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大昕 / 高雄醫學大學醫社系教授

有位盲人朋友在月台上等火車，一個陌生人走過來問她說：「你眼睛看不到嗎？你知道我穿什麼顏色的衣服嗎？你眼睛看不到，那你會說話嗎？你會走路，你可以從這裡走過去，再走回來給我看嗎？」當時這位朋友剛失明不久，突然被這樣問一連串問題，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旁邊的人也沒有阻止，於是她就乖乖照著對方的話，在月台上走過去又走了回來。那個陌生人看完之後，很滿意地說聲謝謝，然後就轉身離開了。

不久火車來了，這位盲人朋友坐到車上，覺得自己全身發熱發燙，好像車上所有的人都在看著她。等回到家後，她就再也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她不明白為什麼失明後，就要被人當作像動物園裡的動物一樣對待。

我第一次聽到這件事時，覺得很生氣，怎麼會有這麼無聊的人。但後來發現，以為盲人不會講話的其實還不少。因此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盲人幾乎都是沒有聲音的。臺灣早期傳教士留下來的資料中，盲人都是無聲的助手或是奇蹟的見證者。地方志中，盲人常是哭瞎的老婦人，使不離不棄的媳婦終能成為貞女烈女。而在詩文中，吹笛在暗夜行走的盲女，則是文人抒發感傷情懷的對象。至於這些盲人真正的想法，我們從來就沒有機會真正知道。

當然盲人沒有聲音，並不是發音器官有問題，而是社會環境或意識形態所造成。

過去盲人想說什麼只能透過口述由他人代為記錄，直到打字機出現後，西方盲人才開始能自己書寫。多年前我在STS電子報寫過一篇〈盲人與打字機〉，裡面提到美國發明家Charles Thurber於1843年發明「索柏專利印表機」(Thurber’s Patent Printer)，他向美國專利局提出的申請時，特別註明這台打字機是為了給不方便用筆書寫的盲人使用。1874年C. L. Sholes和他的同儕，設計出美國第一台商業生產的打字機，打字時不太看得到紙張，因此這台打字機也常被稱為「盲人作家」(Blind Writer)。隨著明眼人使用打字機的增加，1895年安得吾公司(Underwood Company)生產出看得到紙張的打字機，因此這台後來便被稱為「看得見書寫」(Writing-in-Sight)或「可見書寫」(Visible-Writing)的打字機。盲聾作家海倫凱勒(Hellen Keller)十一歲學會打字，她便是用這些打字機寫出好幾本書和上百篇文章。

相較之下，東亞盲人的書寫之路就沒有這麼順利。點字是拼音文字，但漢字不是。早期日本盲人學習漢字時，筆畫少的會寫在手掌上，筆劃多就要寫在背上。不過就算這樣學會漢字，盲人要在紙上寫出漢字來還是相當困難。盲人書寫漢字的問題，在打字機或電腦出現後也沒改變多少，因為中文輸入一直需要靠眼睛選字。韓國原本就有拼音的諺文，日本也有假名，因此從十九世紀末開始，日韓盲人便透過點字來學習日韓文。

臺灣盲人學點字也需要一套拼音文字，因此他們是臺灣最早開始採羅馬拼音的一群人，只是臺灣話文運動和後來的研究者都忽略了他們的存在。

隨著電腦功能越來越強大，或許將來先天盲人也可以正確無誤地寫出大部分的漢字來。不過即使如此，仍可能如史比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所說，從屬階級即便出聲說話，他們想要表達的和聽者的詮釋仍然有很大距離。明眼人對於「看」這件事的理解太狹隘，認為「看」一定是眼睛，而且事實一定是自己眼睛看到的那個樣子。〈明盲如何共處〉一文也提到過，盲人用眼睛以外感官所形成的經驗世界，經常是超乎明眼人的想像、難以理解的。我們許多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其實都是制度與物質實作的結果；如果明眼人繼續把自己的社會框架加諸他者身上，盲人即使出聲說話仍然是無聲的。

本文原發表於：https://stshandoru.tw/can_blind_people_speak/

本blog經過原作者授權之後，轉載全文

文 : 戴書擎 / 牡羊座 /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系畢業，現為法律實務工作者

2021年初，我國COVID-19疫情持續升溫，許多行業都因此受到影響甚至停止服務，這也造成許多勞動者無法順利工作賺錢。所幸在政府與社會大眾的努力下，疫情已經受到有效的控制，而許多行業也逐漸開始營運。不過，即使疫情已經趨緩，但仍有一群人依然必須為了無法順利工作而煩惱，那就是身心障礙者們。

因為職場的既有環境與制度的限制，在未經調整的狀況下往往無法使身心障礙者順利完成工作，也因此就必須仰賴政府的「職務再設計」制度來調整，但在筆者兩次的使用經驗後發現，這項制度存在諸多不合理且亟待改善的地方。

在這裡必須先說明的是，雖然在勞動部2020年訂定的「推動職務再設計服務計畫」第5點中，職務再設計所適用的對象不僅有身心障礙者，還包含了四十五歲以上、經醫療院所診斷為失智症以及產業調整支援方案指定產業所屬事業單位的勞工，但囿於篇幅及筆者自身的經驗，本文主要的內容還是以筆者做為身心障礙者的使用經驗為主，並以體驗所遇到或發現的制度問題加以補充說明。

簡單的需求

我因為先天疾病導致視力不太好，簡單來說目前的視力狀況是一隻眼睛只能感受明暗；而另一隻眼睛的視力值不到0.1（也就是看不清楚視力表上面最大的那個符號），所以在閱讀上非常需要仰賴輔助工具。在進入職場後發現，許多設備對一般人而言也幾乎只是「堪用」而已，對身心障礙者更是不符合使用需求。

首先，來說說我的工作環境需求吧!因為視力不好，所以在使用電腦時必須與螢幕逼近接吻的距離才能順利閱讀。

然而普通電腦螢幕與使用者的距離通常都至少隔了60公分以上，所以必須要將螢幕放到我面前來，但礙於一般辦公桌高度都是為了書寫及閱讀而設，如果把電腦放到我面前，那我就必須長期維持蜷縮身體的姿勢才可以閱讀到。可是這樣的調整方式不僅在要用桌面的時候必須一直將螢幕前後搬動，長時間蜷縮身體使用電腦的姿勢還會使身體肌肉發炎甚至導致脊椎彎曲，所以應該可以想像在沒有相應輔具的幫助下我的工作舒適度及品質會有多糟了吧!

因此，我選擇的處理方法就是利用較大的螢幕及螢幕支架來維持正確的姿勢及可視的較大字體，這樣才可以讓我在使用電腦時不僅能順利閱讀螢幕上的內容，還可以維持正常的姿勢。

無任何配套措施的漫長等候

我大概在今(2021)年4月底開始於臺北市工作，因此必須向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申請職務再設計，所以這裡就以臺北市當例子來說明。

在到職後幾日內我就迅速填妥資料提出申請，也順利在4月底完成評估，而臺北市的規定(註1)是從你提出申請後，從訪視評估、補助審查到核定至少應該要於2個月內完成，但在必要時還可以再延長2個月。說到這裡你應該就可以發現，從提出申請開始必須要經過漫長的等待才能知道你到底會不會通過職務再設計的審核，而且這僅僅是「確認你可以進行職務再設計」了而已，有些調整還必須經歷方案的執行後才真的可以使用。所以從申請到可以使用中間至少要等待1至2個月，有的甚至超過4個月，而且有些需要延長時間處理的案件往往性質也相對複雜，使用者的需求通常也可能比較高，但卻必須要等待及忍受更久的時間。

或許你會說，處理事情當然要時間阿，你總不可能要人家閉著眼睛就讓你通過吧?

其實我也並不否認這樣的看法，但問題就在於這項制度中完全沒有任何處理「申請期間需求」的規定(註2)，這也就是說，申請者在等待的期間只能「忍受」，但就連我這種自認適應力很強的人，在這一個月內都備受煎熬，實在很難想像有更多需求的人該如何度過這漫長的幾個月。幸好因為疫情的關係可以居家辦公，讓我可以使用我家中的設備，不然如果要我等那麼久的話，或許我早就離職了吧!

可是，居家辦公終究也只是因應疫情的一種非常手段，沒有人會希望疫情一直延續下去，等到疫情結束後，這些需求還是只能仰賴政府所提出的職務再設計去改善，所以現行的職務再設計制度應該盡速新增申請期間的因應措施，以填補初期受僱人所遇到的困境。

欠缺宏觀規劃的勞動部與被妥協的我

隨著交通越來越便利，許多人工作的地點常常會在不同城市間轉換，但依照現在的職務再設計規定，每當更換工作後需求者就必須重新申請職務再設計。這樣的設計其實也沒有錯，畢竟不同工作環境所遇到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但如果像我這種需求、工作場所及內容幾乎都沒有太大差異的需求者來說，就會認為這樣的設計非常地不貼心。這樣的設計加上沒配套的等待期間，如果說的誇張一點，可能會出現等不到服務所以適應不良而離職，但到新單位又要再重新等待的無限循環，不僅完全沒有發揮職務再設計的功能，反而可能讓障礙者對於找工作或換工作感到畏懼及反感。

很明顯的，勞動部在規畫設計這項制度時完全沒有顧及到需求者實際工作可能遇到的情形，直接將問題丟給各縣市政府自行處理，而縣市政府各自為政的結果就是使用者必須不斷進入申請、評估及等待審核結果的煎熬中。

說到這就讓我想到，我從新北市離職到臺北工作後，當時申請的輔具現在去哪了?說實在的我並不知道，畢竟目前知道且願意申請職務再設計的人真的不多，而有相同需求的人真的少之又少，那這樣我又在臺北重新申請一次相同的東西不是反而更浪費國家的資源嗎?

所幸最後我在制度中找到了一個「輔具跟我走」的方式，那就是以個人名義而非以雇主名義申請，但這樣卻有一個麻煩就是一定會有所謂「自負額」的問題，而隨著職務再設計內容的項目及複雜程度的增加，所需要的負擔其實比想像中的高，而為了不要每次換工作都要經歷那漫長的等待與煎熬，最後我還是被制度妥協而選擇以個人申請及自負額來避免再經歷那漫長的等待與煎熬了!

喧賓奪主的主管機關們

最後，讓我認為弔詭的是，原來職務再設計這項制度的規定幾乎都是為了政府量身打造的內容，不僅想盡辦法壓榨需求者以節省經費，而且還直接將使用者拒於制度門外不讓其參與，更可怕的是竟然只是為了方便就違法限制人民的選擇權!

1.不僅吃社政豆腐還吃需求者豆腐

在一些工作輔具中其實有些也可能包含著生活輔具的性質而且難以與工作分割，這時候依照勞動部「推動職務再設計服務計畫」第10點的規定，只要該項輔具屬於社政生活輔具可補助的範圍(註1)時，職務再設計審核補助額時就會「直接」先扣除該補助的「最高額」再做審查，而且也不論該項輔具費用補助當下是否處於可以申請的狀態。在此先姑且不論用職務再設計補助具有生活性質輔具的這件事合不合理，這樣的做法的確可以避免需求者重複申請導致資源的浪費，但很明顯立法者忽略了輔具的多樣性及複雜的使用情形，導致這樣的「美意」反而不利使用者。

如果工作輔具同時包含著生活輔具性質時，固然可以做為扣除社政補助的理由，可是應該也僅限於具備「可以隨身移動」或「可攜性高」的特質才合理，畢竟如果這項輔具在生活上及工作上都有需求的話，無法隨身移動也不可能只買一個，自然也不可能以「需求者可以同時在生活與工作上使用」的這個原因而強制以社政補助填補勞政應負擔的部分，否則不僅不能完成勞政應該要完成的使命還把社政拖下水。因此，在這種情形下應該將兩者切割開來才對。

另外，「直接扣除社政補助最高額」的這項作法完全忽略了社政補助內部的規定，明顯已經逾越勞政的權力範圍，畢竟社政補助除特定輔具外，只有具低收入戶資格者才有可能享有最高額的補助，但一般戶卻只有最高額的一半，為何可以都直接適用最高額扣除，勞動部就此並沒有任何說明。最後，縱然剛好是具最高額補助身分的人，但社政補助是有年限限制的，如果當下年限還沒到，自然也無法申請社政補助，而這張發票依社政補助的規定也不能做為未來申請補助的依據，到最後等於要需求者自行吸收這項扣除額，這樣不是吃豆腐什麼才算吃豆腐呢?

政府在考量財政支出的狀況下絕對可以權衡補助的內容與額度，畢竟這樣也可以達到支持更多人的效果，但如果一項制度因為「無關」或「偶然」因素的出現，就足以讓使用者間產生極大的差異時，就已經不是一個平等的制度了。從上面的說明可以看出，職務再設計補助不僅偷吃社政的豆腐，還完全沒有思考制度設計的合理性與公平性，導致需求者間可能存在明顯不平等的差異，應該要檢討修正了!

我簡單說明勞動部電子郵件回信內容：

二、有關「經審查得由個人提出申請…..其補助額度應以社政補助為優先，再就其最高補助之餘額據以評估」是否會強制變更由受僱人個人提出申請一節：有關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補助，雇主得為排除身心障礙員工工作障礙提升工作效能提出申請，或受僱身心障礙者個人因就業所需就業輔具提出申請，並不會強制變更提出申請者。

三、有關「最高補助之餘額」究屬扣除社政得補助最高額或「扣除社政補助該項目最高額(不論申請人實際屬於何種身分別)」一節：身心障礙者個人申請與生活輔具共用性之就業輔具，涉與社政補助經費之分擔，有生活輔具需求者應優先向社政單位申請，本計畫規定所扣除之社政補助金額，係以衛生福利部訂定「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所規範各類輔具項目之「最高補助金額」為認定依據。

四、有關社政補助項目之補助年限尚未屆至時，是否仍有本點適用一節：有關職務再設計申請補助之就業輔具如同為生活輔具使用，而社政補助輔具年限尚未屆至時，仍可提出申請，並依前開審查原則進行審查。

五、有關申請之就業輔具與生活輔具、生財工具難以區隔，亦同時具有不可攜帶性或不易移動性者，是否仍有本點適用一節：身心障礙受僱者申請輔具限屬就業直接相關之就業輔具，如申請之就業輔具與生活輔具、生財工具難以區隔者，依本計畫第10點第4項但書規定辦理審查。

六、有關核銷所需發票或收據開立日期之疑義一節：查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流程係由地方政府受理申請後進行審查與核定補助項目及金額，後續再依核定結果執行改善方案，並向地方政府辦理核銷，故核銷所附之發票或單據應為核定日期後開立。

感謝您的來信，如您對於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業務還有相關問題，除可就近洽詢地方政府勞政單位，也歡迎電洽本署身心障礙者及特定對象就業組林先生，聯絡電話：〇〇〇〇。

2.被抽離的需求者們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電子郵件回信內容，如下：

戴先生好！

有關您的職務再設計行政處分，係依據本處委託台灣職能治療學會評估專員親至您工作現場完成的評估報告整體建議事項內容予以核定，核定補助項目及經費業於110年5月24日北市勞運輔字第〇〇〇〇號函中載明。先前您電話中提到想申請您的評估報告，因目前尚未有民眾進行過申請，本處尚未建立明確之申請流程，如您仍有此需求，請再來信說明明確之申請理由，本處將視理由之正當性再行予以准駁。

有關輔具核銷，因職務再設計服務乃依臺北市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及補助辦法辦理，依本處流程必須經本處核定是否補助(也有可能不予補助)及補助項目與經費後，才能採購，因此發票日期照理說當然會是在本處核定函的日期之後。此方面並無另訂法源依據，但依常理來說，基本程序是如此。如您在核銷方面有所疑問或遇到困難，歡迎可再來電本處詢問，本處業務承辦人都將竭誠為您說明。

重建處〇〇〇

(疫情期間本人居家辦公，如需聯繫，請電〇〇〇〇，或請致電〇〇〇〇職再業務承辦同仁)

在我兩次職務再設計（一次新北市、一次臺北市）的歷程中，評估員評估的結果竟然沒有讓我先確認過是否有誤，甚至到了收到審查結果通知時，我不僅不知道「審核單位究竟參考什麼因素審核」外，就連評估報告到底寫了什麼都無一所知，更荒唐的是相關規定還真的對「評估報告的正確性」、「審核過程的意見表述權」以及「審核標準」等內容隻字未提。另外，我向承辦人請求提供案件相關資料時，竟然得到「目前尚未有民眾進行過申請，本處尚未建立明確之申請流程，如您仍有此需求，請再來信說明明確之申請理由，本處將視理由之正當性再行予以准駁」的回應，實在很難想像除了我以外到底還有誰比我更有資格知道這些資訊，而又是什麼樣的規定可以限制我請求查閱我自己案件的資料。很明顯的，對於制度設計者及執行者而言，需求者一直都不是被重視的那一群人，甚至可以說是被認為不需要的。

3.違法限制人民的選擇權

當歷經千辛萬苦通過申請後，我慶幸我有等到審查結果出爐後才開始購買輔具，因為承辦人竟然跟我說「必須經本處核定是否補助(也有可能不予補助)及補助項目與經費後，才能採購」，言下之意就是如果我當時先買來使用了，就連一毛錢的補助也拿不到！但這樣看似沒問題的回答真的合法且合理嗎？

為了避免討論內容太龐雜，這裡只對「以個人名義申請」的情形加以討論。在受僱人以個人名義申請的狀況下，應該可以假設當需求者提出申請時，通常都代表需求者主觀認為這是他需要的輔具，如果自行先購置但後來不被補助，對使用者而言其實沒有不利，因為如果需求為真，那對他而言無論補助與否這都是一項必要支出，而是否先購置也是自己評估後所做的決定。但如果需求為假，那就是他自己的購物行為，應該也沒人管的著；另一方面，如果先行購置後被核定，不就正好表示在申請時他的需求就一直是正確且必要的嗎？那限制他必須等到核定後再購置的行為，除了會導致需求者必須忍受申請等待期間的不適外，完全想不到在執行上有什麼好處。

最後，正當我想挑戰這項規則時，我卻得到令我震驚但不意外的答案，那就是臺北市的承辦人竟然直接跟我說「此方面並無另訂法源依據，但依『常理』來說，基本程序是如此。」

我實在不知道他們所謂的「常理」到底是哪裡來的，但我只知道這樣的行為已經完全逾越了法律賦予行政機關的權限而屬於違法的行為了。不過，這裡可能有人會認為，需要經過同意的事情當然是要同意「後」才能開始阿!但我必須要澄清，這種「必須先經過同意」的案件除了帶有確認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的性質外，有些的確包含著「限制核准前行為」的用意，例如建築物進行室內裝修必須先經過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才可以施工(註2)、藥劑必須先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後才可以販賣(註3)等都是為了要維護「公共利益」，因此具有相當濃厚的「公益色彩」，因為如果沒有確認房屋結構就施工可能損及鄰居或民眾，而確認藥品的安全性是要避免不合法的藥劑流入市面；但反觀購置輔具這件事，「是否通過」應該只是在「確認」申請人是否具有此需求，自始自終都只涉及雇主、受僱人及國家的三方關係，其中並不具有公益的色彩，自然也欠缺「管制」的意思。說得更直接一點，政府不僅管不著受雇者何時何地買了什麼輔具，反而應該感謝我刺激經濟不是嗎?而且我這樣的想法也並非空穴來風，因為社會救助法第10條也規定「申請生活扶助經核准者，溯自備齊文件之當月生效」，這正是因為生活扶助的性質屬於「確認(需要被扶助的)需求」而非為了「管制」而設。所以在職務再設計的制度中，只要需求者的需求被確認後，從合法提出需求開始起就應該是有需求的，而在此期間賦予需求者自己評估是否先購買輔具這件事自然也是合理且正當的，並且還可以解決前面提到申請期間沒有配套的問題。

從本文的內容應該可以明顯看出，在職務再設計這項制度中，中央主管機關雖然規定了許多內容，但幾乎都是以防弊及權責分配的規定居多，鮮少看到為使用者考慮的設計；而執行此政策的地方主管機關不僅未從執行結果中找到問題並給予中央主管機關反饋，反而加油添醋的幫倒忙。在這樣的狀況下，除了透過倡議去提升職務再設計問題的關注度外，也就只能仰賴使用者們在個案上利用救濟途徑一片一片的完成這幅殘缺的拼圖了。

註1：臺北市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及補助辦法第10條。

註2：雖然臺北市有訂定「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就業輔具借用管理要點」，但該要點第1點開宗明義表示只供身心障礙者測驗、評估、試用或訓練之用，所以筆者不將此列入配套措施。

註3：這裡指的是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規定的輔具補助。

註4：建築法第77-2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22條規定。

註5：藥事法第53條。

文/ 朱浚溢，台灣師範大學咨商心裡博士候選人。中途失明的全盲視障者。Podcast《兩岸無障礙》播主。

大家好，我是朱浚溢，是來台灣讀博士班的全盲視障者，平時熱衷於參與各種藝文活動。

2021年3月期間，我在臺北參與了一次特別的口述影像工作坊。這是由「可揚與他的快樂夥伴」所發起的，對舞作《我們清醒，於是反抗世界的無窮反復》口述影像版的再創作。我說很特別，是因為在這個連續四次的工作坊中，視障者不僅僅會與工作人員共同討論口述腳本，還會親身體驗舞蹈創作以及身體展演的過程。

我們的身體會比大腦更先接收到關於舞作的訊息。這個經驗，與我之前接觸到關於圖片、畫作以及電影的口述影像，有很大的不同。非視障者接觸當代舞蹈的時候，也不一定能夠一看就懂；我們在視覺通道上受到障礙的人，當然更不可能一看就了解了。即使有人能夠清楚讓我們知道舞者千變萬化的動作叫什麼名字，他們也無法傳達肢體的美感、互動的張力以及整個場域中的形體流動等等訊息給我們理解，也就無法在我們心中形成對藝術的感受。所以我雖然試過，但之前一直認為口述舞作並不可行。

但這次，我動搖了，因為我有點兒「看到」這部作品了。這很可能是因為這一次口述影像的工作坊，包含讓視障者先用身體體驗舞蹈的歷程。也因為這個歷程，讓我拓展了關於將口述影像應用到舞蹈劇場的認知邊界。以下將其中三點想法記錄下來，從而補充一個口述影像受眾的批判性視角。

思考1：口述舞作轉譯的是「動覺訊息」

口述影像，也稱「口述影像服務」，在「口述影像發展協會」官網上是這樣說明的：「audio description 或稱 descriptive video service ，是一種透過口語或文字敘述，將視障者無法接收的影像訊息轉換成言辭符號，讓 視障者也能克服視覺障礙，協助他們克服生活、學習和就業環境中各種影像障礙的服務。簡單地說，口述影像就是把看見的說出來。」

但是我認為，如果說普通的口述影像是將「影像訊息」翻譯為「聽覺資訊」的話，那麼口述舞作所轉譯的則是“動覺訊息”。

這次工作坊之前，王昱程曾陪同我去現場觀看過兩次舞蹈表演。當時他坐在我身邊（貼得很近），用飛速的語言描述舞者動作的同時，還不停手舞足蹈給我示範他們的互動。我也可以隨時觸摸他的身體，以便儘量多一些理解舞者的動作。令我自己很意外的是，都不用事先說明，我卻能夠理解這個人在我身邊做什麼，以及為什麼這麼做。雖然表面上非常鎮定地接受他的這種「特別的口述影像服務」，但其實那時候內心洶湧澎湃。一方面是被這傢伙的熱情所震撼，另一方面是訝異於他怎麼會知道我如此渴望通過觸覺來瞭解舞者的表達？這是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的需求。這兩次體驗讓我模糊的意識到，舞蹈作品的口述影像，是需要加入一些除了口語訊息之外的資訊的。可是，我卻仍然無法欣賞到舞蹈作品的美，而且覺得認知爆炸，非常疲憊。

而今年這次工作坊中，可揚在每一次討論口述腳本之前，都會和他的快樂夥伴一起，帶領視障者親身體驗當代舞蹈，包括舞蹈動作的知識與技巧、舞者是如何互動的以及他們是如何發展出作品中的敘事的等等。這讓我從身體內在「看到了」這部作品中的動作。

例如，原本口述老師可能會講「舞者A倒了下來」，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如何倒下的，心想「倒下」的動作我們都會做啊，那一個舞者在舞臺上做這個動作有什麼視覺上的不一樣嗎？是會看上去覺得有美感嗎？我記得我們在第三次工作坊中，就花了一個小時在體驗這個舞作中他們是如何「倒下」的，從彎膝、下沉、屁股著地，道腰部、背部、肩膀、手臂和頭部的落地，這一連串的動作，是可以很順暢的流動起來的。這種身體的感覺和記憶，不會讓我成為一個舞者，但會讓我從此對倒下有了美學層面上的感知。

像是這樣的例子在工作坊中時常出現。因此，我從這裡開始明確了當時由昱程陪伴觀賞舞作之後的想法，那就是，在口述舞作的過程中，視障者最需要的是「動覺訊息」。人們在用眼睛看舞蹈的時候，我猜也是將視覺通道接收到的訊息傳遞給大腦中的鏡像神經元及相關認知系統，然後啟動相應的「schema」，從而才能夠在感受層面體驗到這支舞。趙雅麗教授也曾從完形心理學角度詮釋了視障者如何利用碎片化的訊息來完成對感知事物的「gestalt」。

但在舞蹈作品中，單用語言來彌補視覺上的缺失，可能只是豐富的「影像訊息」中的滄海一粟，並不足以調動起schema或完成gestalt。所以還有一種方式是跳過視覺，讓我們的動覺通道來直接接受訊息。昱程最初用「手舞足蹈」的方式或許正是採用這個思路。不過，那也只是從外在傳遞訊息，也要經過「解碼」的過程才能被我們的身體和大腦理解。如果在欣賞舞作之前，就讓我們的身體從內在去建立更多地感知經驗，那麼配合上欣賞舞作時的口述，身體的原有經驗就會被掉動起來。就避免了在口述舞作的時候產生認知超載、身心疲累等現象，從而能夠更優雅、更從容地欣賞舞蹈。

思考2：「客觀性」原則在口述舞作中可能會失效

你進到了咖啡館，就期待要喝到專業的咖啡，不會想要再喝隨便將就的即溶咖啡。同樣，舞作的口述跟電影的口述是兩回事。

看電影的時候，口述是一種輔助，這杯「即溶咖啡」不一定要多好喝，能提神就行。而欣賞舞作的時候，口述就是一杯需要講究的好咖啡。看舞作的時候，視障者幾乎就是用耳朵來接收訊息的。雖然也會有一些燈光、音樂、聲響來刺激，但是口述的內容仍然是占了我們絕大部分的認知資源。這就決定了口述舞作和口述電影是完全不同的服務。

如何泡好這一杯咖啡，需要高超技術。聽說最好的咖啡師會沖泡出擁有他自己風格的口味。在podcast「兩岸無障礙：與身心受障的對話實錄」的第48期節目中，評論家許家峰也和我探討了口述影像服務。我們說，根據口述的物件的不同，口述者應該展現不同的技術操作。例如在靜態畫作的口述行動中，觀賞者有很多時間可以去想像，所以口述者可以掌握「客觀」、中立的原則可以被落實。如果客觀訊息不足以形成gestalt，口述者仍然可以再補充一些描述。但是遇到動態的藝術品，特別是一瞬而過且沒有敘事對白的舞蹈，口述者可能就沒有時間這樣慢慢來了。幾秒鐘之內會發生了很多身體變化及互動，而語言能夠「說出來」的內容，最多也就是線性的幾個動作而已。因此，在這樣的限制之下，為了我們的審美需要，昱程和我都認為可以在口述舞作的時候加入一些「主觀」描述，例如使用多一點形容詞、隱喻等。

在「我們清醒，於是反抗世界的無窮反復」這支作品中，昱程寫的口述腳本就偶爾使用了修飾語。我記得在舞者扶起倒下的人後，他們又「癱軟」下來。這裡的「癱軟」其實不是關於動作的客觀描述，而是一種添油加醋的主觀描述。不過這樣的描述很適切概括了當時舞者的身體感覺，這個描述也能夠激發我動覺層面的經驗。我的身體也就幫我「看見了」這個舞蹈畫面。

不過還是要提醒的是，這些主觀性描述的加入仍然不應「替代」視障者的內在觀賞歷程，而應是錦上添花、畫龍點睛之筆。「老版特調」的確讓人驚喜，但千萬別讓來喝咖啡的人喝到了咖啡以外的東西哦。

思考3：如何使用口述影像服務也是一種視障生活技能

口述影像的受眾同樣是需要經過訓練的。好比是當初我們拿到白手杖不代表就會我們馬上可以獨立出行，我們牽起導盲犬也不代表我們就能馬上四處趴趴走。

這次工作坊成果發表的現場，有些非視障者觀眾會了體驗視障者是如何「看」舞蹈作品的，於是閉上眼睛聽口述，以為能夠因此感受視障者的經驗。但是他們可能不得所願。其實就連視障者也不見得一聽到口述就可以得到藝術欣賞經驗。如果視障者缺乏對口述影像的經驗，直接跳過學習階段就來聽口述舞作，那麼也可能常常一頭霧水。比如，什麼是「舞臺的左邊」？是觀眾面朝舞臺的左邊，還是舞者面對觀眾的左邊？這些訊息當然可以由口述者在導聆時告知，但與「如何聽口述」相關的實作知識還有很多，例如：口述一般會在什麼時候不得已地與畫面不同步、口述老師如何篩選眾多訊息中的關鍵、口述中的沉默又代表什麼等等。我們無法一口氣瞭解這麼多實作知識。所以，不光提供口述的人需要技能訓練，就連傾聽口述的人也需要訓練。這種訓練可以放入視障者生活重建的課程。我們有了對口述影像的基本認識，以及在不同場域中的應用特點，才能夠在接觸口述服務時，更充分享用這些服務。

這次的工作坊在口述的基本知識之外，補充關於特定舞作的動覺體驗。我們提前得知，可以用身體體驗到舞作所要表達的內容。因此，視障者才更能狗充分感受到舞作的魅力。

最後，筆者也要表示，筆者有幸深入接觸到兩廳院劇場的口述影像。在林老師和吳老師兩位專業口述服務人員的設計下，我們視障者會在觀賞前的導聆階段，觸摸到舞臺的模型、表演者的服裝和道具等，這些設計在劇場中應用口述影像服務中，也帶給我們很大幫助。

結語：

口述影像仍然是個尚待發展的專業。前輩老師和當下正在辛苦探索的專業人員們也都在盡力中。我作為一個全盲視障者，在此分享一些自己的經驗感受，也是想要呼籲口述影像的受眾朋友多多表達自己的聲音，讓彼此產生更為深刻的互動，才能有效的推進專業服務的發展。而我個人只能提出少數的觀點，並不能代表大家。低視能、天賦盲以及完全無舞蹈經驗的視障朋友都可能和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謹以此文，感謝一路上帶我認識口述影像的各位朋友以及專業人員，期待我的想法能夠給與這個領域提供一點新的思考。如果想要瞭解口述影像的專業知識和相關培訓，可參考口述影像發展協會官網：https://www.dvs.org.tw。

（原文於2021年7月發表在WeChat官方賬號「奇途無障礙」。這個發表在「障礙五四三」blog的版本略有修改。）

文：游以安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L的溝通密碼2.0

L，是一位視、聽、語多重障礙者。國小、國中及高中均在特教學校度過，高中時成為全國身障游泳選手，2011年考進大學。

我是她的導師，初次與L見面是在新生家長說明會上。那天L與母親用飛快的「手指語」交談，還送我親手做的串珠兔，讓我印象深刻。

L在六歲學會手指語。手指語，是學校老師特地至澳洲學習，回台後再改成注音符號版本設計而成。用手指語溝通的人，需先透過手指觸摸得知注音符號的位置，再用拼音方式開始對話。除了手指語，L後來也陸續學會點字與電腦。

  L上大學後，與特教學校最大的不同，在於她接觸的人不再是聽障、視障者族群。她需要融入一般人的生活，才能適應大學課堂。這對L而言是極大的挑戰，對系上師生也是。幸運的是，室友Z在開學前就跟L學會了「手指語」、同學W自行上網學會「指背語」。據說她們常在一些「無趣」的課堂，像敲摩斯密碼般聊天。

L隨身攜帶盲用點字「注音符號點字溝通板」。需要與他人對話時，她會領著對方的食指，去碰觸半張A4大小的板子，拼出字句。此種方式要求對話的人記住每個拼音單字，常讓人打退堂鼓。後來，L班上另一名全盲的男同學開發出「對話式簡易溝通板」，才讓L與人的溝通更方便。

不過，多數人與L的溝通，還是透過筆記型電腦與盲用電腦翻譯點字機。

我們在筆電上打字，透過盲用點字機轉換成點字，讓L用手指閱讀。L回話的時候，我們在螢幕上讀她的打字。我們就這樣進行每學期的課業輔導。L打字速度快，仍受限於繁重的電腦設備。每當L要出門上課，都得準備得像登山客。除了筆電、點字機外，L還得背著厚重的點字版教科書，持著盲用手杖在校園行走。

L大三暑假，資源教室J組長安排L到盲人重建院，學著用Facebook。L因此大幅拉近了與人的距離，還結交許多朋友／粉絲。我最近一次與L訪談，就是用臉書完成。我用臉書「語音」程式說話，說的話轉成文字傳到L的臉書，讓L用點字機「聽」。有時聊得起勁，我們也會互拍手背表示情緒。

有賴於臉書科技，我們不需費力的捏著對方的手指頭，在溝通板上拼出對話。時常有那麼一瞬間，我覺得L彷彿能聽見我說話。

L不斷更新生活技能與別人溝通，其他同學願意學手語，我用臉書和她溝通。我們常人容易以主流價值觀，去衡量障礙者的「能力」是否符合標準。卻忽略了他們為了融入我們的生活世界，其實展現了「超能力」。

大學應如何改變以符合障礙者需求

其實在L入學前，校內也經過一番波折。校方預設L會使用太多資源，希望系方能「勸退」L與家長。

然而該系已經栽培多位障礙生，對障礙生受高等教育早有共識。與校方僵持不下，系主任與我決定家訪，以評估L的狀態。相對於我們委婉表達學校的擔憂，反倒是L父坦言如果校方不歡迎，他也自有安排。L白天能在家附近學習按摩，或至啟智機構手作所，晚上再由家人接回家。可是，長期在機構生活，對L無疑是一種社會隔離。事實上，唸大學是L的權利，校方根本無權不讓L就讀。

讓L離開封閉的生活吧！透過系務會議決議，系上教師決定力爭L的受教權。校方最後承諾L入學，並依法徵聘個人助理協助L就學。可惜這個承諾只是口惠。L上大學後大部分協助，還是有賴系上師生與資源教室中少數人力。

L身障游泳國手之路，停滯在無能/為的行政系統

L是「身障游泳」的高手。L的游泳教練M認為，以她「國家級」的實力，只要繼續接受訓練，不但能成為職業選手，還能靠優渥的獎金養活自己。上大學後，L與M教練都希望能持續參賽。可惜大學缺乏泳池設備，讓L的選手之路充滿挫折。如果L要進行培訓，只能借用友校的泳池。每當我們要求校方增添游泳設備，得到的回應都是「資源不足」、「苦無人力」等。言下之意就是要系所自行承擔。

L的泳訓，要她每週從南部回竹市居住地，等M教練從台北來竹市會合，才得以完成。我與L住同市，負責開車接送L。始終，這樣的泳訓量還是不夠。最後L因疏於練習，在比賽時體力不繼，鎩羽而歸。而L考慮到課業學習與游泳生涯無法兼顧，決定要暫時放棄游泳。身為導師，我深刻體會到光靠幾位師長與同學的努力是不夠的。兩年後，L在W同學陪同下再次參賽。可見即使游泳之路備感艱辛，L從未放棄努力。

無法用常模標準評量的學習歷程

L喜歡上課，從未缺席。與伴讀同學的同步翻譯，也是L重要的「人際互動」。只是，若用一般標準衡量L的學習成效，在相對抽象的理論課，或統計、研究法等課程，L還是很難及格。

在教學自主的前提，S系老師調整L的教學方式。有老師建議她跟學長做課外輔導，不用進教室上課；有老師訂出指定閱讀，要求L完成心得。給予評測時，多數老師給出足以過關的分數。不過為了畢業，L也有必須重修的科目。

聽伴讀同學說，他們有時候也來不及消化老師的知識，還要將生硬的知識轉譯成L能懂的版本，簡直自找麻煩。到後來，伴讀同學受到L自律的精神與態度激勵，不但自動與L一起學習，還成為好朋友。

雖然L理解能力有限，但這是她的受教權。就像很多同學聽不懂深奧的社會學理論，難道也要限制他們修課嗎？

我們常在L身上看到令人訝異的表現。同學常好奇她如何知道火車在裡哪停靠，電梯停在哪層樓？她怎麼從手觸皮膚的感覺，辨識出她認識的人？她又是怎麼學會注音符號，甚至電腦、臉書、點字等。

一直以來，我常反思大學存在的價值，難道僅限專業知識的框架中嗎？大學是否也能讓所有學生／障礙生與之共融，得以突破／認識自我、創造潛能的可能？

L的自立生活與社會共融

大四學姊自發伴讀，大一同學接力相隨

L上大學時，適逢教育部修法補助各大學聘任個人助理。校方雖然依法徵聘個人助理到任，後來便以人力不足為由，將個人助理轉任為對全校障礙生工作的輔導人員。

校方的決策，讓S系與校方衝突不斷，也使L的大學生活雪上加霜。身為導師，我認為與其跟校方高層不斷斡旋，不如與資源教室合作。我鼓勵同學組成協助L的「工讀團隊」，而工讀金來自L每週修我心理學的「課輔鐘點費」。我留一個小時與L課輔，把剩下的兩小時挪為六小時工讀金。我請同學規劃與L的「大學生活體驗」，讓L能多跟同學「混」在一起。後來，有些工讀同學與L發展私人友誼，也不乏有人學會手語，立志當手語翻譯員。

L與同學這段寶貴經驗，實是S系師生長期實踐對障礙生友善的成果。有兩位學姊得知L的狀態，就主動表示協助。包含L在校生活、伴讀，甚至是到友校泳池練習等。學姐們的熱心安定了L的焦慮。

我會組成工讀團隊，一方面是我社工與諮商師的專業；另一方面也是自力救濟。只是沒想到，原本個人助理資源被取消後，反而讓L獲得與同學共同生活的機會。

與同學協力完成演講及校園定向、返家訓練

L大三暑假，育幼院內老師建議加強表達訓練，讓她鼓舞院內其他視障者。L開始在鄰近小學演講後，也能「支援」其他同學在院的實習課。比方說，L與同學一起準備演講的設備與道具以及大型溝通板，供小朋友認識簡單手語。能在同學實習時幫上忙，讓L很有成就感。L現身說法對院內孩童很有意義。據說L的演講，曾讓一名中輟叛逆的青少女迷途知返，回學校完成學業。

J組長認為L要有校園定向與返家能力，才能自己行動而不過度依賴他人。為了驗收L的定向能力，我曾在課堂設計活動，讓L帶蒙眼的同學們逛校園。平時依賴同學協助的L，搖身一變為協助同學的人。我還記得同學一路驚聲尖叫，反觀L則是一邊耐心等同學跟上。能獨自在校園行走，讓L很有成就感。我見過L與超商店員用溝通板互動買微波餐點，也見過L在校內擁擠的餐廳用餐。L能與朋友相約在高鐵站，除了無障礙服務以外，還加上L對自己有信心。這些都顯見定向、返家訓練對L有幫助。

她／我是班上一份子，有參加畢旅權利！

大四時，同學們決定去小琉球畢旅。L也非常期待。開班會時，有同學以溝通困難與安全顧慮為由表示反對。班會幾經爭執後不了了之。直到我看到L與同學們在陽光下燦爛合照，才知道他們最終達成共識：全班一起去畢旅。G跟我說，表示反對的同學其實很照顧L。而L也能理解反對的同學只是因為沒經驗。只要有機會嘗試，大家都做的到。

畢旅後，L又邀約同學去「小畢旅」。同學們立刻答應了。為了讓愛游泳的L能盡情下水玩香蕉船，同學們特地準備延經藥與暈船藥。

L的故事提醒我：人們總是以安全為由保護／限制障礙生，可能是不想承擔風險與面對壓力。而同學與L的互助合作，已經對社會共融做了最佳詮釋。

最後一哩路：就業轉銜

L大四時，校方召開ISP計畫，評估L未來就業能力。L若能適應在機構內工作，總比返家生活好。我們一致認為H校是首選機構，於是建議校方邀請H校的B老師出席ISP計畫。取得雙方共識後，由H校開出職缺給L。等候面試期間，J組長找出L諸多優勢，如：點字觸摸正確率高，自律、負責、打字速度快、認真等。J組長也趁機傳授L領導能力，以及履歷書寫、投遞及面談技巧等。

L順利錄取後，與母親在外租屋。在母親接送上下班的前提下，L展開自立生活。B老師以L的專長分配工作，例如L很自律，能讓她教導院童自理生活；L的點字專長，協助教師批閱作業及繕打點字繪本圖書；L很會游泳也能幫助小朋友。B老師表示，L是H校首位回來工作的校友，希望L能發揮專才。

H校願意敞開大門，並用成人的態度支持L的自立生活。我在L畢業後探訪幾次B老師。B老師表示，L可以勝任這份教學助理工作。而她的行動，對院內孩童而言，格外有意義。

受教育跟交上好朋友，改變了L的人生

L上大學後收穫很多。B老師說，她體認到L上大學後，視野與人生更開闊。父母也發現L變得有自信，能清楚表達自己的意見。

在大學中學習，讓L變得有自信。她用臉書交友，跟大家一樣，想過自立生活、想學習、想成為有用的人。L希望H校的學弟妹也有機會上大學，因為受教育跟交朋友這兩件事，改變了她的人生。

---

編按： 本文改寫自 游以安(2020)。〈一個視、聽、語多重障礙者在大學的社會共融學習與生活經驗敘說探究。〉，《台大社會工作學刊》，41，99-165。另，小編感謝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周寅彰同學協助編輯。

這篇文章的四之一

這篇文章的四之二

這篇文章的四之三

作者：文：周倩如（ 趴趴），台灣障礙女性平權連線理事長

四，障礙者與個人助理的合作與依賴：

我本來就是需要高支持人力的障礙者。在武漢的這5天，因為環境障礙，我需要更多的協助。在現場，家寧是唯一可以協助我所有事物的人。所以我更加注意家寧的狀態，以及自己的狀況，才能減少個人助理額外的負擔。

1 環境障礙：個人助理的工作量變多了，更需要溝通與信任

障礙研究論壇的會場是無障礙的。但是我一踏出會場後，各種外部環境障礙不斷出現。例如，我要進入店面困難重重：騎樓完全封的死死的，只留下一個人可以過的空隙。

我們要買東西時，常常需要在店家外面討論出多種方案，減少個人助理來來回回花費的時間。

如果方案不夠多或者是原則不明確，個人助理就只好來回奔跑一直詢問我。在14號的城市小旅行中，身為輪椅使用者的我無法進入許多的寺廟建築內部。建築物的內部情況為何，就需要依靠家寧拍照，請她跑出來我評估是否該讓我親自看看。

環境障礙也改變了我和家寧的合作模式：她從單純的只是身體手腳的協助角色，轉變成更多功能的角色。

在11號，我們兩人獨自探險日，一直碰到人行道有3到5公分的台階。因此，家寧需要不斷注意我的頭是否被迫一直搖晃，擔心會不會有什麼問題。有時我們遇到的台階過高，她就需要把斜坡板拿出來，擺放斜坡讓我上下。當她發現周圍的高低差都很高的時，她就把3公斤的斜坡板一直拿在手上，隨時準備放在地上使用。

因為交通運輸工具的限制，我們只能搭乘地鐵。每次在過地鐵的安全檢查時，家寧要一個人要把我輪椅上的包包和斜坡板全部卸下。我的包包因為裝了電動輪椅的充電器還有雙人位帶和雜物有點重，再加上斜坡也有3公斤。她一個人拿著三個行李通關，然後再把行李一一掛回我的輪椅上。城市規劃很少有斑馬線可以跨越馬路，讓我們看得到電梯卻不得其門而入。

地鐵站離景點都有一定的距離，當天家寧的步行距離大約就有8到10公里。我很擔心家寧的體力，因為我的生活都仰賴她：照顧好彼此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路途中我主動告訴她：「如果妳覺得累、需要休息，一定要告訴我。坐輪椅的人不懂走路人的累，走路人也不懂坐整天的人會屁股痛。」不過，她都說沒問題。那就要相信對方沒有問題。

旅程中，我一度有種「很悶」的感覺，但我當下還沒想清楚是什麼原因。為避免把情緒發洩到別人身上，我和家寧說我需要「飆車」一下，請她慢慢走，我們在下個路口會合。我們其實也都忘了，當下我有沒有明確告訴她：「不是因為她協助而造成我的心情不好喔。」家寧提到她當下擔心過：「是不是我哪裡沒做好？ 或是脖子沒撐好？我花太久時間架設斜坡板？之類的問題。」

其實這些問題都是環境障礙造成的。我們後來討論，如果當下能清楚表達不是個人做錯了什麼的問題，就可以減少雙方的心中小劇場。

13號的城市小旅行，家寧也去協助另一位老師推輪椅、扶老師走路。其實我有點擔心她這麼樂於幫助很多人，會不會累積太大體力負擔。但我想，這是在武漢的最後一天，接下來行程沒有什麼需要高強度的協助，所以她這時候幫忙別人應該不會影響後續協助我。我就沒有開口請她自己注意她的身體狀況。但如果她幫助別人的情況發生在前面幾天，我就會開口請家寧注意她自己的身體狀況 。

與個人助理合作，當事人不要在心中上演小劇場而不溝通，不然就會造成雙方累積壓力和顧慮，反而影響接下來兩人合作。兩人一起開口討論，就算沒有討論出解決的方法，但至少雙方都可以說出自己的考量，這非常重要。

2長時間協助，需要個人放空的空間

我過去找過其他人，協助我出國。許多個人助理表示，連續多天，24小時，跟我在一起的工作，他們很需要個人放空的空間。有的人會提出需要有一小段個人的時間。

因此， 在逛湖北博物館的時候，我刻意一個人逛展場，讓我和家寧不要一直相處。在武漢的第四天研討會中，我也主動和家寧提議，她下午可以去休息一下或者是出去走走。並且，我提出，我直接下來的下午時段不太會有需求；就算有需求的話，我可以主動請現場的人幫忙。

事後家寧提到 ：「可能我晚上洗澡和洗完澡的時候，就有自己的空間了，我滑個手機傳個訊息這樣。在研討會過程，也算是我自己的時間，因為我知道你在研討會忙，那麼我就不會隨時都一直很專注在你身上，還是算有自己空間。而且，這個研討會，也是我感有興趣的。研討會本身就佔了行程幾乎一半的時間。所以，整個行程中，需要我出力協助的時間比例，其實比想像中來得低。」

「不用一直注意我」是我和家寧在台灣就建立的協助模式。

家寧在研討會時都坐在我的旁邊，是我可以主動找到她的距離。但如果是我外出行動的時候，因為環境變化，就會變出不同的需求。個人助理需要自己空間這件事，因人而異。但障礙者主動注意個人助理，跟個人助理進行溝通，是很重要的。

五，旅行，最讓人回味的是那些插曲

我重新檢視這趟旅行，我回想自己和家寧的對話 。還好旅行的插曲是我和家寧都能夠承受的，這篇文章才會在大家面前出現。

1 如果沒有她

如果是外籍看護陪我去武漢的話，各位可能不會看到這篇文章。因為，這篇文章內容是很多我跟個人助理兩人對話的反思。平常我與外籍看護的相處其實很少包含細緻的對話，因為她跟我有語言溝通的問題。

再說，在中國，人們主要的語言是中文，我的協助者必須在充滿環境障礙的武漢扮演我跟當地人溝通的橋樑。我的意思是，因為環境障礙變多了，所以個人助理就需要更常挺身而出，作為我跟環境之間的溝通橋樑。例如，個人助理需要走上樓梯，詢問陌生人電梯位置。那麼，不諳中文的外籍看護就算跟我進入中國，大概也無法擔任這個幫我問路的角色。這樣她跟我在中國可能會更挫折，因為就連我在台灣的時候，跟外籍看護細緻的溝通都很困難。

當初在決定要不要參加論壇時，家寧是我手邊唯一一個還有在協助我的個人助理。因為我和家寧的合作有一段時間 ，我們之間有一定的信任和熟悉。而且她之前有擔任其他障礙者個人助理的經驗，讓我覺得她特別適合陪我去中國。而且我心中早就預設，中國的無障礙狀況不會很好。依據過往合作經驗，我想我們兩個可以承受各種奇怪的插曲。確實，在旅程中有很多的狀況，讓我們兩個各自進入不同的狀態跟情緒， 但我們彼此有溝通清楚。

如果家寧不能去，我應該會放棄這次前往武漢的機會。雖然我可以透過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網路，或者是學校網絡找到人選，但是只有4個月的事前準備，要我跟一個陌生的個人助理花時間磨合、了解彼此的狀態、教個人助理各種協助技巧、跟她一起練習，那真的很難。

我在生活已經很忙很累的狀況下，實在很難投資很高的人際成本和時間成本尋找全新的個人助理。 而最重要的是，我無法先了解一個人的狀態和抗壓程度，就要決定這個人能不能跟我去中國並購買機票。我已經預設中國無障礙狀況不好了，如果還要找一個陌生人跟我同行，協助我，那真的讓人擔心。

2 與個人助理的準備與溝通

一個高度支持需求的障礙者的旅行，事前有非常多事情需要精準的溝通。我透過每日行程和協助者討論每個細節、各種可能發生的狀況，以及討論應對方式。現在回想，如果事前她跟我能夠有一個兩天一夜的小旅行，排練一下，個人助理能夠更理解協助的項目，而且也能評估她自己的體能狀態。

在過程中，溝通非常重要。如果發現自己有情緒，可以先讓自己有些空間冷靜下來，再和對方說明自己發生什麼事。，雙方不要累積成各種壓力和顧慮，才能繼續合作。

同時，障礙者要注意個人助理需要個人空間的重要性。身為障礙者的我因為需求的關係，習慣24小時旁邊都有人，但每個人可能都需要有一段個人空間的時間，讓她自己放空。

我能清楚知道要怎麼溝通與準備，是因為之前出國或出遊經驗以及與不同個人助理合作累積出來的。我是從嘗試的過程中學習到這些經驗。

3缺乏多元想像的城市

人在中國，搜尋要用百度引擎，地圖要用高德地圖，付款要用實名認證的支付寶。這些對於外國人來說其實都是文化差異，而且影響日常生活。武漢的城市規劃缺乏城市使用者的多元想像：跨越馬路的設計多以地下道和天橋為主；平面的跨越馬路斑馬線少之又少；人行道雖然有斜坡，仍然有很多的高低差。

雖然我事前用Google搜尋武漢當地無障礙資料，卻找不到資訊。事後想到，如果我提前詢問主辦單位交通和旅遊的事情，或者認識當地的障礙團體，進而了解當地障礙者如何在城市生活的方式，或許我們在這個旅程中少掉許多挫折。

對生活的熱情和好奇，使我「任性」地，在缺乏多元想像的武漢市中探險。因為家寧和我都有「社會模式」的概念，我們知道所碰到環境障礙問題，不是我個人的問題。我不會像小時候那樣，對同行者愧疚。但在環境障礙互動下，個人的生理、心理以及與他人互動情況，仍都受到很大的影響：例如，我的脖子很痠、身體很累、心情很悶；家寧也很累，上演心中小劇場。這些插曲確實讓人緊張，不開心，但是，我們共同釐清處境並解決問題的過程，卻是這趟旅程特別讓人回味的地方。

這篇文章的第一回

這篇文章的第二回

作者：文：周倩如（ 趴趴），台灣障礙女性平權連線理事長

我要「飆車」一下：環境障礙如何影響障礙者的身心狀態與選擇空間

在武漢的5天中，在11號這天，家寧和我自由探索武漢市。在充滿環境障礙卻又缺乏無障礙資訊下，我們生理和心理都很累。我們比較有把握該如何在這座城市行動後，準備要在13號晚上去探險。

14號白天行程很難發揮。因為要搭乘晚上8點的班機，我們要計畫搭飛機前準備使用尿布的時間。此外，這幾天搭地鐵的經驗充滿許多不確定性，讓我覺得在飯店休息就好了，不要出門。

幸好，張恒豪老師、蘇峰山老師向主辦單位問到一台無障礙車，可以在下午載我們逛逛武漢並前往機場，我們才省下安排交通的煩憂，而且可以將這些時間用來進行城市探索。

1 探索武漢的挫折與無奈

11號，我原本是想和其他人一起行動。我在現場詢問有沒有無障礙車可以包車，才得知「全武漢只有兩台無障礙車」，無法提供接送服務。家寧和我只好獨自去探險。剛到武漢的時候，我很興奮，因為覺得很新鮮。

但過沒多久， 每次上下人行道我的脖子都要承受巨大的力道，我需要請家寧從兩側扶著我的脖子。如果碰到台階過高的情形，家寧就需要把斜坡板拿出來使用。從沒有想過走在現代化的都市的人行道需要花這麼大的力氣。

花了一個早上，我們一路從下榻與會議場所的中南花園飯店，走了快兩公里，到洪山廣場站。我們本來想辦支付寶，需要到銀行開戶，而開戶前提要先辦實名制的電話卡。但外國人要辦電話卡都必須要到直營店才能辦理。我們沿路大約詢問了五家通訊行，都不是直營店，我們只好放棄了。在路上，我們好不容易才發現地鐵的電梯，就像開啟遊戲中下一關的大門，承諾我們可以到更遠的地方。

於是，我們前往湖北博物館。然而，從東亭站走到湖北博物館大約需要40分鐘， 沿路人行道也非常難走。我已經走到心累，一度想說要不要回去。而讓人更不安的是，要到湖北博物館門口，只能走地下道，沒有平面人行道可走。 還好，後來我們在附近找到電梯，不然我真的會崩潰。

但過地下道時，突然有一位大姐跑來關心我們。原來她是管理人員，告訴我們地下道的電梯是有時間限制的，晚上6點之後就會關閉。

我心中吶喊：「天啊!連行動都有時間的限制。」

逛完博物館後，我還是想要去別的地方逛逛，但考量我和家寧的體力，還有各種不確定的因素，最後還是選擇回飯店。在回程的路上，我有一種「很悶」的感覺，但還沒想清楚是什麼原因。為避免把情緒發洩到別人身上，我有和家寧說我需要「飆車」一下：請她慢慢走，我們在下個路口會合。在回程出站時，我們還碰到下雨，家寧要一邊撐傘一邊幫我鋪斜坡，真的很累人。

2 我到底在悶什麼?

我的情緒來自於，怎麼在這個城市裡，我會連路都沒有辦法好好走？一整天下來脖子超級酸、又很累，而我才剛剛抵達武漢耶。

原本想要辦理支付寶這件小事也做不到。在過程中，我也很擔心家寧會不會太累，因為她已經不知道走了幾公里了。雖然我們路上看到共享腳踏車，但我們沒有支付寶，所以不能租借。再者，我在武漢是非常依賴家寧的，若是家寧有任何狀況，我也要擔心我自己的狀態。加上回程的時候，我們在地鐵還碰到白目的保安叫我去打車。種種環境障礙，導致我覺得遊覽武漢的過程非常艱辛，挫折感很重，我深深感到失去自由。

回到飯店之後，我聽說其他與會者自由探索武漢的豐富經驗，我心裡更產生一種相對剝奪感。其他人可以輕鬆坐計程車或公車就出去玩，但家寧和我卻碰到好多的障礙。

當晚回到房間後，幸好另一位與會者雅郁協助，讓我講出這些感受。我回顧自己此行至目前為止所發生的事，並釐清情緒與導致這些情緒的原因，在之後能夠面對這樣的環境障礙，並提出解決的方法。

3 調整心情，繼續探險

來到武漢是非常難得的機會。雖然人行道真的很爛，導致我的身體出現各種不舒服的狀態，但我真的不甘心大老遠從台灣跑到武漢卻只待在飯店。在考量身體的狀態下，下午我參加研討會時就把呼吸器拿出來用，讓自己的身體不用花太多的力氣，同時增加枕頭讓脖子有更多的支撐，這樣晚上才能到處趴趴走。

13號晚上跟著老師們去逛當地的景點：楚河漢街。整條街還原民國初年的樣貌，街道兩旁有200多個商店、餐廳、文化休閒場所，總長1.5公里。

但是這條街比平面的馬路低了一個樓層。家寧和我出了地鐵車站後，我們一直找不到可以往下抵達楚河漢街的斜坡或電梯。於是我們只能沿著楚河漢街上方的平行馬路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尋找到底哪裡可以下去，一路上和家寧抱怨著各種無障礙的問題，路上還問了保安大哥。他們也想了很久，才想到地下停車場有電梯，可以往下通往楚河漢街。最後終於和老師們碰面， 一起逛了一小段。

回程，又是一場豪賭：當時已經是晚上10點，地鐵末班車是11點，走原路要往回繞一大圈，可能要多花20分鐘、甚至更久。或者，我們要繼續往前探險，看有沒有可以繞出迴圈的路？

此時，剛好看到正拖著水泥包推車的裝潢大哥從另一頭出現，所以我決定繼續往前走。根據以前的經驗那邊一定有路可以出去。果然我沒有猜錯，沒過多久就看到有斜坡可以往上走，但斜坡一上去，又碰到一堆路阻，還好我可以偷偷地用電動輪椅把那些路阻推開，不然不知道還要繞多遠的路才能回到地鐵站。當時我非常擔心若是沒有辦法在末班車的時間內搭到地鐵。一般人趕不上地鐵，只要找個計程車，就可以解決回家問題。但電動輪椅使用者卻需要在腦袋裡面先想好，如果沒有地鐵又沒有障礙友善計程車的話，各種停損點和因應方式。

待續（編者說明：因為這篇文章較長，所以分成多次刊出。）