異。筆者延續王墨林的「點、線、面」的角度來進一步闡述,其實,不僅是盲人,所有人的身體動態本質上也都是由點、線、面這些結構發展而來的。無論我們在各種情境中做出何種想像,身體運動的起始點往往是我們最初的啟動,並通過牽動身體各部位,最終形成一個動作或一幅畫面。因此,我們也可以進一步說,在創作平面畫作或水墨作品的過程中,無論是從畫筆的起筆、線條的勾勒,還是空間佈局的完成,點、線、面始終是最基本的三個元素。


對於盲人創作者而言,最常被問到的問題之一便是:既然你看不見,怎麼確定作品是否達到了你所想要的效果?在梅洛龐蒂(Merleau-Ponty,《眼與心》中提到:「我們「是」靈魂和身體之複合,因此,這種狀態必然有其對應的思想:……身體不再是視覺和觸覺的中介,而是其行使者。器官不再是工具,反倒是工具成為附加的器官。空間……它是由我為起算點,將我視為空間性的零度而產生的空間。我並不是沿著空間外殼去看見它,我就在它的內部經歷它,我被含納於其間。總而言之,世界近身環繞著我,而不是在前面面對著我。


繪畫並不是向心靈提供機會重新設想事物的形構關係,而是向目光提供了內部視覺的種種痕跡(traces),讓目光能夠與它們相互吻合,向視覺提供了從內部覆蓋視覺的東西,也就是真實界的想像結構。」。換句話說,繪畫並不是讓心靈重新構建事物的關係,而是將內心的視覺痕跡呈現給我們的目光,使視覺能夠與這些痕跡對接,並展示了一個想像中的結構,這個結構覆蓋了現實世界的視覺經驗。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在《盲人的回憶》(Memoirs of the Blind)裡對「Drawing」一詞的延伸闡釋:除了「描繪」之外,亦帶有向前摸索,去調查、審視、探勘之意。筆者認為,視覺主導的展演空間中,整體觀看經驗是受到「視域」(horizon)的影響的。也就是說,儘管筆者無法用眼睛觀看面前的作品,但通過口述、現場的身體感官反饋、以及生命經驗與知識的補充,讓身體的觸覺走在觀看的視覺之前,這些綜合的感知經驗與關聯,最終在腦海中構築出一幕幕視覺畫面,進而創作出一幅幅實體畫作。這種由腦海想像到繪畫實作,並非單純的對錯驗證,而是盲人創作者對創作過程的真實實踐。


03從身體出發。然而不管是創作時的反覆確認又或作品的完成,絕多數都得回到觀看上,於是身為盲創作者的我,在其創作的過程中必需思考這份視覺的呈現如何先勾起自身的身體感經驗(bodily sensory experience)。水墨創作的呈現不應單溺於工筆上,更應該思考在操作或打破墨筆的過程中,身體是如何運作,有無可能在觸覺的返身性的經驗裡,以身體的感官感覺作為創作的主體,而非視覺,試圖打破觀看模式,回到五感的身體感受。


德勒兹在《法蘭西斯.培根:感官感覺的邏輯》(Francis Bacon-Logique de la sensation)中說:「繪畫,以它的線條——色彩體系,以及它多功能的器官——眼睛 ,而發現了身體的物質現實性。」在這裡我們可以得出手與眼的結合,但不是在科學上的「手眼協調」的意義。視覺融入觸覺,觸覺融入視覺;眼睛彷彿能觸摸與下筆,手彷彿能看見。德勒茲將之稱為「觸覺的視覺」(haptic vision) 。筆者認為,以一種本能的方式將腦海的畫面線條,透過指尖上的墨水在紙上滑繞轉,指背甚至手掌尖的反覆確認調整,甚至不同顏料的加入等,。所反射或呈現的作品表現,成了一種本能的表達,這種表達既是形式的本能,這會不會是如德勒茲所說的「觸覺的視覺」狀態,也是感情的本能。

由於筆者並非來自美術學院背景,因此對於傳統書畫或當代水墨的理解,主要來自於觀展的過程與學習。筆者有幸閱讀了徐復觀的《中國藝術精神》一書,其中提及了南齊謝赫的《古畫品錄》,書中對中國繪畫思想提出了新的觀點,提出繪畫有六法。這六法包括《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經營位置》以及《傳移摹寫》。無論是徐復觀的著作,還是謝赫的六法,都成為筆者理解傳統水墨的基礎。
仍記得2020年在高雄市立美術館觀賞「奔‧月-劉國松」展覽,深受現代水墨先鋒劉國松創作的震撼,尤其是他的太空系列作品,巧妙地將科技與科幻題材融合水墨與拼貼手法,創新的表現方式令人印象深刻。劉國松在港台提出「革筆的命」與「革中鋒的命」,強調對傳統書法與藝術的創新突破。「革筆的命」指突破書法工具與技法的局限,探索筆觸的新表現;「革中鋒的命」則是改變書法結構,將書法推向現代化,展現他對藝術創新的堅持 。這些實驗性技法注入水墨,賦予作品當代感,也拓展了筆者對水墨創作的視野。


2022年,筆者因執行文化平權活動推廣,得以來到新竹鐵道藝術村場勘,並觀賞了李岱妮的「書寫實驗」一展。在展覽中,筆者注意到藝術家使用非傳統墨水,改以較厚實的泥料來表現,這不僅保留了墨水流動感,還突顯了視覺與觸覺的立體效果。在藝術家的帶領下,筆者親自觸摸這些層次分明的畫作,感受到獨特的質感。另一個印象深刻的部分是錄像與多件複合媒材作品,通過視覺的延伸,帶給觀者對於水墨創作過程與表現方式有著不同的觀看視角。這次展覽的身體感與錄像表現,讓筆者對當代水墨創作有了新的認識。

回到本文的創作論述《指墨觸痕流動影》,筆者試圖將身體視為創作過程中的核心媒介。通過身體的動作、姿勢、觸覺與感官經驗,來傳遞信息與情感。在水墨創作過程中,身體的存在與筆觸的消逝相互交織,畫作既是對真實的再現,也是一種幻象的呈現,特別對盲身份的筆者而言,這樣的表現方式更具深層的詮釋。


04盲者的指墨觸痕流動影。在東方山水畫的傳統中,「境」常被理解為畫面所傳達的自然景象或內心世界的表達。然而,對於盲人而言,視覺並非唯一的感知途徑。因此,盲人更可能依賴其他感官,如聽覺、觸覺、嗅覺以及情感反應,來建立對「境」的理解與再現。在本次的《指墨觸痕流動影》之當代水墨創作中,筆者特別強調情感的表達與創作過程中影像的再現,而不僅限於最終景象的呈現。畫作的「境」,在此情境下,藉由縮時影像回溯創作者在繪畫過程中的身體操作,通過實體畫作與縮時影像的相互對映,呈現出一種動態的感知經驗。這也正是筆者對東方山水與當代水墨的理解與延伸。

無論是傳統的東方山水畫還是當代水墨創作,對筆者而言過去僅止於觀賞。因此,這次的水墨創作是筆者首次全心投入的創作經歷。作為盲人創作者,筆者在此次水墨創作過程中,將創作過程分為前期、中期和後期三個階段進行討論。

前期:形式架構、媒材選擇、空間與人力

儘管筆者在失去視力後,陸續嘗試過不同媒介的非視覺創作,但每當聽到東方山水或當代水墨時,腦海中仍會浮現出過去曾經有視力時所觀賞或認知的畫面。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筆者一直活躍於表演藝術領域,因此在思考如何充分發揮身體的優勢,進行可行的創作時,決定放棄傳統的墨筆,改為嘗試用雙手沾墨進行繪畫。

由於創作過程中需使用雙手,筆者必須考量紙張的尺寸,恰巧家中還有上次創作後遺留下來的一捆全開萱紙,於是決定將其作為畫布。此外,筆者也在思考,除了雙手外,是否可以使用其他物品替代墨筆,於是想到方塊海綿。過去在劇場演出前,演員們會使用方形海綿沾上粉底在臉部化妝,這個概念啟發筆者將方形海綿作為第二個替代墨筆的選擇。

儘管無法看見,筆者仍在思索除了黑墨水以外的可能性。在選購材料時,筆者考慮是使用手工磨墨還是現成墨水,最終選擇了現成墨水,主要是考慮到其在調整濃淡時的便利性。同樣地,水彩的選擇也基於類似的考量。

有了創作的想法與材料後,接下來是選擇場地與人力支持。最初筆者打算在一般教室進行創作,但考量到桌椅配置與人力支持的問題,最終決定向特教中心借用會議室,同時也與兩位學習助理協調好時間。

中期:創作時的人力分配與影像記錄

創作當天,筆者與兩位學助L和C約定在特教中心的會議室見面。兩人先在牆面鋪上一層紙作為底層,然後將全開的萱紙以直式方向貼在上面。筆者將所有材料擺放在桌面後,分配了兩位學助的工作:學助L負責處理顏料和進行平面拍攝,學助C則負責捕捉動態畫面。分工完成後,創作正式開始。

創作的第一步是使用右手,當時腦海中浮現的是一棵巨大的樹木形象。筆者便運用手指、海綿,甚至手掌、手背和手臂進行塗抹,並在紙上揮動、按壓。偶爾也會用海棉的邊角來突顯較俐落的線條。每一次右手觸碰到紙面的過程,都是一個動與靜的交替,畫筆的運行與停頓都成為畫面的一部分,記錄下創作的動靜。

兩位學助不斷地記錄著這些過程,筆者也會向他們確認墨色的濃淡、線條的清晰度以及留白空間的處理,確保畫作與腦海中浮現的畫面相符。

第二部分是使用左手進行創作,由於左手並非慣用手,筆者多以指尖和指腹進行創作。這幅畫的投射是一尊神明,然而,由於對臉部細節難以掌握,筆者選擇以一片黃色的光輝來象徵神聖與難以言喻的存在。整體畫面主要以指尖和指腹輕輕撩撥,筆者認為這樣的表現方式應該能傳達出一種輕盈而神秘的感覺。整個創作過程的安排與記錄,與先前的操作方式相同。


創作結束後,筆者將相關的影像資料存入電腦,並在整理空間後,當日的創作才算圓滿結束。

後期:影像編輯

如本篇創作論述的核心所言,筆者所強調的並非最終的書畫成果,而是創作過程本身。觸覺的流動,墨水與水彩在畫布上交織的瞬間,如何透過影像的再現,讓觀者能夠經驗到盲人創作者的身體語彙與創作過程。

此次創作共分為動態與靜態兩種影像記錄。在影像編輯部分,筆者請學助C協助處理,但由於時間限制以及對動態影像尚未有明確構思,目前僅將靜態平面影像編輯為縮時攝影,作為此次創作的最終成果。未來若有機會,筆者將進一步思索動態影像創作的可能性。


05《指墨觸痕流動影》探討了盲人如何以非視覺方式進行當代水墨創作,筆者的創作經歷不僅是克服視覺障礙,更是對藝術表達、感知過程及感官詮釋的重新定義。

筆者的藝術之路是從視覺到非視覺的過渡,這過程改變了與世界的互動方式,並重新詮釋了藝術的本質。在創作過程中,筆者強調《指墨觸痕流動影》不僅是視覺的表現,更融合了觸覺、聽覺與情感的綜合體驗。筆者摒棄了傳統筆墨,改用手指、手掌或其他觸感工具(如方塊海綿),通過身體與感官的交織,重新理解材料,並在墨水與水彩流動的過程中捕捉無形的力量。

儘管無法直接用眼睛觀看作品,筆者通過觸覺感知創作的靈動與細節。這種以身體感官為主導的創作方式體現了筆者對東方山水畫「境」的理解。在傳統山水畫中,「境」不僅呈現具體景象,更是情感與思想的投射。對盲人而言,「境」是通過非視覺感知所建構,反映內在世界。

筆者的水墨創作不僅是景象的再現,更是情感波動與感官反應的表達。在創作過程中,畫作的「境」是動態的,像縮時影像般回溯創作過程,將觸覺、聽覺與情感層次交織成完整畫面。這突破了視覺藝術的界限,將水墨的表現與身體動態結合,使創作過程成為感官探索與身體表達。

筆者認為,創作過程比最終作品更具價值。在視覺缺失的情況下,筆者通過身體與感官的反應,讓每一次觸摸與筆觸都蘊含對世界的感知與詮釋。這不僅讓筆者意識到水墨不僅是技巧的表現,更是身體經驗的延伸,具象化了感覺與情感。

本次創作獲蔡文汀助理教授回饋指導,不僅啟發了筆者對盲身體在水墨創作可能性的深入探索,也提醒未來創作中在墨水濃淡之間的運用,促使身體、墨水與材質之間達成更有機且和諧的互動與運作。

筆者希望通過創作,讓藝術不僅是視覺的呈現,而是一種身體語言,是感官經驗的延伸。對盲人創作者而言,藝術應是一種多感官的整合體驗。每一次觸摸與筆觸,都是對世界的重新認識與理解。這種跨越視覺的創作方式,不僅讓我們重新思考藝術與感知的關係,也讓我們重新認識盲人創作者的藝術價值。

總結來看,《指墨觸痕流動影》對筆者而言不僅是創作實驗,更是一場感官與身體經驗的探索。這一過程充滿情感與思維的碰撞,展示了盲人如何通過非視覺方式重新定義水墨創作的可能性,也許對藝術界與視障創作的理解提出了新的啟發。

《獅子的藏身處》影評: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隻獅子

文:左邊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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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心中都有秘密,當一切生活平靜時,看起來風平浪靜,但是當陌生人出現時,相依為命的哥哥該如何維持平靜生活,一邊安撫著弟弟,一邊解開心中已久的秘密,而有自閉症的弟弟又該如何自處,總是被陌生人打亂的生活規則,總是讓他想起來不開心的過去,一再克制不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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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劇情大綱

《獅子的藏身處》是2024年秋季推出的一部充滿懸疑和情感張力的日劇,與傳統聚焦於自閉症患者以及兄弟情誼的親情劇有所不同。該劇講述了小森洸人(柳樂優彌 飾)和他的自閉症譜系弟弟美路人(坂東龍汰 飾)之間的故事。洸人是一名在市政府工作的溫和青年,雖然他性格溫順且樂於助人,但因此經常被同事麻煩,因此他在劇中也被刻畫成一位過於濫好人的形象。

自幼父母雙亡後,洸人便與弟弟美路人相依為命,一同度過了多年的平靜生活。然而,某日一位神秘的小男孩闖入了他們的生活,徹底打破了這種平衡。這名自稱「獅子」的小男孩帶著無法解釋的傷痕,背後似乎隱藏著重大的秘密與危險,而這對兄弟的生活也隨之被徹底顛覆。

故事圍繞著小森兄弟試圖理解並接受這個神秘男孩展開,他們逐步揭開了關於「獅子」的謎團。劇情隨著這對兄弟與獅子的互動逐漸深入,牽扯出一連串驚心動魄的事件。這些事件不僅涉及到「獅子」的身世之謎,還引出了洸人失蹤多年的異母姊姊愛生(尾野真千子 飾)。隨著劇情的發展,觀眾將一步步地被引入一個更為複雜的真相中,揭示出這些角色之間深刻且錯綜複雜的聯繫。

一、照顧者最沉重的責任

《獅子的藏身處》以自閉症為賣點,該劇將懸疑、家庭情感和社會問題結合,是一部有新意的原創劇本,讓觀眾不僅能體會到兄弟之間的相互扶持,更深陷於陌生男孩身世的劇情緊張氛圍中,逐步解開隱藏在「獅子」身世背後的驚人真相。即使目前只有兩集,卻已經能觀察出許多值得品嚐的細節:

1. 自閉症與照顧者的視角

但這部戲不以自閉症患者為主,反而是從照顧者哥哥洸人的視角開始,直接讓父母領便當,只剩他自己他如何照顧美路人,直視他對家庭責任的負擔和心中的壓抑。這正是許多身心障礙者的照顧者所面臨的現實情境,尤其是當他們也有自己的情感需求和過去創傷時。揭示了家庭內部的動態,洸人對弟弟的愛與責任感固然深重,但他也無法完全釋放自己。在這樣的背景下,弟弟成為了一面鏡子,讓洸人不得不面對自己內心深處對過去的糾結,尤其是對失蹤的姊姊的懷念和未解的心結。

2. 角色定位的挑戰:主線與自閉症角色的衝突

本劇目前最突出的角色之一便是自閉症患者小森美路人,劇中對他的細膩刻畫使得觀眾感受到這一角色的細節。坂東龍汰演自閉症患者相當到位,不論是生活習慣及動作,以及他的生活圍繞著固定的日常與不可改變的秩序,還有他的眼神,不做作卻真誠,值得一看。

在劇情上,儘管小森美路人是自閉症患者,但他在劇中的出現更多是一個次要支線,主線更多聚焦於洸人與「獅子」這位神秘男孩之間的互動。這對於自閉症主題的觀眾來說,可能會感到些許失望,因為美路人的自閉症並未成為主要焦點。不過,這一點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美路人的自閉症並沒有被誇大為劇情中的主要矛盾,他必須和自己面對自己舊有的疾病,也要為隨時接受生活改變的挑戰,這種處理方式其實也反映了現實生活中許多身障者的日常。這種不過度聚焦於障礙本身的表現,反而給了角色更多的真實感。

3. 獅子的象徵:恐懼與未知

劇中的「獅子」是一位神秘的小男孩,並不是自閉症患者,雖然有可能是許久未見的同父異母姐姐的兒子,帶有家暴傷痕及未知身世的謎團,是本劇未來接下來要揭開的主線核心,但他現在帶來的變數卻打破了洸人和美路人原本的生活秩序。對於自閉症患者來說,秩序和日常的穩定至關重要,任何突如其來的變動都可能引發巨大的情緒波動。因此,「獅子」的出現,象徵著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對於美路人來說,這不僅僅是一個新的生活挑戰,也是對他內在安全感的考驗。

透過這個象徵,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自閉症患者在面對外界未知時的反應,這也讓照顧者洸人陷入了兩難。他既要保護弟弟,又要處理自己對於這位「獅子」的恐懼和不安。這正是許多照顧者的內心掙扎,他們往往需要在維持秩序和應對突發事件之間找到平衡,這樣的情感張力在劇中表現得相當出色。

 4. 劇情不賣弄可憐:現實生活的反映

令人欣慰的是,本劇並沒有走上傳統的「勵志」套路或教條式的劇情,而是選擇了更為現實主義的呈現方式。洸人並不是一位完美無缺的照顧者,美路人也並非因為障礙而被賦予過多的同情與感傷。這樣的角色塑造,避免了賣弄可憐或刻意博取觀眾眼淚的風險,讓整個故事顯得更加真實可靠。

對於身心障礙者來說,過度的同情與感動往往是一種負擔,因為這將他們置於一個「非凡」或「特殊」的地位,無形中加重了他們的心理壓力。透過這部劇,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自閉症患者與他照顧者之間的日常互動,而不是超越常人的奮鬥故事,這種呈現方式讓角色更加立體,情感也更為深刻。

5. 每個人都有秘密:家庭與自我

最後,劇中強調了每個人都有秘密這一主題。哥哥洸人對姊姊的回憶,還有陌生男孩「獅子」背後隱藏的主線(也可能提及兒童被家暴的社會議題),當然也包含了拼湊姊姊從青少年離家後的經歷及弟弟美路子對哥哥過往曾留下弟弟一個人不好的記憶,在在都是劇情中的核心推動力。未解的謎團不僅增加懸疑感,也暗示每個家庭成員都有自己各自的記憶和過去。

二、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隻動物

本劇步調就像是秋天一樣的緩慢卻不沉重,色調溫暖卻不冗長,這部日劇《獅子的藏身處》中,動物隱喻佔據了重要的情感和劇情線索,尤其是「獅子」這個意象貫穿了兄弟倆的生活和陌生男孩的出現。以下是動物對劇中每個角色的深層意義探討:

1. 命運的暗示

劇情一開始,新聞中的星座運勢提醒哥哥牡羊座的幸運物是獅子,這似乎在暗示後來陌生小男孩「獅子」的登場是命運的牽引。開頭刻意強調像大海一樣平淡的情節,暗喻著哥哥在未來面對生活的動盪,獅子會成為改變他命運的關鍵。

2.弟弟與動物的連結

弟弟美路人一開始就表現對動物的熱愛,無論是房間玩偶、繪畫工作還是獅子圖鑑書,都反映了他自閉症特質中的專注與沉浸,動物成為他表達情感和理解世界的媒介。但當他的獅子畫得獎,卻因為哥哥曾經警告過不要一直談動物知識,不再提自己的事,這些都說明了他在意唯一的家人。而他認為自己和哥哥像「獅群」,突顯了他依賴哥哥的緊密和安全感,但也說明了他對「外來獅子」(陌生男孩)闖入既有獅群的不安。

3.黑尾歐與哥哥的自由嚮往

這齣劇是以哥哥為視角,開頭旁白也是由他配音,不斷的強調:「兄弟日復一日、一成不變、例行公事及和大海一樣平靜…」我認為這些台詞就是哥哥表示自己過著單調重複的日子,為了自閉症的弟弟有所犧牲和沉重的責任,也因此「獅子」闖入家裡時,只憑著陌生的訊息:「接下來就拜託你照顧了!」這種不負責任又陌生的句子,都可以成為哥哥收留陌生小孩的理由。哥哥雖然抱怨過弟弟常常提到動物,但走過海岸時看到黑尾歐時,仍是駐足停留,也是他對自由、變化的渴望。黑尾歐自由飛翔的形象暗指了哥哥對同父異母姊姊逃離家庭後的向往,他可能也期待自己能夠擺脫這種一成不變的日常。

4.陌生小男孩「獅子」

這部片明直接敘明《獅子的藏身處》,直接和自稱「獅子」的陌生小男孩有直接關聯,藏身處便是這三個男孩新組成的家,他的出現帶著家暴的傷痕,他自稱是獅子,這個名字表示著他努力表現堅強,不願被看見脆弱一面。他將獅子形象投射在自己身上,似乎是對抗內心恐懼與不安全感的一種方式,並且隱含了他在這個新環境中尋求庇護和接納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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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動畫與電影常用動物隱喻某些情感或思想,如宮崎駿許多經典作品的動物都代表反戰思想;《蒼鷺與少年》中出現的各種生物,也都有各自的隱喻。鸚鵡王國則是軍國主義的象徵,總是想侵略別人;怪鳥蒼鷺,可以是戰鬥機飛行員。飛機的玻璃帷幕受損後,不能再飛時,就會露出裏頭的「人」,而但內裡的「人」才是其真實身分;而影評《喬瑟與虎與魚群動畫》:別被寵壞了,你得自己戰勝老虎!的老虎與魚可能隱喻外界危險與無拘無束的自由。這些動物隱喻不僅僅是表面的象徵,而是每個角色內心的情感和命運的反映。透過獅子和其他動物形象,劇情不僅展現了角色之間的情感變化,也讓我們在觀看的過程中逐漸揭開角色之間深層的秘密與關聯。

三、結論:如何自癒受傷的我們

近年來日劇對於身障者生活已有越來越多元的題材,如《Orange days》生病而失去聽力的小提琴女孩沙繪偶遇心理系大學生的故事;《silent》也是以聽障人士為主角展開的故事,還有近年《不良少年與白手杖女孩》及《完美世界》等愛情故事。但我更在乎的是,遭受不幸和悲傷的人很多,該如何自癒自我的劇情開始轉變,日韓已流行不少以「偽家人」組成一個比原生家庭還要更好感情的「真家庭」劇本,從2008年《Last Friends》開始,不論是《對我而言,你是珍貴的》、《SPYxFAMILY 間諜家家酒》、《西園寺小姐不做家事》等,都捨棄了與原親子關係的建立和恢復,寧願和陌生人來一段新奇的偶遇,才可以拋下過煩悶的過去,這種題材不僅新鮮,是不是也表示大眾對舊有的關係失望及無奈,對於現代小家庭的組成,可以包容接納更多元的同居者?

可能是長期被家暴者想逃離現狀,甘願從零開始,冒險找一個新的棲身之處;也可能是身障者家庭的照顧者,想拋下一切遠走?這些念頭往往將自己的需求和情感壓抑到次要位置,壓抑最終會轉化為內心深處的創傷。而洸人的故事正是這一過程的典型寫照,他在處理弟弟的同時,也在努力面對內心深處的疑慮。所以當「獅子」的到來,是否能打破這對兄弟看不見的僵局,能注入一股新的生命力,而重新感受彼此的好,再次成為真正的「家人」,讓我們在療癒的季節裡,一起揭開謎題,拭目以待。

轉載自https://vocus.cc/article/67162da1fd8978000133b6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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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而言,你是珍貴的》 x 【無限影展】影評 x 【理想型的孩子】

文:左邊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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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女孩」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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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表姊再過一月就要生小孩了,我問:「妳想要什麼樣的孩子呢?」她開玩笑的說:「當然是眼睛水汪汪,像混血模特兒,又聽話又可愛,可以賺很多錢的小孩啊!」

韓國電影《對我而言,你是珍貴的》裡的恩惠,是個 7 歲的小女孩,既可愛又聰明,也非常的愛笑,只是…她的母親過世了,父親也拋棄家了,而她看不到也聽不到,是個視聽障的雙重障礙者。

是惡魔?還是天使?

劇情一開始就描述年輕母親「智英」突然死亡,遺留下 7 歲的「恩惠」一人,活動公司代表「在植」擔心借給智英的錢會石沉大海,只好跑到她家中偷看,有無值錢的東西作為抵債,卻只發現一個無法說話的視聽障礙兒童,還躲在桌下吃著發霉的麵包。

智英生前獨自養育她的女兒,她和孩子的互動鏡頭很少,她買了許多麵包給孩子裹腹就是日常,因為職業關係不常在家。而爸爸早就離婚不在家,甚至接到男主角電話也表示不關他的事情。

在植為了錢決定擔任照顧恩惠生活起居的「偽爸爸」,只是沒想到,與連基本溝通都無法的恩惠,不論是生活或上學都是如此艱難。對父母來說,期待出生的孩子,就像天使一般的來臨,但養育身障孩子呢?是否像遭遇到惡魔一樣不幸?

我是腦性麻痺患者,也是多重障礙者,爸媽向來期望我低調的生活,做個「不要添麻煩」的孩子,再三告誡我不能和同學出去或參加同學活動,幾乎成為班上「特殊人物」與邊緣人,加上不斷的進出醫院,我已經搞不清楚是當學生還是病人。

每個孩子都有著最純真的天使笑容,偶爾惡魔般的調皮,在成長的道路上,「家人」是最不可或缺的角色,不只是最重要的照顧者,是第一線溝通者,還是使障礙者建立起世界觀的推手。

卻少有人能真正以身心障礙者的視角理解,通常就連障礙者的家長們觀念也無法逃脫大眾的觀念,認為家中有這樣的孩子,總是矮人一截,想盡辦法遮掩、隱藏。照顧者仍不斷向外面世界發洩與紓壓,而障礙兒童並沒有對外的交流管道,他們面對的往往只有一人或少數人,通常在年少時期,依賴的或許只有身為照護者的家人,不論他們的話語、他們的情緒、他們的期待/不期待,甚至每字每句,就如同年紀還這麼小的恩惠,失去唯一的依靠,那樣的徹夜難眠和嘔吐,因為照顧者是身心障礙兒童的全世界。

用指尖傳達的愛,用真心互相療癒的愛

偽爸爸在植作爲惡的角色出場,一開始只有為了錢接近恩惠,現實生活中他的生活亦並不好過,表面雖然是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的關係,內在他才是被感動、被療癒及成長的人。

每個孩子表達善與愛的方式都不同,屬於恩惠特別的方式,是用指尖傳達的愛,不論是直接用手給他食物吃,或是在手心寫下「眼淚」,恩惠用她的天真無邪和善良感染了在植,讓他重新找到生活的意義。

而我的童年也曾長期住院,因為畫了許多圖卡與寫了一首首的童詩,被護理長發現,讓同層病童們也享受塗鴉的樂趣,使沉重的父母鬆了口氣,沉重的房裡增添一些輕鬆的笑意。

或許因為善良和真心,所以也希望能把自己感受到的美好分享給對方,當無法用言語充分表達更多的心意、感激和愛時,只好用各種難以形容的心電感應和生活默契,使對方明白,你的存在為我的人生帶來了更多勇氣,或許這就是所有小孩愛父母的方式。

每個孩子都是理想型

什麼樣的孩子是「理想型」的孩子?外貌?乖巧?還是班上第一名?

電影中,恩惠和在植之間的互動充滿了溫暖和感動,她既可愛又聰明,儘管失去了視聽能力,仍然保有著天使般的笑容。現實裡,每對障礙者的父母當學會用特別的方式與孩子溝通,並努力幫助融入學校和社會,哪一對親情不令人動容?

這種愛不僅是對孩子,也是對自己的救贖。孩子們用她的天真無邪與真心的笑容回報了父母,這和其他小孩沒有不同,這才是生活的意義。

無限影展的每部作品,紀錄身障朋友每個值得驕傲或轉變的時刻,展現更多元的愛、自信與魅力,這樣的人生經歷是特別且豐富的,誰能不喜歡這麼精彩的電影。

最後,我的表姊正經的和我說:「每個媽媽只希望自己的小孩,快快樂樂!平安長大!都是最珍貴的寶貝,不是嗎?」


【2024無限影展】https://www.limitless-film.taipei/?gad_source=1&gclid=Cj0KCQjwj4K5BhDYARIsAD1Ly2owGQS3VBYFbkJcUM4HYXQYPnAZs9FKl79-ewladW5Pg38lUYS6WjUaAlarEALw_wcB

無限影展是台北市勞工局重建處主辦,公共電視承辦。

以關懷身心障礙者就業權益與社會平權為目的的影展。

免費索票報名~索票方式如下

影展時間:

10 月 25 號 開幕首映暨音樂會

10 月 28 號~11 月 10 號

大放映地點:

三創生活園區 5F Clapper Theater

(台北市市民大道三段2號)


轉載自https://vocus.cc/article/6708aed8fd897800015c9fa8

機智生活的視障者

作者:江家欣 (社會工作師 /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博士生)

本文是由關懷障礙權益之明眼障礙研究者,閱讀藍介洲所撰寫的《視障者的機智生活》後進行讀後整理,再結合自身所蒐集之資料而成的台灣視障者生活現況反思。

作者致謝:
「特別感謝視聽障朋友靖騰、視障朋友玉緯及禹豪,提供寶貴的經驗與知識,讓這篇文章在障礙者的視角下更加完善。」2024-10-18 updated

壹、 一本視障者所寫的書


選擇這本書做為反思的參考,是因為台灣以障礙者為主體的書籍原本就少,更遑論由障礙者所撰寫之書。藍介洲不僅僅是全國首位全盲社工師、台灣大學社工所博士、也是現任中華民國視障者家長協會秘書長,更是一位後天全盲者。他以障礙者本人的立場進行書寫,讓障礙者的經驗不再「假他人之手」被迫二手轉譯,更能向大眾直白展示視障者感知的世界。


說到這裡,應該很多人會好奇,視障者究竟如何閱讀?又如何進行書寫呢?以下我們將分別由視障者的閱讀、書寫、外出、娛樂及其與社會標籤的互動進行討論。

貳、 視障者也可以「讀」書


以衛福部於2024第2季所公布之官方資料可知,我國目前身心障礙者總人數約1,223,392人,其中194,240為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者,換言之,我國障礙族群中約有15.88%的人口為廣泛的感官障礙者,其中,視障者又可以分為具有剩餘視覺,可以看見粗大影像或者模糊輪廓的低視能者,及大眾較為熟悉的全盲視障者。


以低視能者來說,依據不同的障礙程度,可以藉由平板、擴視機、放大鏡等輔具進行閱讀。然而,全盲者該如何閱讀呢?作者藍介洲告訴我們,除了最傳統的視障輔助人力外,全盲視障者也有自己的閱讀法寶,在此區分為智慧型手機、盲用電腦,以及點字和有聲書。


拜科技進步所賜,目前的手機只要開啟「視覺輔助功能」,當事者輕觸手機螢幕,手機就會跟著指尖滑動的位置一一報讀。如同作者藍介洲所述:


「智慧型手機就像盲用電腦一樣,讓我們視障者在資訊社會裡也可以「看到」各種文字或網路訊息。但美中不足的是,目前對於照片的辨識能力還極為有限,我們還是沒辦法知道「網美照」裡的人物與景色,到底有多美。(p.43)」


不過,針對無法知道景物多美這一點,在科技突飛猛進的今日,拜AI所賜,如今只要搭配適當的指令,就可以由AI產出人性化「口述影像」,相關工具包含蘋果系統的『旁白』、安卓系統的『TalkBack』、Be My Eyes 的 Be My Eyes – Helping blind see、Microsoft Corporation 的 Microsoft Copilot,及最常見的 ChatGPT。。


舉例來說:當我向ChatGPT表示「我是一位視覺障礙者,可以請你幫我口述影像嗎?」,並且貼上下圖(照片為本文作者江家欣所攝)時——


我得到的回應如下圖:

再舉例,當視障者出門在外,需要有即時的口述影像時,使用Be My Eyes的Be My Eyes – Helping blind see拍下欲轉譯之畫面,就可以得到以下口述資訊。(照片為本文作者江家欣在咖啡廳拍打貓咪屁股時拍攝)

所以,在科技與社會的交織下,視障者的經驗與想像便能在科技的擴充下,突破環境的重重限制。


盲用電腦基本上就是一台加裝了輔助軟體的筆記型電腦,不論外觀或重量都與非障礙者使用的電腦毫無二致,他的主要功能在於將電腦螢幕上面的文字唸出來,並且可以依據視障者的喜好調整語調、語速及語言。所以,不論你今天想聽的是女人、男人、老人或者小孩的聲音,盲用電腦都可以做性別與年齡的自由時刻轉換。不過,盲用電腦畢竟只是機器,只表音不表意,就可能造成如「“我解脫了”和“我姊脫了”」傻傻分不清楚的尷尬情境。


另外,盲用電腦也可以搭配點字觸摸顯示器使用,讓視障者除了聽書之外,得以用觸覺的方式,將盲用電腦上面的文字轉換成點字,「摸」出訊息。


然而,在此我想提出兩個值得反思的點,第一、盲用電腦只有國際化,卻沒有本土化 ; 第二,科技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從屬關係。


針對第一點,因為目前盲用電腦軟體多為國外所設計,所以視障者在使用盲用電腦時確實至少有80幾種語言可以選擇,包含葡萄牙文、越南、印尼文……等,但,這80多種語言卻不包含閩南或者客家語,只能期待國內展開與工程相關人員的跨域合作,為本土障礙族群的福祉作出突破。


第二,在科技尚不發達、資源過少的年代,視障者想要閱讀就只能仰賴他人的協助,倘若朗讀者語速過快、咬字不清或者視障者因反覆思考而必須重複閱聽,就必須看閱讀者的臉色獲得資訊。然而,當盲用電腦出現,無論視障者想要聽幾次朗誦,盲用電腦都可以不厭其煩的一字一句為你朗讀,不再需要看人臉色求人辦事。這就是科技的好處,改變人與人之間從屬關係的同時,更讓障礙者與身邊他者不再有上下關係的壓力,閱讀得更自在。

點字(原名 Braille,為 Lois Braille 於 1830 年發明),中國稱為盲文,但台灣多以點字稱呼,其由六個小點組成。點字和手語一樣,可能因地域而有所不同。舉例來說,雖然中國和台灣都使用中文,聽覺上相同,但點字的使用卻不同,因此台灣的視障者在香港或中國,可能仍會因點字系統的差異而遇到障礙。另,有聲書就如字面所示,是有聲音的書籍,這裡不再贅述。


最後,除了上述三種法寶外,台灣目前郵政系統的「瞽者文件」更在可近性上大幅降低了視障者借閱國內圖書的阻礙。所謂瞽者文件,就是政府各公私立單位要寄送給視障者的有聲書或者錄音資料,都可以享有免郵資的服務,而視障者把資料閱覽完畢後,只要將資料原原本本地裝回原信封,就可以將文件免郵資寄回郵寄單位。所以「視障者想借什麼點字書或有聲書,只要打電話給視障圖書館,他們就會用印有「瞽者文件」的包裹寄給我們。當我們讀完這些書,我們一樣將這些書放入原本來的包裹,再寄回圖書館就可以了!(p.61)」


綜上所述,視障者在語音輔助軟體、盲用電腦、點字觸摸顯示器輔助下,不論是上網查詢文件、臉書發文,甚至成為書籍的作者,都是可以做到的。

參、視障者外出


凡人都有外出的自由與權利,然而在台灣行人的路權卻是出了名的糟糕,對視障者來說更是有如「行人地獄」。因此,在現有制度尚不完備的情況下,視障者都如何外出呢?


最常見的方式之一是聽聲過路,而聽聲又分為兩種。第一種是找到電線桿上面的有聲號誌按鈕,按下之後聽取聲音辨認通行時機。台灣目前以「布穀聲」及「鳥鳴聲」分別代表南北及東西向可通行,「蟋蟀聲」則為行人專用,然而,台灣的有聲號誌不僅稀少、故障率高、設置位置不便於視障者使用、車輛噪音過大難以聽聲、更會因為夜晚車流減少背景噪音降低,而於夜間遭到民眾投訴聲響擾民。第二種,便是找不著有聲號誌,又沒人幫忙,只能用力聆聽車流無奈前行了。


再來就是友善的人導法。我國衛福部社家署CRPD人導法的宣導短片便已經表明,官方帶路法為「問、拍、引、報」。簡單來說,如果我們在外遇到獨行的視障者你想要協助他,第一步就是「問」,詢問視障者是否需要協助; 如果視障者表示願意接受協助,那就進入第二步「拍」,輕拍視障者手背,讓他知道你的相對位置; 第三步「引」,就是以至少半步至一步的距離引導視障者行進; 最後一步是「報」,以口述的方式告知視障者高低差、坑洞及障礙物。當然,除了上述官方操作方法外,也有許多民間的自創法,像是用聲音控制障礙者行徑方向的「聲控法」、站立於視障者後方推著視障者前行的「人肉盾牌法」,更有以白手杖作為橋梁的「老農牽牛法」。

然而,雖然各個方法都是出於善意協助,卻往往忽略對於視障者是否真正友善。舉例來說,「老農牽牛法」雖然可以避免肢體接觸的尷尬,又可以讓視障者跟著引導者調整行徑,維持安全,但是白手杖基本上就是視障者的「類雙眼」,當引路人將白手杖作為與視障者之間的橋梁,不異於剝奪了視障者看見世界的重要工具,反而會使得視障者更加缺乏安全感。


最後,除了上述聽聲過路及人導法,還有最可愛的導盲犬可以協助引路,然而導盲犬的訓練、配合以及注意事項又是另一個大學問,就不在此贅述。

肆、視障者的娛樂


以靜態遊戲來說,視障者也可以下棋、打麻將、玩撲克牌,只不過是參與娛樂的工具有所不同。

以撲克牌來說,視障撲克牌的每張卡牌都會有點字,每局結束都會亮牌並且唸出來給同玩者聽,這樣不論弱視或者全盲都可以一同參與遊戲 ; 而針對象棋與圍棋之類,視障者的棋具都經過特殊設計,例如棋盤有凹槽、棋子有花紋,這樣視障者在下棋的時候,不僅可以辨明棋子,棋子也不會輕易滑動。此外,與明眼棋局不同的是,視障者下棋必須時時說出自己落棋的位置,這樣對手才能摸棋確認,當然也有些資深的視障棋手,因為經驗老道,便乾脆口述下棋,連棋盤與棋子都免了。


以介於動態與靜態之間的博物館參與來說,視障者可以著重觸覺與聽覺做出「非視覺美學」的多重體驗,例如至動物園及故宮旅遊時,館方可以依據動物或者展品的外表、重量、毛髮、粗細、材質……等製作替代展品; 如國立台灣美術館近年所開展的非視覺探索計畫,讓「社群共賞」(social view)成為可能,同時讓視覺不再成為社會參與的唯一方式。

最後,諸如跳繩、舉重、爬樓梯、吊單槓、騎飛輪、登百岳、泳渡日月潭、玩三鐵、攀岩、或者騎車環島,只要有適當的協助,例如專業陪跑員或者領騎志工的加入,就可以讓運動真正「全民」,而不再因環境而被迫「不可能」。

伍、 視障者與標籤的互動


視障者其實不是非得戴墨鏡,有些人是因為眼球萎縮、損傷或摘除,覺得不美觀才會戴墨鏡,但是,有些人則是為了「避免誤會而戴」,這些常見的誤會可能包含坐博愛座的時候看起來不像障礙者而被側目或辱罵,或者如同藍介洲於《視障者的機智生活》所分享的,外出吃飯時眼神不自覺朝著專注聆聽的地方看去,造成餐廳鄰座客人以為視障者一直在瞪人的情形。

所以,為了避免以上不愉快的生活插曲,有些視障者就乾脆以墨鏡「為自己貼上標籤」,省得麻煩。


「平心而論,戴墨鏡或許會有標籤化的可能,就像白手杖一樣。墨鏡長期下來,已約定俗成,成為我們視障者的重要標誌之一。但有些時候為了避免誤會,我們似乎還是有必要向這個社會主動宣告自己視障的身分,為自己貼上視障的標籤,以求明哲保身。(p.213)」


這是一件令我特別訝異的事情,在障礙研究裡面,我們總是致力於撕下標籤,所以我從沒想過「主動」利用標籤以明哲保身,算是以障礙經驗擴充了我對障礙及其標籤互動的另一種想像。

陸、 結語


《視障者的機智生活》是一本輕鬆且易於閱讀的書,台灣視障者相關的資訊網路上也不難搜尋,但是我在閱覽相關資訊時,仍然會對自己的無知感到驚訝!原來視障者除了白手杖還有這些輔具、原來視障者有這些有趣的娛樂器材、原來視障者可以和標籤有如此不同的互動……這些都是嶄新的發現與學習。

最重要的是,撰寫此文進行整理的過程,讓我重新省思到,障礙者的「不能」往往源自於社會對障礙者扁平化的想像,無能化又嬰孩化的預設立場,以及社會對於自身障礙認知有限的意識缺乏。然而,不論是閱讀、書寫、娛樂、交通、運動,甚至戀愛或育兒,只要資源到位就沒有人「不能」,真正障礙的是這個使人障礙的社會,以及使人障礙又缺乏共融的思維。希望這篇短短的反思,能夠淺白簡易的讓大眾一窺台灣視障者的生活,同時擴充大眾對社會共融可能性的想像。

殘障驕傲月隨筆

文:胡鸞嬌(布蘭迪斯大學Lurie殘障政策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Disability Without Borders/殘障無國界社群發起人),電郵:aggiehu@brandeis.edu 或者 aggiehu@terpmail.um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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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是美國的殘障驕傲月,因為《美國殘障人法》(常被稱作ADA,即法律英文的首字母縮寫詞,編輯註解1)在1990年的7月26號正式被簽署成為法律,保護殘障人不因身體損傷而受到不公待遇。

ADA規定,殘障人士「在工作、使用州和地方政府的服務以及在對所有人開放的地點購買物品和服務時,享有與其他人相同的權利和機會」。

我身為一名在美國學習和生活近11年的中國殘障者,也受益於《美國殘障人法》的通過以及美國這邊殘障意識相較全球其他地方更包容的社會文化氛圍,這些成果與殘障者以及其同盟們(allies)的持續抗爭倡導密不可分。


多年前,我因為在大學時期看美劇學英文,偶然看到美劇《老友記》(編註2)中的一位假肢使用女性Ginger的呈現(我自己也戴假肢),而開始想要來美國學習生活的念頭。劇中Ginger是一位白人女性,作為一集中的客串演員,與主角之一錢德勒約會,Ginger的假肢使用是她個人特點之一,在劇情中,她的殘障與勵誌、悲慘、博人同情沒有任何關系。

然而,劇集中看起來瀟灑、日常可以穿高跟鞋的假肢使用者Ginger,被編劇安排成一位帶有明顯偏見(她嫌棄錢德勒的某個身體特征)的普通女性,這其實也挑戰了某種殘障者的刻板印象,在許多電影電視或者媒體報道中,殘障人士通常要不是品德高尚、不會歧視ta人身體特征的正能量道德楷模(身殘誌堅),要不則是邪惡醜陋的化身。《老友記》的拍攝時段,是在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大學時期的我,對這種偏離國內勵誌主流的、日常而隨意的殘障女性形象印象深刻,說受到震撼也不為過。


多年後,我如願以償,本科畢業工作幾年後有機會來美國,學習工作生活多年,對這個國家的殘障融合社會文化氛圍更有切身體會。這些年我看到殘障融合在美國不同領域和實踐的發展,尤其是在我所處的高校系統(編註3)和學界中,也接觸到很多美國的殘障人士(由於與中國不同的殘障定義,美國殘障者在總人口中的比例相較中國高很多,超過20%),ta們大多有著非常好的教育和發展機會,社交,學習,工作,旅行,參政,參與社會生活方方面面,不用糾結於大學錄取、考公務員或者教師資格證是否有體檢政策。

在ADA施行三十多年後的美國,殘障融合方面有很多進步,但也仍有非常多的不足之處,需要提升的空間和領域都大大存在,殘障者在美國社會中仍然面臨不同的挑戰。例如,在各級教育體系中,殘障學生們的就學體驗,ta們是否有足夠支持和歸屬感,殘障教職員工在教育系統中的工作體驗又如何;在醫療服務系統中,殘障人士所遭遇的隱形或顯性歧視,昂貴的輔具和醫療服務,不夠完善的無障礙系統支持,以及醫護人員的殘障意識都有待提升;在社會福利保障體系中,有居家服務需求的殘障人士是否受到尊重和滿足;在公共交通系統中,殘障人出行仍然遭遇許多障礙(例如輪椅使用者經常遇到輪椅遭航空公司損壞的情況)等等。許多中文世界讀者看到的,是殘障服務在其他國家更加完善、人性化的呈現,但很少看到不同國家的殘障融合體系仍是千瘡百孔的現狀,很多殘障者(尤其有其他弱勢交叉身份的人,例如非白人殘障女性,殘障移民,或殘障窮人)(編註4)仍面臨很多日常挑戰,或需要不斷抗爭和倡導。


七月也是我開始做「殘障無國界社群/Disability Without Borders(DWB)」的月份,因為在美國的學術經歷和閱讀,我深知殘障社群對個體的重要性。2018年7月10號,我因為和紀尋(「奇途無障礙」創始人)的線上交流,受到啟發,繼而發起殘障無國界/DWB社群。最初是邀請一些在海外的中國殘障者,或有海外經歷的中國殘障者,從一個小的社群開始,隨後不斷擴大,也邀請了更多坐標中國本土的殘障或非殘障者。

我利用自己在美國高校以及國際組織的位置和資訊優勢,也因為從事殘障研究,與不同地區從事殘障工作的朋友有聯結,由此開始,在社群中不斷分享有關殘障的國際資訊和資源,包括殘障相關新聞、活動信息、獎學金和職業發展機會等,也盡力支持社群成員(尤其是殘障者)去申請不同的學習和發展機會。這種持續地資源和信息分享,除了本身信息分享之外,也意在引導和鼓勵。這逐漸形成某種社群文化,在此氛圍中,其他社群成員都分享了許多ta們所接觸的資訊,由此DWB形成了一個相對自足且獨立的社群,而非僅是發起人的行為。除了在社群內的許多自發或引導線上討論和對話,DWB也有幸得到多方支持(包括「武漢東湖公益服務中心」,以及不少用愛發電的志願者們),每年成功舉辦一些社群活動,增加社群成員對相關殘障主題的認識,也促進社群中個人間的交流、聯結和了解。


2018年開始DWB社群時,我曾寫到,「天賦常常有,機會卻不是這樣(Talent is universal, opportunity is not),這是記者Nicolas Kristof的一句話。牛人普通人都需要支持(編註5),合作,資源支持也好,平臺和社群提供也好,這樣大家做的事情才能有更大的影響力。希望這個社群能夠讓大家接觸更多的信息,促進大家的發展,以及互相之間的交流與合作,讓做障礙研究、倡導、發聲的個體不要覺得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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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8到2024,六年時間後,DWB如今有超過600名成員,大家坐標天南海北全球各地,共享對中國殘障融合的關註。而近期,DWB不幸失去了一位許多人愛戴的資深成員和長期支持者—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張萬洪老師。

殘障無國界DWB社群能夠發展壯大,有賴於像張萬洪老師這樣的前輩的長期工作積累。DWB組織的線上活動,張老師也從來都是大力支持,他讓自己所領導的東湖公益服務中心給我們活動提供手語翻譯和速記支持,他自己也會抽空來參加活動,發言,從他法學背景和更年長的研究和行動者視角出發,分享自己為何會來參加活動以及參加活動的感受。

一位殘障機構組織者朋友和我說,ta第一次見到張老師也是由於DWB線上的活動,隨後在武漢的活動與老師線下見面,聽到張老師去世的消息,ta難過地哭了一天,倒不是因為和張老師的私人關系很深,而是其他,包括朋友認為「這樣一個人的存在,對於中國殘障人事業的發展太重要了」。我深以為然。張老師在他的生命中,積極影響、支持了無數的人,包括我在內。我為DWB社群有像張老師這樣的前輩和成員而感到驕傲,也希望能夠將DWB持續做下去,發揮這樣一個「以信任為基礎」(引自張老師在2020年DWB線上活動的發言)社群網絡的作用,最大限度地支持中國殘障事業的發展。


七月已過半,這個世界因有張老師這樣的殘障者、組織者、學者、引領者而更加美好了一些,希望我們後輩從張老師那里接過棒,帶著前人積累的智慧和經驗,繼續無畏前行。

胡鸞嬌,2024年7月15號,於美國康州紐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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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凝視深淵:「怪胎秀」(Freakshow)與「健全主義」的對話

邱春瑜*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副教授

「老師,你有看到上星期推特嗎?有人討論一對連體嬰其中的一個姐妹結婚後如何跟先生進行性行為的討論呢!」(https://twitter.com/enews/status/1774951456367628362?lang=en)

這幾週我在全英語碩博合班的融合專題課上,有學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正好這幾週講到「健全主義」,想起2013年我第一次去參加SDS( 也就是「美國障礙研究學會年會」)的主題就是Freakshow,於是把這個主題加進課程中也順帶整理了一下我內心的疑惑。到底異於常人的身體帶來什麼樣的生命經驗?


看到與大多數人不同身體的驚奇,不是現在才開始的。17世紀查理一世的王后亨利耶塔瑪莉雅寵愛宮廷侏儒(court dwarf),Jeffrey Hudson。從此開始,就有將身體明確不同的人放在公眾場合供人觀看的歷史。在19世紀中期PT Barnum於馬戲團表演中有計劃的網羅訓練這些人們,將身體或生命經驗都商品化;The Siamese Twins (十八歲時出道的連體嬰兄弟,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Chang-and-Eng ),還有General Tom Thumb都因此留名(https://lostmuseum.cuny.edu/archive/exhibit/thumb/),甚至獲得英國女王的接見(http://vichist.blogspot.com/2011/03/short-visit-general-tom-thumb-calls-on.html)。

雖然沒有確切數據,但據說怪胎秀在1900年前後達到極盛。雖然因為優生學將異樣的身體視為對社會帶來威脅的危險、戰爭的爆發以及人權抬頭,怪胎秀當道的時間並沒有想像中的長久;但在近年電視實境秀(如TLC會有的沈重人生、小夫妻的天空)、大型歌唱舞蹈競賽流行的時候,似乎又帶起來怪胎秀的復甦。而且這次不僅僅是異樣的身體,連不同於常人的心靈都可能變成注目的焦點。

除了馬戲團主靠著行銷部分帶來豐厚的收入,對於在當時無法取得一般工作的這些肢體異常者,事實上的確有部分表演者因此確保了生存之道。

剛剛提到的連體嬰兄弟跟General Tom Thumb甚至靠著見面握手、讓人碰觸就能有富裕的生活。但這樣將異樣身體當成吸引凝視的方式,也讓許多人開始把異樣身體及其帶來的的生命經驗視為公共財,而進一步覺得詢問隱私問題是可以被接受的。


事實上,十七世紀的歷史學家發現,在路上行乞時大約只有30秒時間掌握金主目光,身體的殘缺越明顯、事實上越有利。但,每每看到才藝秀、競賽中評審或觀眾因為表演者的某些障礙或故事給予誇大的讚賞(就算表演平庸或甚至不理想)時,我的內心也相當複雜。給予不合時宜的讚賞跟鼓勵,也是文獻裡面「微歧視」的一環呢。


很多時候,異樣身體的展現或生命經驗的述說,目的在於公眾教育。在賓州醫學院的Mütter Museum,收藏展出了不少完全無法想像的身體(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1059312774589150)。一開始純是醫療教育、而現在他們也定位在走大眾教育路線。幾年前我路過賓州時去看過一次,仍有不少人參訪的時候抱持的是獵奇的心態在觀看。


這些凝視,希望能被轉變成「公眾教育」的契機,而不是讓對障礙者的隱私探詢變得合情合理。在被「超越障礙」的故事性感動之餘,也希望每個人都能想像跟不同樣態的人一起生活。

生生不息:2023 年東亞障礙研究論壇,側記

黃華彥(台灣障礙研究學會秘書長) 執筆 / 周怡君(台灣障礙研究學會理事長) 審定

導言

2023 年東亞障礙研究論壇由南韓障礙研究學會(Korean Society for Disability Studies)主辦,為期 10/27-28 兩日,論壇地點為南韓首爾永登浦區的一個專為研究和倡議障礙議題的議會廳( 位於Uisagang-daero 22),離國會議堂很近。 身為台灣障礙研究學會秘書長,我很榮幸藉此難得機會,與國內外(南韓、日本、中國和歐洲)障礙議題倡議者和學者交流,並在人生第一次踏進南韓的同時,品嘗到韓國本地道地日常料理以及韓國版的異國料理。雖然在書寫記事的當下,已經離論壇快三個月,但是當時所經驗到的點點滴滴,仍然記在心頭。因此,感謝學會給我這個發聲空間,回顧去年東亞障礙論壇經驗,並展望今年10月由台灣主辦的東亞障礙研究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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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雖然論壇時間為 10/27-28,但是主辦單位貼心地在10/26晚上舉辦一個歡迎晚餐(welcome dinner),地點位於 GLAD Hotel。晚餐開動前,南韓障礙研究學會安排大約一小時的時間,一方面悼念近期過世的日本學者 Taitewa Shinya ,簡短介紹生平和對於東亞障礙研究的貢獻,另一方面則參與四國的領隊簡短致詞。台灣代表團由台灣障礙研究學會理事長暨東吳大學社會學教授 周怡君老師 致詞,感謝南韓主辦單位在疫情之後第一次主持論壇,以及向同為受邀參與者的日本和中國代表團致意。晚餐以自助餐形式進行,主辦單位特別邀請怡君老師和我加入主桌,我們在享受美食和美酒的同時,與剛好分配在周邊的南韓和日本代表相談甚歡。(1. 照片)

2. 論壇第一天(10/27

2023年東亞障礙論壇的開會典禮,首先由南韓障礙研究學會理事長 Dong-Suk Lee和南韓國家障礙者圖書館館長(Director General)Jong-Phil Won致詞。在簡短的致詞之後,主辦方播放弔念 Taitewa Shinya教授的紀念短片,並由 Gwanju大學教授 Hee-Kyung Jung 回顧 Taitewa教授對於東亞障礙研究和論壇之重要貢獻,以及自身與 Taitewa教授之工作和私人情誼。(2.1照片)

開會典禮後有兩個精彩的 Keynote Speech。第一篇演講主題為「聯合國障礙者公約第九條的意義」,發表者為南韓 D’Light 法律顧問團理事長 Won-Hee Cho。第二篇由南韓國家障礙者圖書館的政府代表 Bo-Sung Jang發表,主題為「資訊進用的意義和挑戰:數位權利的標準和能力」。(2.2 +2.3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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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第一天早上和下午分別有兩個session。早上session主題為「環境:圖書館中的資訊進用」,由南韓視障者聯盟理事長暨Chosun大學特教學教授 Young-Il Kim主持。此session共有四個精彩的專題報告。首先是由南韓國家圖書館的政府代表 Kyung-A Shin發表的「圖書館資訊進用環境:障礙者在圖書館資訊進用之變遷」。第二位發表者為日本國家圖書館行政部代表 Kaname Uemura,發表題目為「如何增加電子書的可進用性?日本國家圖書館目前的策劃」。

第三位發表者為本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所碩士班研究者 李坤融,題目為「障礙者身份學生在使用大學圖書館上的進用性討論:以北部一間國立大學圖書館為例」。

第四個主題是「沙漠中的綠洲:中國圖書館的視障者服務之立法和實作」,報告者為目前就讀於台灣東吳大學的中國籍法學博士候選人 Jin Xi。

在早上的session結束後,(兩天)中午的兩個小時休息時間,各國代表在享用道地韓式簡餐之後,也參與大會安排的 poster session。本次poster發表者相當的多,除了台灣的 2 組(周怡君理事長和我),日本總共有18組,南韓則有 5 組。與 session採用口譯(報告者用自己國家官方語言,並同時有三個語言的口譯者)的方式不同,poster的語言是英文,與聽者的分享也是透過英文。與 session 另一個不同之處, poster 發表沒有順序,發表者站在自己的poster前面,直接與有興趣者介紹內容和交流意見。

下午的session主題為「政策:大眾傳播的可進用性和政策」,由日本立命館大學生存學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Nagase Osamu 教授主持。第一位發表者為南韓Songsil 網路大學傳播和寫作系講師 Gui-Hee Bang教授,主題為「增進障礙者參與大眾媒體的措施」。第二個發表主題是「日本在資訊進用政策上的不足」,由日本障礙研究學會理事長暨Shizuoka大學特聘教授 Jun Ishikawa主講。第三位發表者為中華民國聲輝聯合會秘書長江以文,題目為「台灣非手語聽障者在進用資訊上的挑戰」。

第四位發表者為武漢東湖社會發表學院院長暨香港大學法學系訪問研究員 Ding Peng ,主題為「媒體之進用性:權利意識和法律充權」。

在第一天論壇表定 session 結束後,台灣代表團受邀參加由中國代表團主辦的會後新書 Disability, Sexuality, and Gender發表座談,該書與歐洲學者合作出版,收錄數篇討論中國障礙者在多重壓迫(特別是性別、性向和康健)交織(intersectionality)下複雜處境的英文論文。座談會後,我們受邀到附近一家義大利餐廳聚餐,與各國障礙倡議者和學者享用美食美酒,嗨到莫約晚上九點才回旅館大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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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論壇第二天

本日早上和下午分別有兩個session,早上的session主題為「教育和資訊分隔:各種資訊技術(包括網路、ICT、loT等)之進用性」,由日本立命館大學生存學研究所特聘副教授 Kawabata Miki 主持。第一位講者為Soongsil大學社會福利教授 Kyung-Mee Kim,演講主題為「障礙者和非障礙者之間的資訊分隔:以Covid時期的不對等影響為例」。第二個報告主題為「Covid-19大傳染時期的資訊進用之技術層面:以生存學研究推動的計畫為例」,由三位日本學者共同報告:Otani大學資深講師 Shoji Hashiguchi、立命館大學獎助研究員 Ryohei Nakai、立命館大學生存學研究生暨研究助理 Tomohiro Yasuda。第三個講者為Edinburgh大學 科學技術和創新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林昱辰,主題為「聲音的傳遞:數位介面上的另類傳播技術之發展和挑戰」。第四為報告者為中國 Minority Voice組織的共同創辦者和理事長 Shen Chengqing,報告題目為「中國教育可進用性的立法和實作」。(3.1 照片)

下午session的主題為「發展障礙者的另類資訊進用:以易讀為例」,由Tsukuba大學博士暨南韓Research for Together Life團體理事長Mi-Jung Lee主持。第一位報告者為韓國People團體理事長 Yun-Kyung Moon,報告主題為「易讀文本的重要性」。第二位報告者為立命館生存學研究所副教授暨Kyoto Sangyo University訪問學者 Satoshi Horikawa,主題為「易讀選舉資訊的進用:從發展或智能障礙者談起」。

第三位和第四位報告者皆來自台灣,分別是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專員 汪育儒,以及智障者家長總會社工 翁亞寧,前者演講主題為「易讀在台灣的推動」,後者的主題是「智能障礙者在台灣文藝場域的易讀實作」。此場次之所以有兩位台灣代表,是因為本學會在審查論壇投稿時,同時考量到兩篇論文的優異品質,以及兩個講者分別代表的倡議團體對台灣易讀運動的貢獻,因此 台灣障礙研究學會理事長 周怡君老師 特別要求南韓主辦單位,破例讓台灣在本 session 能有兩個發表者。

在兩位來自台灣的演講者之後,第五位報告者為中國深圳Autism學會理事長 Huang Yi,報告主題為「與發展障礙者的溝通方式學習」。(3.2 + 3.3 照片)

在兩個 session 之後有閉幕儀式,接著即是各國代表的簡短會議,首先,由南韓主辦方的感謝日本、中國和台灣三方的熱情參與,各國也感謝南韓主辦方的辛勞。進而,由負責主辦2024年東亞障礙研究論壇的台灣方 — 由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聯盟代表汪育儒和 台灣障礙研究學會理事長 周怡君 代表,向另外三國代表進行簡報。在誠摯歡迎各國代表今年十月蒞臨台北後,兩位台灣代表也將2024年論壇計畫書呈給各國代表,並得到各國代表的同意。(3.4 + 3.5  + 3.6 照片)

小結

今年榮幸以台灣障礙研究學會秘書身份參加2023年東亞障礙研究論壇,首先感受到實體方式進行會議,與過去兩年不得不採用的視訊方式相比,還是面對面的交流較能助於跨越各國代表之間的文化隔閡,讓參與者在 session、poster和會議中不同互動場合的經驗分享深刻和活潑許多。

同時,我們也感受到口譯以及其他溝通技術在過去幾年的大幅進展,這似乎是 COVID-19 疫情所帶來的非預期結果。最後,再次感念日本 Tateiwa Shinya教授對東亞障礙政治在知識、實作和制度上的重大貢獻,透過見證其榜樣,讓我們在推動台灣以及東亞障礙研究時得到了勇氣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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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RPD – An Article(24) of Faith 「越融合,越隔離?」

貴賓的攝影者:徐一騰(台師大特教所博士生)

演講時間:112年5月26日(星期五)上午9點30分至11點30分

演講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博愛樓一樓116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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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跟大家分享一本好書:The End of Poverty。在舊金山比較教育的研討會上,邀請了本書作者當主講,如果Google關鍵字Jeffrey Sachs、The End of Poverty就可以看到。研討會是在一個舊金山有名的講堂(簽署人權宣言的場地)進行。研討會中,作者把講稿放下之後,走向聽眾說:

「我很欽佩各位教育家,但我對你們有個不滿的地方,就是你們太友善、太有禮貌。現在有這麼多的孩子在接受教育上受到挫折,為什麼你們沒有上街?為什麼你們沒有怒吼?」

有很多保守的作法,讓我們滯留不前。COVID之後,許多孩子沒有回到教育現場。這些數據,其實非常驚人。有很多流離失所的孩子,可能是因為天災,可能是人禍(戰爭)、貧窮、宗教等原因,造成孩子無法回到學校。

如果要談融合教育,我們可能要先從了解「隔離」開始說起。我可以談談英國跟澳洲的狀況,然後或許各位可以當我的老師告訴我這邊的狀況。

“Inclusive education is to be understood as:

(d) The result of a process of continuing and proactive commitment to eliminating barriers impeding the right to education, together with changes to culture, policy and practice of regular schools to accommodate and effectively include all students.”

-CRPD General Comment 4: Article 12

CRPD是一個融合教育的漸進實現。我現在住在英國(之前長居澳洲),今年三月二號公佈的計畫: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and Disabilities (SEND) and Alternative Provision(AP) Improvement Plan,是為改善特殊教育需求與障礙還有替代計畫趕上的計畫:政府正在為特殊需求的兒童創造更多的資源。

我從來沒有要妖魔化特殊學校,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澳洲的新聞

https://www.canberratimes.com.au/story/6045581/autism-cage-timeline-from-canberra-classroom-to-the-united-nations/。地方新聞報導了一所小學要蓋游泳池。校長想找個承包商來蓋個籠子,使得小孩不會不小心跌下去而淹死。下圖感覺就是一個教室的照片。想像我們走進一間教室,如果看到這樣的畫面像什麼呢?報導說道學校為了讓一個自閉症孩子可以留在教室,就把他關在這個籠子裡面。你的反應是什麼呢?驚恐?

(籠子圖片如上。

籠子圖片如上。拍攝地點:ACT(這是澳洲首都坎培拉的別稱),拍攝地點: March 10th 2015

讓我告訴你,家長並不知道這樣的事情正在發生,他們也是聽別人說的。想像一下如果那是你的孩子?這很複雜的原因是因為其他孩子有看到,其他家長知道,其他老師也知道,忽然間好像大家都默認這是合理的事情。因為自閉症孩子的挑戰,這樣子做是被允許的。這之後發生什麼事呢?

其他家長還有其他關心這議題的人開始倡議、討論,雖然其他孩子沒有真的被關在籠子裡,但他們好像也待在一個受到限制的環境,這樣是OK的嗎?所以後來就開始尋求政府部門經管的範圍開始試圖解決這些問題。聯邦政府的皇家委員會開始設立警訊跟守備的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學校對待障礙學生的應對跟處置。

「軟釘子」是很多家長帶孩子要進入學校碰到的狀況:「我們很願意接受您的孩子呀,但隔壁學校好像比較適合喔~」這種情況其實很常見。教育部作為主管機關,知道這種情況,儘管知道這樣是不對的,但是並沒有任何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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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有超乎比例的障礙學生被管束、缺課太多、有很多的限制。我一開始提到,英國和澳洲對於自己提供融合教育是非常自豪的。因此該位校長說,為了讓學生可以接受普教,我們也必須要做出調整,可能像是延長考試時間。但實際執行跟理想是有差距的。

我在昆士蘭教育部的時候,就有碰到家長說孩子試過融合教育但不成功,在特校至少還不會被霸凌。但是把學生們帶出去,到隔離的場所,這並不是選擇。對我來說,沒有任何一間學校應該有學生被霸凌,對吧?學生應該學習到多元的價值。

我不知道台灣怎麼樣,主流是什麼?在我的生活裡,白人男性就是個主流,而對障礙學生來說,他們的日常是低預期。因為當老師發現到學生有某個障礙,似乎就把這個學生的發展安上了天花板,還有不當教學。

我幾年前曾去過School of the Arts Singapore (SOTA)(新加坡的資優學校,專攻音樂藝術舞蹈戲劇)。因為學生在這些創造力領域有專精,而被招到這個學校。在新加坡有很僵化的分軌機制,學生可能就比較沒有機會往其他地方發展。

澳洲也有自己的問題。經費來源往往是一個主要的因素。澳洲有六年六級的經費,所以有時候家長必須誇飾,把孩子的狀況講得特別嚴重才有辦法拿到比較高的經費。家長在接觸老師的時候覺得有很多困難,正式投訴得引用反歧視法,所以經費、申訴都是問題。

現代教育政策其實帶來很多阻礙。簡單來說,教育系統跟融合背道而馳,帶來更多的隔離。

以英國來說,學校互相競爭想要拿到比較高的排名。排名高的話,成績好學生的家長就會把他們送過去。要入學的時候學校行政會想,你會來拉低我們成績嗎?所以像難民學生、不會說英文的學生、身心障礙學生會不會影響到我們學校的排名?

我們可以看到「教育分層」的機制。國家要競爭,所以一層一層影響到最下面的學校,帶來要成功的壓力,同時也給融合帶來壓力。在競爭主義下,學生必須承擔結果。

 波蘭學者Zygmunt Bauman的書Wasted Lives,內容在講連帶損傷。因為勞務外移,可能在國內的勞工職位就不夠了,但政府又說我們看中多元的價值。

我們害怕不同之處(Mixaphobia,「混類混雜」),所以我們也會對難民有排斥。因此,激烈的競爭可能帶來更多人遭到排除。我們共同決定了社會價值、以及甚麼是應該要學的內容。當你離開學校、有可能會踏入職場。當這個勞工市場不一樣的時候,我們要改變學校嗎?

請看上圖。大家可以先看到白痴(moron imbecile)這個字,其實他是根植於文化中的。語言隨著時間漸漸軟化,變得比較沒有那麼尖銳,有些用詞後來就消失了。以同性戀舉例,它也曾經一度被放在診斷之中。這證明這些科學一直在變動,也影響深遠。

如果我把現在的類別放上去,表格應該會超長吧!但什麼時候要停止呢?我們什麼時候要停止診斷、分類學生呢?這也是Sally的主訴:這些分類,是非常強大的。當我們開始分類,不論是否二元,就開始了隔離。那現在我們到底要怎麼辦呢?

教育社會學的教授Ezra Klein論述資本主義所帶來的衝擊。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教育供需,可以說是系統的問題。而當我們解決系統問題,一切都會好轉。當學校教育出現問題,我們採取了最經濟的方式,就是把人隔離。

多年前當我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寫了這本書:The Irregular School。大家以前常講普通學校(The Regular School)、特殊學校(The Special School),感覺把人從特殊學校帶到普通學校就是融合教育了,我並不同意。

我的論點是這樣的:特殊教育學校曾經是個創新大膽的教育改革,訴說障礙學生是可以被教育的。在當代,大家覺得障礙學生無法受教,所以特殊教育學校就是當時的解方,把人帶到另外的地方教育。但這也帶來了無知跟忽視,結果是普通教育無法支持障礙學生,所以這個分隔兩地的方式並不能解決問題。

我們在一個不同的時代了,需要思考如何重整公共資源,用不同的策略、達成跟以前不同的目標。很多人覺得改變是不可能的,但COVID教會了我們,改變是可能而且對我們的存活必要的。我們從沒想過會有這樣的改變吧?融合和連結都是重要的。我們看到隔離帶來的結果。

Manuel Castells,RUPTURE一書的作者談論了不一樣的代價。如果我們在諸多危機之下不再信任政府國家,將會是更大的危機。

那麼我們該如何跟年輕世代一起來解決問題?我們需要怎麼樣的教育?教育者需要怎麼改變社會?

基本上,我們需要民主教育。民主的前備知識就是融合,不能說這些人不屬於這裡。所以教育就是改變人們基本的思考、結構問題、資源分配。

最後和大家分享一句話,「希望就是帶著點心碎的樂觀。Hope is optimism with a broken heart.」願眾人一同努力,讓融合教育越來越好。謝謝。

回應:我有一個學生有閱讀困難,需要很多的支持。在他的博論中,老師邀請他談談自己的經歷,他說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是他拿到診斷的那天。診斷跟分類固然有問題,但是這個診斷讓他有機會去別的學校、被理解他並不是笨。了解損傷(impairment)的本質是很重要的,但是這也同時設立了別人對這個類別的偏見或者成見,所以你有可能會被設限。資源分配也常常跟著分類走。WHO也是這樣運作。我們到底該怎麼樣分類不同的能力讓單位能夠運作,但又不要過度依賴分類來決定資源呢?如果都是來一個打一個,到底要怎麼樣確保下一個人還有資源可以用?這真的超級複雜,我也會感到困惑。在我家來說,雖然研究上我常常講到情緒行為問題跟鑑出率,但我還是覺得,診斷能不能帶來更好的教學才是重點。在澳洲,現在有超多ADHD鑑定出來,也要窮盡資源提供相關服務。治療也是被分類引導的。有個躁鬱症的心理學家有寫書,他說這些科學幫助他選擇一個合理的生存方式。分類其實是反應一個機關運作機制的需求,不過對於認同可能也是重要的。我沒有見過任何一個國家找到關於分類的解方。

回應:這是長期抗戰,要看不同社會對障礙的態度,考量傳統宗教文化的影響,有的時候並不是只有教育本身,很多的時候是回到社會。所以作為研究者,我們可以連結不同的組織,像是UNESCO。可以從外部影響主管機關。仍然會有人認為不同就是個問題,但其實就是要從教育做起。不然你該如何改變別人的態度?

回應:我覺得再次教育是重要的,去談他們沒有想過的健全主義。在隔離的環境之下你無法觀察到健全主義。所以家長團體在這個議題上,先創造隸屬感,然後考量不同人的需求跟可能的貢獻。最創新的創舉或許是邀請障礙者,邀請家長一起參與學校的各種討論跟規劃。這會改變他們的想法。作為老師,該如何跟他人合作?原住民、貧窮、障礙,這是澳洲的三大指標(他們在教育體系,會沒辦法好好成長)中輟、無法升學、性別也曾經是一個關鍵,問題在於父權社會的價值觀還有組織文化。真正需要改變的是這些,而不是個體。我曾設立組織來討論難民相關議題,我覺得要有面對現實社會議題的課程。我也很想說「你做這個就對了」,但其實不太可能。

回應:雖然跟你們只有短暫的交流,但如果有機會再回來跟大家討論,會比較能夠提供具體有建設性的建議。因為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去覺察地方國情的差異。因此目前沒有建議~

我覺得可能是一個起始點。可以找人一起來討論,這個策略是可行的嗎?有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呢?

融合跟隔離其實是要看情境脈絡的。在不同文化、國家都會有不同解讀。要我說什麼會對台灣真正有用就太傲慢了。所以我特別喜歡找大家一起來討論你覺得可能的解決方法。

融合應該要是大家的事情,但他並非常態。我覺得把這兩個體制加在一起並不是解法,需要跳脫框架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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